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挑战与应对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力衰落，而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后实力得到大大增强。2009年美国制定“重返亚太”战略，加强了与东亚盟友关系，并在中国周边鼓噪“中国威胁论”，这些举动激发了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与恐惧。黄岩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集中爆发，而美国在东亚地区不断展示要介入调解的姿态。这使得中国外交重视周边国家的“好邻居”政策受到挑战。因此，认识新形势下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认清美国调整亚太战略的表象与根源，分析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外交的挑战，探索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应对，是学术界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重点问题。

    关键词：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国周边外交,挑战,应对,中美关系论文
 

    一、美国重返亚太的表象与根源

    2009年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出台，2010年美国强势介入南海纠纷。2012年新年伊始，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更强调了美国在未来的国家战略中加强遏制中国的倾向，“亚太再平衡”呼之欲出。美国从四个方面完成其“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

    (一)在经济上，美国加入并推动“泛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快速发展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首先从其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cPartnershipAgreement，TPP)的态度转变上可以显现。TPP本是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个国家2005年在APEC框架内签署的小型多边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在关税减免、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方面较为彻底的自由贸易机制，TPP一开始并未引起大国注意。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下行，无论对美国经济复苏还是提升就业率，TPP都将大有益处。因此，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该协议，2009年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借助TPP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并全方位主导TPP谈判。2011年，在美国主导之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APEC会议上宣称已就TPP达成基础框架，TPP将创造一个高水准的贸易协定，不仅适用于亚太地区，也可以应用到全世界。2011年，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演讲，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汇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21世纪贸易区”［1］。在美国促动下，墨西哥、加拿大于2012年先后加入TPP，2013年3月，日本为加入TPP开始谈判。目前，已有12个国家加入，韩国、菲律宾等7个国家和地区表达加入意愿。虽然，TPP成员国在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谈判并不顺畅，但就其发展的规模和趋向看，APEC、东亚峰会等其他东亚区域合作组织功能面临被架空境地［2］。

    (二)在外交上，近年来美国不断挑唆菲律

    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在南海的利益诉求，高调介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南海主权纠纷，倡导“国际自由航海权”，高调主张美国在亚太海域的军事、经济利益二战结束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已明确日本侵占领土归还中国，其中包含南海。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越南开始对南海资源有觊觎之心，并抢先占领南沙的27个岛屿。至90年代，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也先后加入南海之争。冷战期间，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争端主张下，南海争端并没有爆发，美国对南海争端持“不介入”政策。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1994年11月16日正式生效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由“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及至美国做出“重返亚太”政策后，2010年开始，希拉里多次往返东南亚各国，在访问这些国家期间，公开表达美国将在南海问题争议上支持菲律宾［3］、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基本利益［4］，这些言行使南海声索国强占欲望得到鼓励，中越之间、中菲之间事关南海争端不断激化，黄岩岛纠纷最终爆发。在南海主权纠纷问题上，美国无疑扮演了一个“挑唆者”的角色。美国重返东南亚，高调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日益大国化、国际化和复杂化［5］，南海问题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契机。

    (三)军事上，强化美日、美韩等传统盟友关系，拓展与印度、越南的军事关系，举行大型的军事合作演习，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安全模式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地区打造双边军事同盟的弧形链，旨在防止社会主义在东亚扩散。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并未解散，反而得以加强。美日、美韩同盟在功能、武器装备、军事演习规模上都有所加强。美日、美韩的军事演习每年从无间断。此外，美国极力拉拢南海声索国，除了加强美菲、美泰军事同盟外，还与昔日敌手越南握手言和，2008年两国达成协议，约定每年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政治、安全暨国防对话”。2010年8月，美越进行了长达一周的军事演习［6］，旨在捍卫其自由航海权利。此外，美国扩大和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2009年10月，美印进行了海陆空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7］，而制衡中国崛起、维持地区均势是其目标之一。从上述可见，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打造的双边军事同盟呈现出美国主导的非对称性特点，这种双边—非对称性结构使美国的东亚盟国产生了一种思维定式，即“美国不可或缺论”［8］121。

    (四)意识形态上，宣扬民主价值观，孤立、打压中国意图明显

    冷战后，意识形态虽不能成为主导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但中美关系的起伏发展中总有意识形态的影子。尽管中美在经济、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大，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中美难以达成政治互信的主要障碍，民主价值观、人权问题成为美国每年制定对华政策的参照因素。在希拉里“重返亚太”的演讲中，也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地位，“美国将继续阐明，作为一个地区，我们必须不仅追求更多的增长，而且要追求更好的增长。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它还涉及我们将秉持和捍卫什么样的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开放、自由、透明、公平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领域。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美国也像在经济领域中一样倡导这些价值观”［1］。尽管中国在经济上融入国际体系，但作为一个政治大国要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9］，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孤立。

