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福建客家生态与环境建设问题初探

　　福建是客家祖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学研究大师罗香林曾对福建客家人的分布情况作了阐述。宁化文化学者张恩庭综合客家研究的新成果，认为福建客家人主要分布在长汀、宁化、清流、明溪、连城、上杭、永定、武平和将乐、泰宁、建宁等11个纯客家县和沙县、永安、梅列、三元、新罗、漳平、崇安、光泽、邵武、顺昌、南靖、平和、诏安等13个非纯客家县。 历史上，客家人生态文化积淀深厚。迄今，对客家生态文化的探讨，多是从风水的视角进行理论解读。也有个别学者从闽西土楼民居环境的视角，来分析民间建筑艺术同生态文化之间的关系。笔者也曾面向三明客家地区，以文献史料为事实依据，从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维度的三个方面，对历史上三明客家生态文化问题尝试初步的探讨。笔者拙文虽是迄今惟有的立足客家文献资料，从历史上客家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维度，对客家生态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但是所作的探讨局限于三明客家地区，材料占有也不尽充分，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无论是深度、广度方面均有欠缺，而且伴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也意识到，拙文中所使用的“生态环境建设”一词概念上不够准确。笔者认为概念使用上，以“生态与环境建设”一词代替“生态环境建设”一词较为妥切。拙文即是笔者对历史上福建客家地区生态与环境建设问题再审视的结果。

　　一、历史上福建客家地区栖息地自然环境的优选福建客家地区在客家先民进人前还是一块待开发的荒蛮之地。唐末、五代时期，客家先民开始从多条路线，大规模进入福建今客家地区。这些客家先民初来乍到的地方都是临时的栖身之所，自然谈不上是理想的栖息之地。一旦局势稍微稳定了下来，或是开基若干代，须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之后，怀揣家园建设之梦的客家先民自然要选择适合生存、发展的环境空间。当然，此时客家先民村落的选址还是讲究一定的山水条件和要求的。如江姓先祖一脉于唐末由江西建昌府南丰县辗转迁入今清流县嵩口镇高坑村一带时，观此地林木葱郁，地处且幽，江氏先祖决定在此劈山结庐隐居。又如邵武黄峭山遣子到福建各地选择合适的地方(包括客家地区)开基，“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初二，黄峭山召集2l房子孙，宣布三位夫人各留一房长子外，其余l8房子孙，不许眷念故乡，各自信步天下，择木而栖，相地而居”。山水条件和要求并非迁入之初客家先民突发灵感而产生的，而是源自他们先辈们的山水情怀。话说，客家先民在南迁的第一站—— 赣南即已有了亲山亲水的情怀。如赣南客家风水大师杨筠松原居北方，之所以选择避居赣南，即有赣南好山好水的原因，“爱其山水，笔耕论文，遂居焉”。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初来乍到，惊魂未定，而且相当部分客家先民甚至还抱着返乡的念头。因而当时这种栖息地选择讲究山水条件的情形尚不见普遍。至北宋年间，客家人栖息地生态环境优选才较为普遍。这时候，天下大定、局势稳定，客家民系也已初步形成。_而原先的迁出地是回不去了。许多客家人于是举家深入福建客家腹地，选择适合的栖息地，另谋发展。他们在栖息地选择上仍以山水条件为首选。如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永安小陶江氏九郎公偕家眷往连城跋涉而来，见今连城旗石山以西土沃水清，便辟地而居，开基创业，形成为今日的“江坊村”。也是在北宋年间，宁化魏文俊也是因了山水情结，迁居清流，“魏文俊任沙县教谕，解组回籍时，途经清流嵩溪大铺上，爱其山水，定居此地”。也有许多客家人在栖息地选择上近乎苛刻，非得以客家风水术来选择村落地址，“闽西客家人的族谱都有‘吾祖某某卜吉(或卜居、卜筑等)于某某’的记载，这就是说他们的开基祖运用风水术来选择村落地址”。如宁化县曹坊乡罗溪大塘尾聂氏始祖择此开基就有风水上的考虑，“始祖龙德公原居江西白露树下，宋景祜二年乙亥(1035)，携子福履公，游学福建汀州宁邑会同里滑石，见该地山清水秀，地处宁、清、汀三邑交界处，离宁化城八十里，是繁衍生息的好地方，遂卜居聂坊”。北宋年间迁入清流县长校镇长校村的李氏先祖李伍郎也重视栖息地的风水条件，“选择栖息之地，对山水形势，龙脉走向十分注意和讲究”。同样是在北宋年间，廖氏先祖开基将乐县城南后屏山一带时，也有先进行过风水的占卜，“有廖无隅者，其先君卜于孔山之阳，结屋数楹”。北宋神宗年间，郭福安开辟今上杭县城一带盆地时也是如此，“而十六承事郭公来仕于此，见夫金山翠蓰，折水潆洄，遂卜居结字，号日：郭坊”。

