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中美投协定利好公司_中美BIT谈判加快 两国均寻求经济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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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网讯:
中美BIT谈判已进入快车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中美两国都在寻求经济再平衡,两国经济长期存在互补性,中国与欧盟也启动了BIT谈判。这些都为中美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BilateralInvestmentandTradeTreaty)谈判提供了基础。在已经谈判的中美BIT基础上,除了投资以外,增加一个贸易的协定,推进中美BITT谈判,时机成熟,意义重大。通过推进中美BITT谈判,建立制度化的经贸关系,有利于发挥中美两个大国的引领作用,深化两国互信,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桥梁,进而推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全球经济繁荣稳定提供强大动力。
一、中美启动BITT谈判建议的提出
BITT正式提出是在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其思想是历届“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中美与会代表思想碰撞的结晶。
投资相关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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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年折叠锹行业风险投资态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中国盐酸赖氨酸行业研究与投资分析报告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遮阳板行业风险投资态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中国盐酸赖氨酸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遮瑕膏行业风险投资态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中国盐酸喹那普利行业研究与投资分析报告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镇江房地产行业风险投资态势及投融资策略指引报告 2014年11月 2015-2020年中国盐酸喹那普利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2014年11月
(一)第六轮“二轨”对话正式提出中美BITT。2014年7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共同举办的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提出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BITT倡议时,认为如果按现在TPP架式,将来亚太地区贸易一体化将走向碎片化,不利于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和投资的协调。中美正在推进BIT谈判,逐步取得成果之后,可在已经谈判的中美BIT基础上,除了投资以外,增加一个贸易的协定,也就是在BIT后面再加一个T,即BITT。BITT相比FTA涉及到的范围会小一点。如果中美两国之间三年之内开展这项谈判,可为中美两国企业家建立一个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中美之间形成BITT的构架,将为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打下好的基础,将会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经贸发展,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一件好事。把BITT中美贸易投资协定作为下一步中美的FTA和下一步亚太自由贸易区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是在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健康经贸关系的一个良好方案。最终目标是通过五年到十年时间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或者叫超WTO的安排,为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打下良好的基础。中方提出的新倡议,被认为是促进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双方一致认为,要尽快达成BIT以加快向FTA推进。
(二)中美智库关于中美BITT的交流。2013年10月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带队到彼得森研究所就中美FTA问题交换看法。曾培炎理事长认为,如果目前不适宜进行中美FTA谈判,可以考虑在中美BIT谈判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T(贸易),先推动中美BITT,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中美FTA。在当年4月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春正执行副理事长带队到彼得森研究所就中美FTA课题研究情况做交流,陈文玲总经济师向美方介绍了课题研究进展和成果,彼得森研究所名誉所长伯格斯滕也就相关问题交流了看法。通过交流,使中美两个智库达成了共识。
(三)围绕中美经贸关系进行的相关研究工作。为了把中美BITT的研究引向深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前期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近三年来,做了“未来十年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基础设施双边投资”、“中美FTA研究”等。这些都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中美BITT的基础。同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还积极就中美BITT同美方各界进行交流,特别是在第六轮“二轨对话”中围绕联合声明进行沟通,反复磋商,甚至有些是不同观点的碰撞,在中美双方智库形成共识方面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今年10月16日,彼得森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滕研究团队撰写的《建设太平洋(601099,股吧)之桥:通向中美自由贸易和投资》在美国发布,明确提出美中签署“投资和贸易协定”(CHUSTIA,China-USTradeandInvestmentAgreement),这说明已得到美方智库的积极响应。
二、推进中美BITT谈判的基础
从中美经贸合作程度、两国发展需求,以及从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双方推进BITT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美双方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社会管理,差距都很大。从客观规律看,差距是双方互补、合作和双赢的基础。中国当年加入WTO也有不小的差距,但加入WTO实现了中国和世界共同受益。