    从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到“亚太再平衡”的一系列措施可见，美国制衡中国的用意明显。美国重返亚太的根源主要在于恰逢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东亚地区力量出现不均衡及中国实力迅速崛起。

    从全球来看，战后以来美国长期奉行“重欧洲、轻亚洲”的全球战略。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亚太地区开始加强关注力度，其最重要表现就是加强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同盟。而此时欧洲局势相对较为稳定，利比亚、埃及局势动荡后，美国意识形态战争也取得阶段性成果。2011年，本·拉登被击毙，意味着美国反恐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另外，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向亚太转移，美国需要调整其全球战略以保障其经济利益。

    从东亚地区格局来看，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作为“离岸平衡手”在平衡东亚各国势力均衡。战后，东亚长期的稳定得益于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均势，即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的存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使得长期维持的中日均势被打破。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均取得较大发展，尤其日益加强的对海洋权益的维护，使美国和东亚邻国深感威胁。因此，加强美日同盟、重返亚太战略是美国平衡中日实力悬殊所需。

    从中美实力对比来看，中国实力崛起，给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危机感。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很有可能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超越美国［10］。近年来，中国每年GDP增长的总量比过去五年内美国增长的GDP总和还要多，美中GDP比率从1991年的67：1已经缩小至2011年的9：1［11］。

    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美国有必要对中国进行遏制，维持美国主导的权力秩序，避免中国对美国的权力地位形成挑战［12］。重返亚太，美国可以借助日韩等同盟国力量，利用中国周边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发展势头形成牵制。

    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期，美国调整亚太战略遏制中国，以避免中国强大后，美国将处于难以有效约束中国的境地。在此权衡下，美国“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似乎顺理成章。

    二、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挑战

    美国重返亚太的一系列举动，扰乱了冷战后中国政府力图塑造的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严峻的挑战。

    (一)美国加入TPP，销蚀中国在东亚区域合

    作中的经济影响力，力图掌握亚太经贸合作主导权冷战后，中国迅速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不仅积极加入WTO、AＲF等经济合作组织，而且积极推动建立10+1、10+3和东亚峰会等机制。在此进程中，中国与东亚各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保持较高的GDP增长速度，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东亚地区的辐射效应明显。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影响力在东亚国家中大大得到提升。2002年，中国代替日本成为东亚地区进口最多、发展最快、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也开始迅速增加。2008年，中国占东盟对外贸易的比重超过美国，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双边贸易得到迅速提升。2013年，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2013年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增长8．6%。同期，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额为2105．6亿美元，同比增长12．2%，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13］。

    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力，使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受到挤压。美国兰德公司(ＲANDCorporation)发布的研究报告《太平洋潮流：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东亚同盟和安全合作伙伴的反应》称，美国需要持续努力才能确保维持其影响力①。为确保和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加入TPP并促使其议题扩大，架空APEC，以此抵销中国在东亚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影响力。美国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排除中国，但TPP的具体条款，比如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以及国有企业等相关条款直接针对中国，已经基本上把中国排除在外。对于中国而言，TPP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政策［14］。

    美国借TPP重新主导东亚经济，此举不仅维持和确保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更令中国与该地区经贸关系大受影响。

    (二)默许日本右翼势力的“购买钓鱼岛”行为，力图使南海主权纷争国际化，致使中国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与邻国的海岛主权争议中，中国一直以“搁置争议”的容忍态度处理。然而，近年来，美国做出重返亚太战略后，默许或支持中国周边邻国在这些争议岛屿与中国展开激烈争夺。就钓鱼岛问题而言，日本政治右翼化倾向严重，在对“二战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客走强硬路线，美国不仅没有强加约束，反而以默认的态度待之。乃至到日本“购买钓鱼岛”，使中日关系岌岌可危，才来弹压，而这种弹压形式上是对日警告，更多是对中国的苛责。美国一方面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持立场［15］，同时，又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16］。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军两架B－52轰炸机马上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并飞越钓鱼岛区域［17］，以试探中国反应。然而，美国自相矛盾的言行，极易纵容日本右翼势力陷入军国主义复苏的危险境地，更增加我国维护海洋安全的难度。

    就南海问题而言，近年来，在美国纵容和挑唆下，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不断制造摩擦和纠纷，使南海局势不断升级。2011年以来，菲律宾、越南不断采取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行动，不仅私自开发中国管辖区域的石油资源，还派军舰对我国巡逻渔政船只寻衅，并非法驱赶我国渔船①。2011年5、6月，中越在南海区域多次爆发冲突，2012年4、5月，中菲两国在黄岩岛进行长时间的激烈对峙。这些冲突发生后，美国首先与两国进行外交互访，发表共同声明，加强与菲律宾、越南两国的军事关系，然后，在行动上给菲、越吃“定心丸”，与两国举行共同军事演习，2011年7月与越南、2012年4月和6月与菲律宾进行南海联合军事演习。再次，美国频频在国际场合表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高调宣称美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和航海自由权［18］。正因为美国的言行支持，使得南海问题更加复杂和难以解决，使我国海洋安全环境受此困扰和威胁。