　　南宋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南转移，福建客家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开发高潮。这一时期，福建客家人栖息地生态环境优选情形仍相当普遍。如宋绍兴年问，华氏连城开基祖京一郎辗转迁来连城东溪傍泉岭下结庐居住，该处确实是风水宝地，“但龙脉宏真，水绕山环，四面峰峦叠嶂”。南宋嘉熙、淳祜年间(1237～1252)，连城隔川陈氏开基祖九经公，“因为探望其为宁邑教谕的父亲，途经隔川，见此处山明水秀，可大可久，遂无归意，拓而家焉”。连城四堡吴氏始祖吴大郎，原居江西南丰金斗窠，于南宋年间，商游到长汀县四堡里枧头村，见此地山明水秀，鳌峰笔耸，乃携眷到此开疆安居生息。南宋末年清流陈村(即今明溪县胡坊镇柏亨村)的陈文陆，先是迁居旧场铜锣形建屋居住。有一天，他早起放牛，偶然间发现东坑这地方，地平开阔，周围峰峦起伏，古木参天，花香扑鼻，身临其境，顿觉心旷神怡，令人陶醉。第二天他就带着家人，来此搭起茅棚，开荒种地。又如宁化县淮土徐氏先祖徐伸佑于南宋景定元年，自石城游历于宁化龙上下里，爱其山水，元初，迁此而居，名日：徐家庄。此时，福建客家人已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环境优选经验。经验上，有的居然把祥瑞动物出没和牲畜常去的地方视为宜居之处。如南宋淳格年间，杨五九郎见今泉上镇延祥村址祜瑞鸡、玉兔出现，认为是吉祥风水好地方，乃架屋而居住。清流县赖坊乡赖坊村的赖家原居安砂(今属永安市)，南宋咸淳年间，因家中一头母猪多次跋山涉水到现赖坊村后龙山产仔，赖家兄弟一郎和九郎认真地察看了后龙山这片地形，只见远山环抱，近山稳同，面山如屏，文昌溪如玉带环曲而过，远山环抱，近山匀称，实在是一处生聚之地。于是兄弟俩迁居此处筑屋辟荒。

　　自唐末至两宋，在福建客家地区的开发过程中，客家人所优选的栖息地都是属于面积或大或小的山问盆地。如北宋年问李伍郎落脚开发的今清流长校的长校村一带即是如此，“面向长庚，展开平阳，屏障峰峦拱翠”上杭北宋年间郭福安开基的郭坊一带也是这样，“位于县境西部，地处汀江中游，‘三褶回澜’中段北侧的河谷盆地。宋乾道四年(1168)，县治从钟寮场迁此，当时称郭坊”。南宋年间赖一郎和赖九郎兄弟涉足开发的今清流赖坊乡赖坊村一带也正是文昌溪畔的河岸谷地。客家人深入福建客家地区腹地，几乎不约而同地优选栖息地，择地开发。至两宋之交，福建客家地方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客家村落，“但诸邑境旷山辽，聚落星散”。连“偏远负固”的武平象洞一带也形成了许多客家聚落，“在武平县南一百里，接潮、梅州界。林木蓊翳，旧传象出其间，故名。后渐刊木诛茅，遇萦纡环绕之地，即为一聚落，如是者九十九，故俗号‘九十九洞’。福建客家地区的开发，形成了众多客家乡村和县治中心的雏形。如上杭县治1168年即迁至时称郭坊的地方，直至今天均为县治所在地。清流县长校镇的长校村历代均为里、区、公社、乡、镇政府所在地。 清流县赖坊村立村之后，“人口繁衍很快，至元季，也是‘室庐相接，比屋连云’的圩镇了”，至今仍是赖坊乡集镇所在地。由此可见，客家人栖息地自然环境优选的理念有确其可取之处。