(一)中美BIT驶入快车道。中美两国在BIT规则制定方面均积累了实践经验。中国自1982年签订第一个BIT开始,至2013年6月,已经签订了128个BIT。在与发达国家签订的协定中,中国逐渐接受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措施。同期,美国已经签订了46个BIT。中美BIT谈判目前共进行了14轮。2013年汪洋副总理在参加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时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原则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推动中美BIT进入实质性谈判,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从今年年初第11轮开始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中美双方就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了具体“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并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从吸引外资的大国转变为对外投资的大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逐渐超越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显示出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态势在不断加强。从2014年1—9月看,中国企业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5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1.6%。随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的逐步推进,一些核心敏感问题也会逐步浮出水面,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条款、环保要求等,需要双方妥善处理。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双方对谈判的基本诉求有着较大的差异。美方设立了门槛很高的投资标准,比如劳工权益、环境、透明度、国家安全等。要解决这些分歧,需要中美双方承认差距,多求同、少存异,甚至做出必要的妥协,不断寻求新的利益汇合点。中美双方如果能达成一项高标准的双向投资协定(BIT),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也具有区域和全球性意义。一个平衡、共赢、高水平的中美BIT将为下一步BITT谈判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自贸试验区为中国参与高标准宽领域的新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提供了试验平台。成立一年以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效果明显,一系列改革成果出炉,一批可供上海市乃至全国借鉴、复制的经验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自贸试验区借鉴国际经验,在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不断推陈出新,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更加开放透明的投资管理制度,大胆进行金融创新,探索资本项下可兑换,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形成了事中事后监管的制度和体系,监管重心从原本的资质审批转移到了日常的监管。一年来自贸试验区所进行的这一系列创新,从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上切实为企业创造了非常好的市场环境,提高了政府的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保证了内资外资、国企民企的同等、公平待遇。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将来在全国的推广,中国企业适应更开放条件的竞争环境的能力将大幅提高,这也为中美BITT的实施做了很好的铺垫。
(三)中美都在寻求经济转型。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两者也有很大差异。美国经济的特点是国内消费拉动增长型,低储蓄,过度信用消费,高贸易赤字。中国经济的特点是家庭消费低,高储蓄与投资,贸易顺差。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中国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也进入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在不长时间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而现有的一些制度却阻碍了中美两国贸易市场的扩大。例如,由于技术出口管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规模远低于欧洲、日本,束缚了美国公司。美国投资市场的资质技术审查标准不合理,也限制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在对外国直接投资审批中,不透明、不可遇见和不确定性很大,一些投资项目的要求和潜在审批要求给投资者在投资项目选择、投资决策、交易结构设计上带来很多困扰。当然中国也有需要改革的地方,比如多年实行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同章程,由政府部门进行审核批准,现在看也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以外商投资指导目录的方式来指导外商投资的方式,今后要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这种模式的基本要求符合。总之,通过贸易和投资制度化来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在中美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是促进中美经贸平衡的根本途径。
(四)中美两国长期存在互补性。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从GDP和对外贸易总量看,中美两国均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但美国是全球在技术方面最发达国家,人均GDP为中国7倍,两国经济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及其相互影响》课题组预测,到2022年左右,中国的GDP总量和美国相当或者是稍超过一点。但即使到那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也仅仅是美国的1/4。从基本生产要素—有形(实物)资本、劳动力和土地情况看,两国生产要素丰裕度和发展水平有巨大差异,使两国经济各自比较优势明显。美国有形资本(建筑物和设备)折合成劳动力人均值后,是中国的6.2倍。中国拥有丰裕劳动力,其工龄人口几乎是美国5倍。美国拥有1.63亿公顷可耕种土地,而中国只有1.22亿公顷,美国人均可耕种土地面积是中国的6倍。2012年美国高等教育总入学率为95%,而中国只有27%。从以上美国与中国生产要素情况比较,清楚看出,美国在人均有形资本、人均耕地等方面一直且将继续领先于中国,意味着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土地密集型产业(如农业)、高端人力和研发资本密集型产业(如高科技产业)领域具有很大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另外,中美经济互补性体现在两国储蓄率的巨大差异。美国总储蓄率大约为12%,而中国储蓄率则接近50%。作为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两国储蓄和投资情况对对方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两国加强合作,从而促进储蓄和投资更有效配置的空间依然很大。
