科学权威、意识形态与科学传播——基恩“边界设置”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1-07-21 14:11

　　本文简要介绍并分析了托马斯·基恩的科学边界设置理论,并进一步综述了这一理论与科学权威获取以及科学传播之间的关系。托马斯·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解释了科学的话语权威来自于科学自我进行的与其他知识类型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边界设置行为,且这一行为集中体现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基恩的这一理论或为我们思考科学传播以及科学话语权威的形成提供全新的思路。 

【文章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0,36(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7 页

【部分图文】：

边界设置理论与科学传播关系

在纵观了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与科学传播可能存在的内部逻辑关系,以及边界设置在科学传播领域内的应用后,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基于边界设置的科学传播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在这一模型中,科学的意识形态导向了科学的边界设置,从而为科学在社会环境中获取话语权威以及进一步的社会资源与权力而服务。在分析这一过程中,可以从传播学的视角入手,以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非科学家群体互动的内容表征以及表现风格为分析对象,以传播文本的修辞风格、符号表达以及修辞语言为分析维度,利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隐藏在边界设置所产生与所利用的科学传播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从而完成对于社会环境中科学的运作与权威获取、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科学家群体与非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由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为科学传播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考维度。首先,科学传播在研究与实践中,其所默认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科学知识本身具有不言自明的权威。即使公众存在对于科学的不信任现象,在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看来其原因也只是在于公众缺乏必要且充分的科学知识。然而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首先对科学权威的存在于产生提出了疑问。这样一种疑问敦促我们去质询科学的权威由何处来?我们是否可以无条件的相信这种权威?对于科学权威的应然性的思考或可为我们针对当下争议性科学议题中科学权威的消解、科学传播的不畅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其次,科学传播研究领域内从1985年缺失模型正式被提出后,经过对话模型、民主模型、参与模型的多重演变一直认为,有效的科学传播是拉近科学与公众、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的有效措施。特别是在参与模型的范式下,不同知识类型与不同社会群体共同介入到某一科学议题中,通过协商与合作共同解决问题的模式被认为是拉近科学与公众、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公民知识之间距离的有效措施。但基恩的边界设置理论却表明了,即使增加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科学家群体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几率,但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科学依旧存在不断建构与维护自身权威的行为倾向,而这种行为倾向透过设置边界来实现,势必会导致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类型、科学家与公众之间无法从根源上实现跨边界的彻底互动与亲密。换而言之,如果参与模型所设想的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界限消解,科学与非科学知识、科学家与公众实现彻底且亲密的互动关系,那么在基恩的理解下,这种理想势必要以科学权威的消解为代价。那么如果基恩对于科学权威、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传播的理解是确切的,那么是以牺牲科学的权威为代价来实现科学与公众之间的彻底互动是否是必要的且有效的?还是我们应该牺牲互动来维持科学的权威以保证科学单向普及的效率?这些问题是本文暂时无法确切回答的,需要更进一步的实证性质的研究与思考。

1983年,基恩首次提出科学的边界设置理论。在此之前,许多学者从本质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以及科学在社会上特有的知识权威地位是来自于科学与其他知识类型本质上的不同[16],而这种不同归根于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生产方式[17]。而基恩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不同是来自于科学界与科学家群体的一系列实践行为。这些行为或创建、提倡、加强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通过划分界限(demarcation)来实现科学与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区分。而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知识类型在社会上的权威则恰好来自于这种界限的划分。[13] 具体而言,基恩在1999年出版的《科学的文化边界》首先明确提出了对于科学权威的一系列思考:“为什么科学在社会运作中有着特殊的权威?为什么科学能够被广泛的信任?为什么我们经常向科学家寻求个人的、政策的或组织的决定?为什么我们要提供大量的公共赞助给科学?为什么科学拥有着定义和解释自然与其他存在(realities)的合法权力?”[15]7上述的问题归结于一个核心:科学的权威如何得以产生?在《科学的文化边界》中,基恩进一步阐释到:科学的话语权威来自于科学与科学家所主动采用的边界设置行为。这种行为划分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非科学群体之间的界限。同时,基恩还指出这种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限划分并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科学作为行动者在文化环境中不停协商的结果。这种协商则具体表现为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非科学家群体不同层面上的互动。[15]在《科学的文化边界》一书中,基恩举出了五组实例(科学与宗教;科学与技术、解剖学与颅像学;天文学与占星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证明科学如何通过设置自身与其他知识类型的边界,来突出自身的特征优势,最终获取社会权威的过程。[15]在这五组案例中,基恩认为,科学与其他知识类型之间的边界划分是通过科学向科学外群体展露自身知识及知识生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他知识类型斥为非科学以及伪科学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想融入科学的颅像学、占星术以及原本视科学为自身“婢女”的宗教以及与科学分庭抗礼的社会科学均需要面向公众或面向政府去争取自身的合法性。这也就形成了不同层面上的科学传播过程:科学与非科学的争辩;科学向公众或政府展露自身的知识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争取自身合法性;非科学知识类型争取自身合法性;科学通过设置边界来对非科学进行批判与驳斥等。虽然基恩并没有使用科学传播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了科学的修辞(rhetorical)这一概念。这两者均表明了科学与其他知识类型,以及作为知识类型的代表:科学家与其他非科学家群体在传播层面的多重互动(图1)。以基恩所论述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边界设置为例,科学与宗教之间关于“知识”生产与解释的权威的争斗在19世纪中叶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热销而到达高潮。为了摆脱宗教的掌控并进一步提高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科学家群体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的地位与权威,科学设置了一系列自身与宗教之间的界限。基恩进一步指出,不同于科学与技术争夺话语权威时科学所主要面临的观众为政府与项目资金赞助方,科学与宗教所要争夺的权威则主要树立在公众之中,即科学需要从公众那里剥夺原本属于宗教的话语权威,从而进一步加冕于自己身上。基恩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以物理学家廷德尔(Tyndall)为首的一批科学工作者通过一系列公开演讲、文章出版、新闻报道以及公开辩论宣称:(1)科学是实践层面有用的;而宗教只能在心灵层面产生效果。(2)科学是实证的;从而也是通过实验与观察通向自然真理的道路,而宗教只是形而上学的。(3)科学是充满怀疑论的;而宗教是教条主义的。(4)科学是客观公正的知识,是摈弃了偏见、情感以及个人私欲的;而宗教则是主观的情感化的。通过划分并强化上述的边界,科学首先在知识论的层面上摆脱了“神学的婢女”的身份,并获得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独立存在的身份。并在争夺公众信任上不断强化自身知识层面的特征,强调自身对于自然与其他类型的实在的解释力与合理性。从而将宗教斥为非科学与伪科学,并逐渐战胜了宗教,进而取得了对于自然进行解释的特有话语权威。[13-15]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科学传播的溯源、变革与中国机遇[J]. 贾鹤鹏,闫隽.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02)
[2]风险沟通中的专家依赖:以转基因技术报道为例[J]. 戴佳,曾繁旭,郭倩.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05)
[3]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J]. 田松.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02)
[4]从强纲领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爱丁堡学派研究纲领的转变述评[J]. 胡杨.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4(01)
[5]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一致与分歧[J]. 吴瑞财.  兰州学刊. 2003(03)



本文编号：3295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