　　自元至明，福建客家人传承自然环境优选的理念，仍热衷于栖息地的选择。如上杭江氏前往今永定的金丰大山深处择地定居，“元朝初年，上杭开基的江八郎公之曾孙百八郎公带着几个弟弟从三坪出发，前往金丰里觅地谋生，先在泰溪暂居一段时间，后兄弟分头择地生活” 。元末明初，蛰居长汀南山大田一带的吴八四途经上篱(今与连城宣和培田毗邻的升星村)时，看到了自认为与风水相关的奇异现象，于是落户该地，“见水口龟蛇交其上，心窃异之，因居其地，自命其乡为：吴家坊”。明正统七年(1442)，汀州毛氏槐公，行商至宁化，爱此地美，自东山坝迁居宁化禾口(石壁镇)，又转徙永福坊。Esj 6e：~福建客家地区历经几代人栖息地的寻觅优选，至清时，已经难觅那种可供开发环境宜人大的山问盆地。然而，恰在满清的康乾时期，福建客家城乡一样迎来了人口爆炸式的增长，许多客家村落人满为患。

　　大批客家人于是踏上了外迁之路或频繁地就近于山旮旯里探寻新的栖息地。如永定高头一带的江氏族人纷纷外出谋生，“近者到本县境内的南溪、月流、陈东落户”。清流县长校镇长校村的李氏族人中的一支则迁往离村五里的沙坪一带，“祖庙之东北五里有村名日沙坪，此村辟于何时日：前清康熙初年。

　　开基斯土者谁日：我公廿五世祖考讳登茂是也” 。客家人就近选择栖息地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福建客家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民国时期，因几无可供开发的山间盆地，又时值社会动荡不安，福建客家地区鲜见择地开发的情形，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择业情形却较为常见。如仅宁化纸乡一——安乐乡民国年间就接纳了一大批来自长汀、连城、上杭、清流等县的做纸师傅、技术工人等。从以上叙述不能看出，福建客家地区自然环境的优选是一个跨越千年的历史过程。历史上，客家人 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宜人的栖息地之际，往往就是客家地区大规模开发之时。客家人栖息地自然环境优选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福建客家地区的开发、建设。当然，历史上福建客家地区的开发、建设，始终由自然环境优选的山水条件理念(核心是客家风水观)来引领、定位。客家风水观源自客家先民朴素亲山亲水的理念。客家人又以“若要穷，砍后龙；若要了，破水口”的俗语等形式强化风水重要性的认识，使风水成为了普遍的生活经验，栖息地依山水条件的选择变成了自然而然的行为。也因为受风水这一无形力量的左右，客家人在栖息地选择之后的开发、建设过程中，不至于对环境造成大的破坏。

　　二、历史上福建客家乡村生态与环境的优化福建客家地区的开发又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与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如因大象出没而得名的武平象洞一带，大象活动即在福建客家地区第一波开发高潮中消失了。宋政和年问以后，象洞的野象已不复再见。这其中当然有气候变化的原因，“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至清嘉庆年间福建客家地区生态失衡的问题已在局部显现。如永定金砂一带，因鸟雀、野猪泛滥，啃食粮食，农人只好改种毛须谷，“山间鸟雀多，只好种毛须谷，野猪唔食，鸟雀唔啄”。因为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的原因，造成了一些客家地方百姓生产、生活用水的困难。如长汀宣成一带，“上畲下畲，无水煎茶”。当然，这些情形都是客家人所不愿看到的。客家人深知区域内承载过多的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当客家社区人满为患之时，客家人便有意识地采取向生态与环境妥协的策略，外迁谋生。如永定县，“明代初(公元14世纪)以后，尤其是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置县以后，永定的人口急剧增长。尽管从那时起，不断有人迁徙到外县、外省和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地区定居，但是永定有限的生存空间与人口急剧增长仍然成为突出的矛盾”历史上，客家人除通过人口外迁减轻环境压力外，还采取了诸多举措，对生态与环境进行优化。

　　(一)以植树造林等为主要手段，全面改善村落环境历史上，福建客家地区生态与环境优化建设是以客家风水大师杨筠松形势派风水理论为依据的。如长汀濯田的长兰村一清代旧居楹联的“杨公指点千年秀”，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该村理水取法于杨筠松的风水术。再如宁化县，“各村落的住房建筑，大多是依山傍势，很重视群居住所的‘风水’，特别重视所在地的山势走向和形象，常把山形冠以美好的称呼”。清流县也是如此，“清流县人基本上按形势派风水的四兽理论来选择地形的”。客家地方风水形势千变万化，难寻那种跟客家风水理论完全吻合的地方。客家人依风水理念，对有风水缺陷的村落进行改造在所难免。客家乡村风水改造的手段很多，植树造林是其中的主要措施之一。如宁化县的客家乡村，“把住‘水口’同样是居住人群公认的必要安全条件。

　　如果有自然山势包围住‘水口’，则其‘水口’上仍然蓄积有不可砍伐(但可修剪)的大树。如果无自然山势环抱，则用人工营堆出‘迳塍’(也有建造屋桥、风水塔和庙宇等)，并植上树木，造成‘水口’环抱之势”。清流县也是如此，“像这样理想的地点，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找到的，于是清流人就想办法进行人工补救。

