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司法规范与公司本质的适应

　　[论文摘要]面对公司法基础理论欠发达，公司法学术思考过于孤立和研究疲软的现状；面对我国法学界对营利性法人理论还缺乏反思性、宽视野讨论的学术现实。为了夯实民商法理论基础，提升公司法基础理论对公司团体制度及经营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文章选择公司规范与公司本质这个法人理论中具有典型性，且难度较大的基础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意在深入考察并突破单一公司主体性研究之局限，发现并总结公司生成和运作的本质规律和生活道理，为重新认识并完善公司规范体系，丰富私法基础理论略尽绵薄之力。

　　[论文关键词]公司人格 公司规范 公司本质

　　一、公司人格之下隐藏的构造与利益

　　公司属于法人的一种，关于法人本质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对法人本质的认识一般有三种主张，包括拟制说，否定说以及实在说。其中拟制说萌芽于罗马法时期，初创于中世纪欧洲的教会法学，完善于近代。这三种学说在十九世纪德国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现在学者们仍然在探讨。同样作为法人之一种的公司也同样存在着类似争论。
　　从以上三种学说来看，主要是从主体角度进行论争的，即公司本身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其中赞同的观点是为主流观点，其中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说明了法人的组织特征以及法人与其机关以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因而该说不仅为大陆法系民法学者所接受，而且也为二十世纪以来民商立法所采纳。然而在公司法领域有学者对公司本质问题的探讨跳出了原有的视野。应当说各种关于本质的认识都有它一定的角度、层次和意义，而本质问题本身并非只有确定的唯一答案，公司还蕴含着其他的重要属性。蔡立东先生对三种学说逐一梳理，指出拟制说弘扬了人文主义法律观，为确立法人的权利主体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强调了法人成为权利主体的技术因素；法人实在说具有较大的优势，它揭示了法人成为权利主体的事实基础，为法人成为权利主体提供了最有利的辩护；法人否认说以社会实证的法社会学方法研究法人本质，揭示了法人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关系，丰富了人们对法人的认识，尤其对于人们认识法人内部的利益冲突，进而设计调和这些利益冲突的法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即各种学说都有它的优势和意义，除此之外它们也都有自己的背景和不足之处。单一的一种本质解释难以应对所有的问题。正是这样，蔡立东先生认为应该提倡多重本质观。
　　除了以上三种关于公司本质的认识，还有学者借鉴英美法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本质观，蔡立东先生即在上文所提到的文章中主张合同网络说。这种观点认为从公司外部看，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体，而在公司内部则有很多的利益相关人员，股东、董事、雇员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等等，他们都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公司即是这些人通过合同组织起来的一个框架，它旨在实现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保护各方的利益最大化。另有学者与上述观点相似，认为公司的法人性只是公司外在的特征，而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享有者，公司是股东投资的工具则是公司最为基础的本质。以上两种不同角度的解读虽有各自的含义，却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点，即二者都看到了公司人格背后的利益交织，揭示了公司运作的最终目的，突出了投资人的地位。
　　综上，我们可以对公司本质进行两个层次的思考。一种是法律技术意义上的主体，作为一个与自然人相并列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签订合同和取得财产，以自己的名义来起诉和应诉，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社会活动，而完全不需要把一连串股东的名字写到每一个需要签字或者注明的地方。这样操作在法律上设计出了一个法律关系的连接点，是公司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沟通者，它是一道重要的屏障。另一种是经济实际意义上的工具。从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来看，它归根到底是以投资人的逐利动机为起点而选择的工具。单个人或者多个人也可以从事交易和贸易，他们为何要创造出企业呢？这关系到成本的考虑。在市场上个人之间本来可以通过合同来相互约束，对于投资人来说也就是，他可以与一些具有管理才能的人签订合同由他来为投资人提供某种服务，还可以和工人签订合同由其提供劳务。可是这样不利于成本的最小化，于是投资人组织了企业，投资人、管理人和员工都成了企业的构成要素，成了组成部分。但是他们的利益追求仍然没有变。投资人仍然要获得最终的投资回报，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说企业就是一个合同的网络也是合理的。它可以包括投资人之间的合同，投资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合同，投资人和雇员之间的合同，投资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合同等。
　　我国学者对于前一种理论即主体理论多有论述。而后者的探讨相对薄弱。由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从经济意义和利益体系上它同样具有合理性，我们也同样应该从这一角度做出研究探讨，循此审查公司法的规范在这个层面上是否与公司的本质相适应。本文论述即限制在这一范围。