(五)中欧BIT谈判进展迅速。从2013年11月第16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启动首轮中欧BIT谈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完成3轮谈判。中欧BIT谈判也是高标准的投资协定谈判。以高水平的经贸协定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将成为中国面向世界,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方式。中欧BIT谈判涉及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涉及到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专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这些谈判将为中美BITT谈判提供借鉴和基础。
中研网讯:
对于本次APEC会议上中国力推的亚太自贸区、“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高铁出海等一系列战略主张,中外舆论已有很多分析和判断的见解,但鲜有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的深入解读。
原中央军委办公厅理论秘书、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海内外企业家交流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曾代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与全球著名智囊机构兰德、盖洛普、罗兰贝格及北大、清华的顶尖级管理大师就企业战略管理诸多问题同台演讲、互动交流,是中国研究企业发展战略的资深经济学家。管益忻还曾为海尔集团、东风(二汽)集团、兖州煤业(600188,股吧)、江苏新远东、燕京啤酒(000729,股吧)集团、四通集团、首汽股份、北京综投、王府井(600859,股吧)百货等20多家中国著名企业提供企业发展战略咨询服务。
最近《华夏时报》特别邀请管益忻就中国正在推进的对外经济战略新布局发表观点,他表示,未来中国的消费与投资的发展,都应该是买全球和卖全球,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或者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受任何空间、地域的限制。
经济相关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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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要求
形成跨国新产业链
记者:中国在APEC上高调阐述有关建立亚太自贸区的主张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愿景,有些分析将其解读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学界多不同意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管益忻:第一,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在二战结束时欧洲几乎一片萧条的背景之下,美国向欧洲伸出所谓援助之手,其背后实质主要是为了将美国的过剩产能尽快甩给欧洲,并调整自身产业结构。而当今中国的对外投资、对外援助和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本质上与美国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绝对不同。中国的钢铁、水泥等产能输出都适应了对方国家的实际需要。
第二,1947年至1950年那段时期的世界经济格局与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大不一样。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在高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不如美国,但中国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整体经济实力已不亚于美国。例如在机器人制造业技术高端上,美日较强,中低端基本属于中国,但问题是中国制造的中低端机器人产品很可能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必需的产品,绝大多数消费者买不起高端机器人产品,中国的产品则物美价廉。这使得中国至少能够赢得世界上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拥护。这一点也与美国当年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决不相同。
第三,美国当年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要欧洲国家以付出主权为代价。
第四,从背景看,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打造第二代价值链即全球化价值链的新课题,微笑曲线也要向第二代过渡,以形成产业集权。从物流业角度看,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产品销售的90%的好口碑来自线下,而非一点鼠标就能获得好口碑。
时代要求形成跨国的新产业链,但比如铁矿石产业大国澳大利亚垄断国际铁矿石价格,产油大国美国通过OPEC控制国际油价定价权,再通过美元汇率影响国际金融市场,这些状况的持续是许多国家都不愿看到的。因此,跨国的新产业链的形成,对于当今任何国家中稍具规模的公司发展而言,都生死攸关。中国倡导的通过区域内经济体从研发、材料供应到制造再到物流的畅通无阻的互利互惠互通的过程,促进区域经济融合,适应了这种需求不断增长的趋势。
记者:从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可发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管益忻:首先,过去人们常开玩笑说,如果中国想买什么产品,就一定会买到世界上这种产品,,让它的价格变得最高;反之,中国如果想卖什么产品,就一定会把它卖到全世界,而且价格最低。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中国庞大的人口总数,往往形成巨大的产品采购总量,这意味着将推高全球消费需求总额,而当今全球产品市场最欠缺的就是消费需求。中国巨大的购买力对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复苏,也是生死攸关。
其次,中国的崛起肯定不能停留在WTO化上,而必须过渡到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上。无论在资本项目还是服务贸易或项目投资、金融贸易等方面,中国都必须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在法兰克福积极建设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这是影响巨大的一步,因为这将改变和再造国际金融结构与金融秩序。目前世界上很多与中国有双边贸易往来的国家,已开始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第三,今年7月,中国曾试图采取反垄断的方式用德系汽车替代日系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垄断地位,这一举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在全球许多重要产品市场的发言权和规则制定权正在不断增强,这甚至会影响到全球的政治和军事格局。
各国经济全球化
有共同趋势
记者:中国的战略可能面临的重大质疑是什么?如何让地区伙伴坚定地参与合作?