　　种树是办法之一，在清流许多村落的后山上往往有一片树林，那实际上就是用来补后龙山的风水林；树还常常种在水口两边用来收束水口”。沙县客家人历史上也重视在后山、水口等位置植树造林。如高砂镇上坪大竹村后山种植巨檫，高砂镇岭头盖竹水尾种植柳树(已干枯)，富口镇白溪后山种植观光木等。永定峰市珠园村水口位置也通过植树把持水口，“水口左右磐石状若狮象，中有罗星墩，墩后粮田，栽培树 木，郁葱阴翳，自成一境”。成荫绿树成为了村落不可多得的亮丽风景。除了绿色的点缀处理外，客家人还通过营建人文景观，以弥补风水的不足。如连城宣和培田古村落的客家人在涉及全村的八个风水要害部位建楼、砌案、垒墙、立牌坊、搭亭、造屋、掘井，从而形成了“‘培田八胜’：天坡楼、 台案、绳武楼、横墙、下砂、关爷亭、土楼场、南坑井”，最后形成了培田人文八胜与自然美景相得益彰的村落环境格局。

　　福建客家地方常见的八景布局均是这种景致盎然的环境格局。如永定下洋中川村有“蛟潭八景”②，永定县大溪一带则有所谓的“大溪八景”

　　(二)以生态保护为核心，发展绿色经济福建客家地区历史上农业生产全靠农家肥“当家”。农家普遍有积粪的习惯，并用所积之粪为庄稼壅肥。宁化一带连新过门的媳妇都要做拾粪、施肥的事情，宁化民间歌谣就曾作生动的描述，“新人哩，早爬起，早早爬起挟猪屎。挟一箩，送外婆；挟一担，畀外甥。担起猪屎壅早禾，早禾割来谷又多”。有的福建客家地方，如永定县，土壤较为贫瘠，得通过大量使用农家肥来改善土壤肥力，“平畴土力绵薄，非多杂粪种补之”④。客家乡村农家肥种类很多，包括猪、牛粪、人畜粪尿、垃圾肥、稻草灰、山土灰、牛骨肥等。⑤ 民国以前直至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客家农村农作物施肥全部用农家肥。如宁化县安乐乡马家围⑥、安乐村⑦、谢坊村@等，1957年以前，均没有使用化肥、农药，只有传统的农家肥和土农药。又如连城莒溪一带，“新中国成立前，农作物全部使用农家肥”⑨。客家农村施用农家肥使大量的人、畜排泄物有了去处，不至于污染环境。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物质的循环利用。农家肥营养物质源于农业生产，通过施肥又回归农业生产环节。如此的物质循环既提高了农耕时代的农业生产效率，又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可见，客家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是一种典型的绿色经济。

　　历史上，福建客家人因地制宜发展手工业，形成了门类齐全的手工工业格局。其中，手工纸业在手工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手工纸业的发展本身得益于竹林资源丰富的优势。客家地区在发展手工造纸业的同时也注意竹林资源的培育和保护。宁化县安乐乡马家围宋代就广种毛竹，既保持了水土，又得以发展了手工纸业，“南宋末，笋竹浸泡做纸技术从长汀传人安乐，马家围是i个最早做纸村之一。纸业经济促进竹林面积的增多，竹林生长又促进纸厂增加，到清末民国初期，仅马家围村建有l3个纸厂，全村达19个纸厂”。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明代时也是如此，“到他(黄万公)的曾孙黄江彪时，已经将洞口村周围的山林全部买下，黄江彪生的几个儿子都很有见识，他们认识到洞口种植毛竹前景和用途广阔，就广种毛竹，并开始建厂造纸”。长汀宣成百丈村历史上也曾是重要土纸产地，为了保护竹林资源，该村采取了封山的措施。而且客家人还把手工纸业生产环节对环境的影响也控制在最小的限度，“手工造纸排出的石灰废水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和有机质，在间断性的排放过程中，通过丰富的溪流，大大提高了溪流的自净功能，使河里的水变得更清更白”。从而，使最有可能产生环境危害的手工业门类也成为了绿色经济的典范。历史上，福建客家人因地制宜发展手工纸业，实现了生态保护和发展经济的双赢，“汀境竹山，繁林翳荟，蔽日参天，制纸远贩，其利兼盈”。

