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访韩与韩中关系

    一、引言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的访韩之旅与韩中首脑对话不仅对于韩中关系、对于整个东亚地区亦具有不小的意义。目前韩中关系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包括在由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东亚地区势力均衡（balanceofpower）变化这一物理因素基础上而形成的以“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的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PivottoAsia）和与韩美日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韩朝关系、中朝关系、朝美关系，甚至还有最近朝日接近的变化态势。此次韩中首脑会晤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对韩中关系地位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客观审视的一个重要契机。两国关系从1992年建交之时的“友好合作关系”，到1998年的“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2008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极为迅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出超”对象国，两国经贸关系变得极为密切。但是，在韩中建交后的二十余年间，两国关系虽然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但在比较敏感的安全与历史领域则踌躇不前，甚至时而发生矛盾与龃龉。有评论者认为，深入发展双边关系所需要的相互信任未能充分形成。在习近平主席访韩期间，两国领导人就两国共同关心的朝核问题、半岛统一问题等政治安全领域的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与此同时，双方还得以借此对韩中关系现状进行审视，并探讨未来深化合作时可能遇到的障碍。

    关键词：习近平主席,访韩,中韩关系,中国国际关系论文
 

    本文将主要分析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访韩之旅对韩中两国关系和东北亚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为此，笔者将对韩中首脑会晤之后发表的共同声明和附件、习近平主席访韩之前在韩媒上发表的文章《风好正扬帆》、习近平主席在特别午宴上的发言以及官方发言与非官方发言等进行综合考察，深入分析韩中关系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建议。

    二、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在习主席访韩前夕与韩国国会议长郑义和的会见中表示，韩中关系迎来了建交22年以来最好的时期。［1］

    为协商习主席的访韩日程而专程来韩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时亦认为韩中关系处于1992年建交以后的顶峰时期，并希望未来开展全面合作以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2］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在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上的积极态度和期待。从韩国的视角来看，此亦为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任以后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与习近平主席的第五次会晤。韩国已有些专家认为短期而言韩国在G-2时代从“联美和中”转向“联美联中”是颇为明智的。［3］

    众所周知，朝鲜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韩中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绊脚石。比如2010年发生天安舰沉没事件以及朝鲜炮击韩国领土延坪岛时，有韩国普通平民在延坪岛炮击事件中丧生，但中国未立即对朝鲜进行批判或站在韩国一边，韩国曾因此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一度上升。而中国亦曾因韩国自身作为有义务保护本国国民生命安全的主权国家、为向朝鲜显示强硬立场而与盟国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给中国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的这样一种警惕心理而对韩中关系感到别扭，并一度催生了对韩国的不信任。在2014年年初朝鲜被认为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需要韩中两国携手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单独访韩足以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半岛政策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产生某种猜测和期待。朴槿惠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7月3日举行首脑会晤，把两国关系发展的目标设定为“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即认为韩中两国的伙伴关系应该包括从经济合作到地区和平发展，从携手振兴亚洲到共促世界繁荣这四个层面的要义。如何使韩中战略合作关系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否会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这些问题极大地牵动着各界人士之心时，韩中两国选择了“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提出了与此相应的四个层面上的伙伴关系概念。实际上使韩中关系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核心在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通常被描述为“政冷经热”的韩中关系转变为“政热经热”的韩中关系，而这最终又取决于两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认识差异。换言之，这取决于在半个世纪以来把韩美同盟视为安全战略基础的韩国与在东亚地区与美国展开竞争的中国之间能在多大程度上就安全问题进行合作。两国未把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的”关系，而是将其设定为“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可以说是两国在客观地承认目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困难与局限性的基础上表达了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志。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分析韩中两国对首脑会晤时所论及之重要悬案的各自立场及其意义。