　　二、公司法规范设置对其工具本质的回应

　　前面第一部分我们讨论了公司的投资工具本质并揭示了公司人格之下的构造。公司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为了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在投资方式选择的过程中，投资人的利益应该得到保障。以下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公司法规范对这种要求的回应。
　　第一，投资人的救济权。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公司法主要是规定公司组织结构及其地位的法律，因此其注重点在于公司人格本身，公司如何成立，成立的条件是什么，以及公司的内部机关设置及其相应的权限。这样规定有利于是公司本身明晰化。与此同时应注意虽然在技术意义上公司的确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把它的机关包括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作为它的部分，它的组成要素，但是同时也必须要兼顾公司作为股东的财产和投资工具的要求，即在以公司作为着眼点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忽视公司内部人的独立人格和利益追求，并非一旦投资人把财产投入公司就只能有公司代表他来做所有事情。公司虽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和意志，但是它本身事实上是法律拟制的一种产物，它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来体现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即有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实现公司的意志。现代的公司投票机制大都采用资本多数决体制，即以持有公司一般多数或者特殊多数股份股东的共同意见作为公司的意志，决定公司的重大事务。这种制度充分考虑了成本和效率的问题，因为公司大多是多个股东的，甚至是成千上万的股东。如果一项决策需要采取全体一致的投票方式将会耗费极大的成本，难以应对市场经济效率方面的挑战。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股东之间就有了分化，就有了所谓的多数股东和少数股东之分。多数股东的意见代表公司的意志，做出的决议少数反对股东同样也要服从，这样就出现了股东和公司意志的矛盾。于是在社会现实中就出现了公司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但法律规范若只规定了公司的主体资格，却没有规定少数股东如何行使权利保护自己，公司这一投资工具将异化为掠夺投资者利益的工具。这种情况是公司法规范对公司的本质体认不深造成的，把关注点全都放在公司人格之上，而投资者人格被公司所吸收。

　　另外在有关在董事侵犯公司利益进而侵害股东利益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随着专业化的发展，公司的机关结构由股东会中心主义转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董事会在公司中掌握巨大的资源和权力。而股东会却并非一个常设机构，董事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如果出现董事侵害公司利益、股东利益，则股东只能请求董事自己去追究和起诉董事自身，这存在明显的角色冲突。如果董事不去追究和起诉，股东又该怎么样呢？
　　前述情况是我国的旧公司法中存在问题的体现，关键点就在于公司规范没有穿透公司这层“面纱”，深入其内部，对公司和“面纱”之后的主体协调规范。公司规范应该向投资人回归，给予他们保护的阳光。
　　第二，管制与自治。公司法规范从类型上一般可以划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加拿大学者布莱恩R·柴芬斯将公司法的规范划分为三种类型：强制适用规范、许可适用规范以及推定适用规范。严格地说，后两种都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的意志可以起到决定作用，若需要该规范则选择，若不需要该规范则排除。只是对于推定适用规范，当事人若不进行排除，则该规范则当然地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如前所述，公司是投资人的投资工具，它是投资人选择的结果，公司内部存在一种基于利益追求考虑的合同网络。追逐经济利益是一种市场行为，公司法规范应该给予公司人格之下的各主体多大的自由度。
　　在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人身信赖性较强，对于是否有必要设立严格的公司机关，就属于一种自由度的判断，即到底给予投资人多大的决定权适应市场。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公司法》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在这里公司法规范就考虑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性，规定了许可适用规范，给了股东较大的自由度，投资人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做出合理的选择。
　　推定适用规范虽然也赋予了当事人相应的选择权，但是它却具有与许可适用规范不同的意义。从经济成本上考虑，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一种许可使用的规范，对当事人来说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成本，需要审慎的考虑，必要的时候要请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咨询，同时付出了一定的时间，这是许可适用规范所需要的代价。但是如果一种规范具有较高的适用确定性，只有个别公司会排除适用，这时候把该规范设立为推定适用规范而不是许可适用规范，这种规范类型的转换对于当事人来说，节省了相当的成本。
　　这两种规范类型都使得投资人在适用公司法过程中减少了支出，同时也使得投资人在经营中可以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做出更恰当的决策。
　　至于强制适用规范，则是市场秩序的保障，在投资人可以对自身利益合理选择的情况下，不需要设置强制适用规范，只有在涉及他人利益和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才可以。但是这种规范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论证，因为投资行为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法律只有在必要之处才可行使强制力。
　　第三，新公司法的变化。我国1993年公司法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制订的法律，当时对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中法律的理解都远不如现在深刻。“上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把公司法当作治乱的法，用公司法来治理经济生活中的混乱。也曾把公司法当作行政管理的法，一些法规性文件充斥着许多管理性的规范或者说行政化的色彩。还曾把公司法当作国企改革的法，对公司法的认识和重视往往是从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出发的，同时对公司法的认识又受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和思考，我们对公司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2005年新公司法相比旧公司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学者对新公司法的进步总结为“八大进步”：对企业管制的极大放松，加强了对公司股东的保护，加强了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公司的社会责任，强化了对公司利益的保护，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的可诉性，制度设计更为科学。当然这是很概括的评述，在每个方面都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值得提出的是公司法中规定的多种股东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突出了股东的独立利益。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当股东要求了解公司事务遭到拒绝，股东可以提起诉讼；有限责任公司中对股东会特种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决议通过后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提起诉讼；董事高级管理人违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规范都体现了股东的投资人地位，给予他们对自己利益保护和控制的权力。这是公司法在关注点的重大进步。
　　在法律规范类型上，如前面学者所述，在对企业管制的极大放松方面，公司的溢价发行，债券发行，法定公益金的提取等多个方面公司都有了更大的选择权，更符合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公司法的另一个很大的特色是在此次修改中，大量适用了推定性规范，

　　三、结语

　　公司本身有多方面的特性，对公司本质的认识应当是多维度的。投资工具是对公司一个层面上的定位，公司法律规范的设置、类型都应充分考虑公司作为投资工具的这种本质，注重多方利益的平衡，协调管制与自治，才能充分发挥公司本身的作用，为公司运作提供良好的环境。相比旧公司法，2005年新公司法在此有了明显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