　　(三)以公序良俗为手段，强化生态保护福建客家传统社会重视以公序良俗的手段来强化生态保护，创造性地把各类乡族林地保护写进乡规  宗约，纳入乡族社会管理范畴。如宁化县淮土乡大王坊的族约规定：“祖山蓄木原荫坟茔或资出息，务宜守望相助，如盗砍卖者族法惩究，顽者抗者送官法处”①。宁化县泉上镇延祥村《族规》也有专门的规定：

　　“盗砍荫木：培植荫木，盖已接龙脉也。故乡龙水口与各处坟墓暨各岭树，祖宗皆为耸蓄，至今宝之，而不忍伐。凡有盗砍一杆者，罚钱壹千，不遵，则呈官以盗究治”②。宁化水茜邱氏历史上也有相关的规定，“一蓄荫坟木。礼为宫室，不斩蚯木。倘无知盗斫者照依轻重议罚”④。永定下洋胡氏家族为了保护胡氏宗祠的风水林，订立《重禁祠林条约》，对有关盗砍树木、爬松毛割鲁草的行为作出了具体的处罚规定。④ 有的还在有林地竖立刻写众议禁止砍伐树木、烧毁木林禁令的禁山碑。如长汀宣成百丈村陈山洋与兰屋发现清嘉庆年间所立两块保护山林的禁山碑。⑤ 清流县长校镇留坑村灌里水口风水林内，“立有禁碑一块”，禁碑言明，禁止砍伐林木。可见，福建客家地区历史上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乡族生态保护机制。

　　(四)以民间信仰为补充，营造敬畏生态与环境的氛围动、植物、石头等天然物的崇拜是历史上福建客家社会较为流行的民间信仰形态。如清流县留坑村即有被神化的古树，客家人顶礼膜拜，“村间有二棵古老的大树，被称为神树，一颗称‘万寿松’，一颗叫‘千岁樟’。? ?村人认为这两颗树都有神的威力，才有这般生机和魁梧的形象。因此，村间小孩都嗣给这二棵树神，认作义父、义母。村人将孩子嗣给树神，不论是松树还是樟树都可以，并没有特别的选择”。

　　清流县长校镇长校村也有3处古树被村人尊奉为神树，“村人每逢节日或初一、十五日，都到神树前焚香店烛朝拜。有些村人为使出生的婴儿无灾无病，健康成长，便契拜树身为母亲，而后每逢年节向树神敬奉，直至长大成人”。上杭县城乡广种大榕树，大榕树也被顶礼膜拜，“人们为了纪念它的功绩，很久以前就把它当作‘神’来顶礼膜拜。 还有更虔诚的人，竞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它，取名为‘榕树生’、‘榕树妹’，希望自己的孩子像榕树一样能经受磨难，健康成长”。客家人也祭拜一些奇石。如上杭湖洋新山村西隅大山山巅有一坐西向东的奇石，当地人称之为：崖婆(老鹰)石。当地还有关于崖婆石的传说故事。客家人对崖婆石也虔诚祭拜。自然物树神崇拜满足了客家人祈求平安的心理需求，尤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强化了敬畏自然的心理环境，设立了生态保护的心理底线，从而较为有效地从心理上阻止生态与环境被人为砍伐。(五)以居家妆扮为归依，营造庭院美景历史上，福建客家人重视庭院的妆扮，妆扮的主要部位是房屋内花台、天井，以及屋前花圃和房屋周边空地。如宁化县泉上镇延祥村杨鼎铭故居，“整栋屋除四个大厅外，共计99间，‘天井’16口，屋后有花台，房前有花圃。‘天井’中装有花架，奇花异草，鲜艳芬芳”。花台、花圃和天井主要种植各种观赏性强的树木、花卉。如宁化泉上新坊村上官野梅于清时种植了多种观赏植物，“教授子弟之暇，种竹、寻梅、培莲、采菊，披杨柳之风，步梧桐之月，而逍遥于坞之北溪之南焉”。有的种植牡丹。如宁化县泉上镇泉上镇延祥村就有一棵清代种植的牡丹，“它是清乾隆间邑庠文学生杨葵(大宗)从外地选回”。有的种植紫荆。如三明市区荆东一带邓氏先祖宋时开基之初，即于庭院种植紫荆，“后庭植紫荆茂盛，改名荆村”。而将乐县城南后屏山～带，廖无隅开基建房时，种植松树和桂花树，“结屋数楹，杂莳松桂”。清流县客家人喜好以接萝松作盆景妆扮居家环境，“有一种日接萝松，植于家园作盆景者多”。上杭县的客家人偏好柏树，“柏多植于园庭”。庭院宅居通过花草树木的造景点缀，营造良好的居家小环境，与村落大环境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