    (三)美国与其东亚盟友频繁不断的军事演习，多以中国为假想敌，挑战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美国在冷战期间构筑的同盟体系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随两极格局消失而解散，反而在世界各地为维持其全球霸权体系有所加强。由于同盟机制的特殊性以及同盟独特的地缘政治思维，促使同盟参与国很少从所在地区固有矛盾出发来制定该地区的政策［8］120。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些同盟机制不仅不利于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反而令地区安全形势日趋紧张。

    美国重返亚太后，美国以军事同盟、安全协作开道，巩固和加强与盟友尤其与日本的紧密关系，拉拢一些东盟国家，试图在军事上建立多个“同心圆”架构。首先，美日、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支柱。美国重视既有军事同盟，因为它们提供了亚太安全的重要基石［19］。美国与日本之间每年要举行代号为“利刃”和“山樱”的系列联合军事演习；美韩之间每年都要举行“鹞鹰”和“乙支/焦点透镜”系列军事演习；其次，在东南亚地区，在“协同挑战”军事演习范围内，美国每年都定期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军事演习，譬如，与新、泰的“金眼镜蛇”、与菲律宾的“肩并肩”、与东南亚国家的“卡拉特”等联合军事演习［20］；

    再次，与印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呼吁印度进驻南海，形成锁链；在外围区域，美国还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行“环太平洋”年度军事演习。除此之外，美国还根据局势发展，与盟友举行应急性的军事演习，譬如，南海局势紧张后与菲律宾、越南的军事演习，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后的美韩军事演习，钓鱼岛争端后的美日军事演习等。这些军事演习大多以中国为假想敌，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鼓噪“中国威胁论”，倡导“价值观外交”，打造“价值观同盟”，打压中国周边外交空间

    长期以来，由于中美之间不同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体系，使得中美价值观分歧较大。在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早已有之并很有市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威胁”曾使美国“多米诺骨牌”理论出台。冷战后，中国经济稍有发展后，中国“经济威胁”“人口威胁”“军事威胁”“资源消费威胁”“环境威胁”等论调在美国政府、国会、学界大行其道，也屡屡成为美国出台遏制中国外交政策的来源。

    美国在东亚地区开展“价值观外交”，意图在地区事务中孤立中国。日、美等国开展的对华“价值观外交”，宣扬民主与自由，抨击中国威权体制“不民主”，误导中国的周边国家。例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倡导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意在从东南部海洋方面对中国形成钳制之势；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倡导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则意在由日本主导一个欧亚大陆“价值观联盟”。美国实施的“价值观外交”一方面旨在使中国的周边外交限于道德上的“不义”境地和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在于“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21］。在美国主导和影响之下，东亚国家普遍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实力增强怀有疑惧心理。原本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东亚邻国，对中国实力强大后的发展趋向更加忧心忡忡，如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而与中国没有领土纠纷的国家，也在逐渐担心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后，会在经济上受中国控制。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美国再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加剧东亚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和疑惧心理，这成为美国军队常驻亚太地区的最好理由和需求。中国塑造的和平稳定的周边外交局面被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周边外交政策受到挑战。

    三、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外交政策以睦邻友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国政府努力塑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环境保障。

    然而，美国重返亚太打乱中国的总体部署和周边战略，带给中国的不适应感肯定存在，但就维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而言，中国对于美国重返亚太的挑战不应该仅仅是“反应性的”的指责和抗议，更不能在美国鼓动下制造的地区热点问题上被动应付，自乱阵脚。中国应对挑战关键在于明确亚太战略目标，继续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事业；妥善处理领土争端，避免陷入被动孤立；取得邻国信任，破美离间谋略。立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理念，积极主动地拓展周边外交空间。

    (一)开展多渠道的中美战略对话，就东亚地区事务与美国协调，使中国亚太政策获得美国理解美国虽远在东亚地区之外，但美国在东亚拥有广泛的经济、军事及安全利益。“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显示美国明确的亚太目标———防止亚太地区被任何一个地区强国掌控。中国虽无意争霸，但因人口庞大、经济实力上升、军事现代化被美国所忌惮。长期以来中国对自己定位模糊、目标不确定更易引起邻国猜忌。中国强劲增长的影响力与地区战略中的“模糊性”一起被负面地解读为所谓的“不确定性”［22］。中国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亚太战略目标，向美国及世界表明其作为亚洲新经济体的存在，应通过多渠道使自己的意图让美国理解。目前，中美战略对话层次很多，既有经济战略对话，涉及经贸合作、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方面，又有不同层次的政治、外交及军事对话，多渠道战略对话有助于两国取得战略互信。有学者认为，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无一不与美国相关，中美之间应该建立大国协调机制，中美大国协调既可以通过建立在大国间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最大限度地缓解乃至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安全问题，又可以通过大国协调履行共同的国际责任，最大限度地化解或减缓其他与它们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区域性安全问题［23］。中国应该认识到，东亚地区安全进程无法排除美国，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双边军事同盟是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基础［24］。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分歧，但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尊重美国在亚太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从未想过把美国从亚太地区排挤出去［25］。只有与美国达成谅解，取得互信，才能有利于解决周边领土主权争议。