管益忻: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等对外经济新战略,许多相关国家肯定会瞄着美国脸色“一慢二看三通过”,而不敢一上来就表态太积极。例如中日韩自贸区,几经周折仍没能实现,主要原因就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和春晓油田争端以及安倍政府的右翼倾向。安倍在本次APEC会议上终于争取见到了中国领导人,这虽使安倍得以向日本国内那些主张为解决日本经济难题而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利益集团有所交代,但接下来安倍必然要与奥巴马商量,以倒逼美国同意日本与中国妥协。而中日韩自贸区如果成功实现,必然对美国极为不利。因此,中日韩自贸区无论如何都必须成功实现。本次APEC会议上中日达成四项共识非常必要也非常正确,符合中国战略利益。
此外,应当看到,当今世界经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任何一种产品都要通过一定的产业链、价值链实现目标市场利益,而这种产业链、价值链基本已经分布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以单独进行,否则就可能会效率低下或玩不转。
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需求,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需求,都是一样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有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原先这个系统是个民族概念,但现在,必须是全球村概念。这是必然的趋势。全球经济正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制造业革命的阶段。我最近曾与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及其世界格局等问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必然要求对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利用发展,那些不懂得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企业,将无法生存。从企业的经营模式,到每个国家的宏观政策,都要有所创新。
对于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全面的运用,必然推动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未来云计算、宇宙云计算更要求加快中国与各国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步伐。未来中国的消费与投资的发展,都应该是买全球和卖全球,这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或者说,邓小平提出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不受任何空间、地域的限制。
对于一些地缘政治问题,如果在地缘范围内解决不了,那就在全球化范围内加以解决。中日韩自贸区难以实现的问题,如果从全球村的角度去看就好解决。比如日本的产品,当然是卖给中国比卖给美国在经济上更合算。何况这其中还存在东亚文化与欧美文化的差异问题要考虑。再比如蒙古从中蒙双边贸易中获得的利益远超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这必然使得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
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必然趋势。
中国
应把市场经济本质吃透
记者: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看,如何通过高度系统性地梳理各项改革举措与政策方针,使得中国的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等方面的输出,能够融合为一体和相互配合,并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降低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抵触情绪?
管益忻:首先,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有许多人总是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到英国的日不落帝国皇家海军,到美国的侵朝战争,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侵略起家的,但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
其次,中国应该加强宣传,全世界460座孔子学院应该更加注重宣传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
第三,要把中国国内的腐败问题与西方的腐败问题相区分,各自解决各自的腐败问题。现在有些“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担心带来“打老虎”的效应,但其实他们应该尽可放心。目前世界上像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大力度“打老虎”的国家还没有出现。
第四,对于中国的项目、产能、技术、货币与资本等方面的输出,应该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的作用。再往西走,欧盟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可能会设置阻碍。但时间久了,那些障碍将逐渐不复存在。所以,中国不必太着急,千万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错误。
第五,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这一条很关键。这也是海尔集团和华为公司等一些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第六,关税问题如果通过各种自贸区形式解决,其中有些国家或地区总是要占些便宜的,对此中国应心中有数。
记者:中国经济对外新战略的愿景虽然宏伟,但就目前中国的实力而言,是否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需要直面和解决的重要难题有哪些?
管益忻:中国有些企业在这方面准备充分,比如海尔集团、阿里巴巴集团等,他们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企业向外扩张的时候,一定要将自己的产业分为两块,一块是实体产业,一块是资本项目,或一块是产业资本,一块是金融资本。这两种资本的输出不一样。产业资本输出产品和服务,金融资本输出投资项目。将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现在看来,越是那些产能过剩的企业,越想对外投资,但却往往根本投不出去。
另一个问题是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问题,这方面广东、浙江、江苏等地企业和山东部分企业没问题。今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输出,很可能主要不是制造普通的产品,而是制造机器人,即制造制造产品的机器。对于这个趋势,目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相关中国企业没有看到,大约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企业开始注意到这个趋势,真正看透的像张瑞敏这样的企业家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35年来52万亿GDP相当一部分是企业把农民放到生产流水线上产生出来的,所以,必须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素质,必须将技术和产业紧密结合。此外,企业对于那些掌握丰富技术经验的老人,要采取梯型退休方式,让他们逐步退休而不是全面退休,并要安排人学习他们的经验技术。
对于那些准备输出资本的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结构必须要有大的调整和变化,以适应金融投资的实际需要。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加快,沪港通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同时要加快发展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正在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配套并快速发展。
记者:中国的战略如何规避经济的和政治的风险?如何真正实现目标并获得应有利益?
管益忻: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把市场经济的本质吃透。市场经济说白了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就是交易的双方都是自由恋爱,而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要坚决打倒法海,千万不要政府干预。现在很多问题都是被政府干预弄坏了。所以,一定要把政经分开。
另一方面,要关注未来货币量化所可能引起的世界经济波动。货币量化本身似乎是个金融问题或经济问题,实际就是政治问题。
此外,要关注所购买的外国国债的风险问题。历史地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发行的国债,最后真正归还的几乎不多,多数是耍赖。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将来可能会是大问题。
在外贸汇率方面、跨国金融贸易方面等,都有好多问题需要逐渐摸索。
顶层设计重心
仍是中美关系
记者:在整体战略和制度安排上,中国最高决策层还应有哪些系统的设计?
管益忻:首先还是要考虑顶层设计,其中头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关系问题,然后是中美俄关系,中美俄日关系,重心还是中美关系。核心还是和为贵。有位美国经济学家曾说,购买每一美元中国产品,其中有55美分是美国的软件产品所产生。也就是说很多产品由中美两国共同制造。当今世界经济,在产业链上下游,有来自很多国家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很难严格区分。所以,决策层可能首先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但有时候稍微有一点擦枪走火也不必大惊小怪。
而眼前很重要的问题是加快解决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所面临的问题。中日韩自贸区能否建立,对于中国意义实在太重要。
在产业政策上,要抓紧产业结构的调整。当然,还有一个如何实现稳增长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跌到7%以下。此外,要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即信息工业化,而不是以一般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信息化。虽然我们说制造业是核心,但这里所说的制造业应是信息制造业。主导产业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未来,是整个产业发展的领航者。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投资消费结构如何优化,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并有细致部署。因为,我们可以想一想,战略新兴产业哪一个不是靠信息化来武装?互联网、大数据、云模式,信息化将覆盖一切。
记者:对于这一战略的未来,你可以做怎样的预测?
管益忻:陆上丝绸之路的最终目标应是欧亚一体化。以前人说梦归唐朝,现在则要以丝绸之路将欧亚经济大板块整合成一个大的群落。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应是建立跨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区,这很可能是一箭三雕,既刺激日本,也刺激菲律宾、越南,还刺激美国,这实际是三个挑战,毫不含糊。此外,对缅甸最大港口皎漂港的建设投资、对泰国曼谷通往中国云南昆明的高铁的建设投资,都属于一个意义深远的大战略。
中研网讯:
日本央行19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继续维持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认为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轨道。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据新华社11月19日消息,日本央行19日在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继续维持目前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变,并认为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轨道。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日本央行表示,尽管4月1日起上调消费税对消费支出造成影响,但总体来说日本经济仍处于温和复苏轨道。不过,因个人消费萎缩带来的工业产出持续疲弱现象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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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4月份以来,日本央行持续大量从银行和金融机构购买政府债券和金融资产以增加市场流动性并刺激经济增长。10月31日,日本央行决定进一步将宽松措施扩容至每年购买80万亿日元金融资产,提振因消费税增长而持续萎靡的国内经济。
有日本媒体认为,作为“安倍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央行的宽松货币政策未来可能继续升级,以对抗困扰日本经济20年之久的通货紧缩,并达成日本央行设定的2%通胀目标。
今年第三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下滑1.6%,连续第二个季度下滑,意味着日本经济已经陷入技术性衰退。
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18日宣布将本定于2015年10月份执行的第二阶段增税计划推迟至2017年4月起实施。此外,安倍还表示,日本政府将出台2014财年补充预算,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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