    (二)持续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事业，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开展多种方式的中国边疆省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抵消TPP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影响

    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步骤，TPP打开了美国主导亚太地区市场结构的突破口［26］，其发展速度和深度不仅对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经济本身也产生不利影响。TPP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由贸易机制，它在经贸领域之外还会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它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合法”进入东亚地区的经济平台，为美国构建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提供了更多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话语权，参与TPP也将从政治上把美国与亚太地区法定地紧密联系起来，从经济上则将东亚和美国共同嵌入到亚太市场中去［27］。目前，中国加入TPP的时机不成熟，中国应立足现有的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如东盟10+1、10+3、APEC等，继续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事业。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大大提升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已经启动。除此之外，中国还充分挖掘中国边疆省份与东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并为此进行政策机制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①。譬如，对广西、云南等边疆省份的高速化国际公路的改造、国际性信息枢纽的建设等，有利于这些省份与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加强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建设，譬如东北亚的大图们江区域合作、东南亚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及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等。在中国主导和推进之下，这些项目合作卓有成效。不仅开发、激活中国经济落后的边疆省份的经济活力，也能抵消TPP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明确我国海洋战略目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国防战略底线，但外交上不宜过多渲染，以免造成外交被动

    中国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但长期以来海洋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海洋意识的欠缺，针对海洋主权争议的“搁置争议”的外交政策使目前海洋权益争端频发。虽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对海洋权益的保护［28］，但不甚明确的海洋战略目标使得中国每一次在海洋权益上的被动防御都被外媒解读为咄咄逼人的“威胁”。近年来中国对海军军事力量的投入和建设，维护领海主权，划定防控识别区，虽然是一个大国必须具备的海防能力，但却引起美日韩的强烈反应。中国维护国家正当安全利益引来西方和邻国的指责，一些国家和人士指责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硬和傲慢，中国“热衷于采取高压姿态”，而且“不遵守国际规范”。还有一些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与他国正常的经济往来当作中国试图运用经济实力加强对别国的控制；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当作中国打破地区军事平衡、威胁其他国家安全的前兆［29］。对此，中国在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明确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但不应过多渲染武力和展示“肌肉”。

    (四)开展灵活多样的公共外交，推进与东亚邻国的文化交流，使邻国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愿景，消除“中国威胁论”

    公共外交是冷战后才频频登上外交舞台的术语，它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和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熟练运用，与它关系密切的一个词汇是“软实力”［30］。近年来，中国周边局势紧张，“中国威胁论”蔓延，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公共外交。十八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28］，其目的就是要着力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深化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2012年12月31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成立，并在周边外交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公共外交可通过民间机构、官方组织、学术团体、新闻媒体以及企业个人等各种媒介向东亚邻国传播中国文化、和平理念，使这些国家和人民深刻理解中国和平发展能惠及他们。在这些媒介中，目前在全球的三百五十多个孔子学院发挥很大作用，孔子学院既承担了教授汉语的职能，又能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在推动公共外交时，也应该注意到，文化交流诚然能够起到相互沟通的作用，但有时候又会被认为是一种“文化侵略”，譬如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在2012年曾被美国政府调查。另外，东亚大部分国家虽然与中国有过共处“东亚汉文化圈”的历史，但这段历史的作用有两面性。一方面，共有的文化历史能使各国更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本身又使这些国家对中国有抵触和疑惧心态。因此，在推进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时，还应注意要适度，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反而更加招致他国猜疑。

    结语

    美国重返亚太，通过主导TPP、加强军事同盟、主张南海问题国际化、鼓噪“中国威胁论”等手段制衡中国，使中国周边安全面临很大压力，也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严峻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和压力，中国应及时调整周边外交政策，既明确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底线，又要维护东亚和平稳定大局。短期来看，中国已经逐渐适应美国重返亚太后带给中国周边外交的“冲击”，中国承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和地位，与美国协调是解决周边外交困境的关键［31］。同时，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谨慎处理与邻国关系，开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消除邻国对中国的疑惧。长期来看，中国周边外交趋向应更开放与务实，在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基础上，承担一个大国应该承担的地区责任和义务，为东亚邻国提供地区公共产品，增加中国在该地区的积极影响力，消除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以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