    三、两国在重要悬案上的立场

    （一）朝核问题

    笔者认为，韩国在2008年韩中关系从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后才得以使一直以来较为敏感的朝核问题成为两国之间的正式议题。韩国最为重视的是在对韩国安全有着致命威胁的朝鲜核武器开发问题上中国能发挥多大的抑制作用。从韩国的立场来看，中国与朝鲜是军事同盟关系，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大量的有偿和无偿援助以维持朝鲜政权的生存。因此，韩国历届政府都期待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影响，使其放弃开发核武器的意愿和计划。但在韩国看来，每到需要深化韩中关系使其进一步发展的关口，中国总会因朝鲜因素而踌躇不前。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也一直持续。尤其是在2014年年初朝鲜暗示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日本进一步右倾化和右翼势力趁机推动改宪、朝日关系出现改善势头，朝核问题之重要性亦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的情况下，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了单独访问，韩国亦曾因此期待这或许是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更具前瞻性的态度的表露。［4］

    习主席访韩之后，韩国国内有关中国对朝核问题之态度的看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方面有人以“中国坚定反对朝鲜核武器开发”的韩国政府声明为依据，认为在该问题上多少取得了某些成果，因而对其持肯定态度①；另一方面则有人认为韩国之前曾希望能够把“反对朝鲜核武器开发”或“反对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等具体内容写入韩中共同声明，但此期待最终落空，因而对该问题持消极立场，即认为中国一如既往地在使用“朝鲜核武器开发”这个表达语句上犹豫不前，就此而言可谓与过去并无很大差别。②

    本研究倾向于同意后一种立场。中国只不过是再次强调了反对半岛上的核武器开发的原有立场。虽然朝鲜不能开发核武器，但韩国也不能部署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哪怕朝鲜核武器开发带来极大威胁。这两方面内容都是中国立场的题中之意。

    中国在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之后开始采取将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分开处理的方式。这与中美两国在半岛上的角逐日益激烈、位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要冲地带的朝鲜所拥有的“弱者的力量（poweroftheweak）”亦随之强化的情况不无关系。中国似乎亦在警惕朝鲜转身投入美国怀抱的可能性。而实际上朝鲜确曾在韩中建交之后的1994年撇开中国、提议进行朝美协商以建立新的和平体系，而且最近又与安倍政府达成朝日斯德哥尔摩协议，改善朝日关系，使致力于孤立日本的中国感到为难。尽管国际社会由于朝核问题要求中国对朝鲜采取制裁，但中国仍考虑到朝鲜的地缘政治价值，不能全面实行对朝制裁，甚至不能放弃朝鲜。而且，过去曾缺乏地区身份认同的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逐渐认识到亚洲作为战略边境的重要性，中国有关东亚地区主义（EastAsianRegionalism）的战略亦随之日益具体化。［5］

    这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重回亚太战略不期而遇，两国在东亚地区的角逐将进一步加强。朝鲜虽然是中国的战略包袱，但对于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的朝鲜，中国亦无法强硬对待、予取予求。因此，中国采取的战略是因时制宜进行恰当“管理”，使朝鲜的挑衅行动不至于威胁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与此同时将朝鲜视为一张王牌留待未来之用。

    （二）半岛统一方式

    如果半岛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统一，由韩国而非朝鲜来主导统一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而中国对此似乎也有所认识。［6］韩中两国在如历史潮流般不断趋近的半岛统一问题上携手合作是历史赋予两国的时代使命。

    中国一直以来都对半岛统一表示支持。在1992年的韩中建交联合公报里，中国表示“尊重朝鲜民族早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愿望，并支持由朝鲜民族自主的实现半岛的和平统一”。不过韩国学界与官方一直认为中国实际上更倾向于维持半岛现状。［7］

    首先，如果一个强大、统一的韩国出现在中国边上，这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社会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对此抱有警惕。其次，如果韩国实现统一并进而成为中日之间的平衡者的话，对中国而言，半岛这张牌的效用将会减弱。再次，中国在努力发展经济、营造稳定的周边环境来追求富国强兵目标的过程中，并不希望由于介入半岛统一进程而与美国发生不必要的摩擦。换言之，南北统一过程将伴随各种未知数和危险因素，因此中国更偏向于维持现存的朝鲜体制而非半岛统一。这种见解基本可以视为韩国学界的主流观点。

    中国公开谈论半岛统一问题时经常会表示统一必须以“自主”方式实现。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等外部势力介入半岛统一过程的话，中国可能会表示反对。另外，中国一直主张需要“和平”实现半岛统一，即通过外交方式来实现统一。美国虽然希望半岛统一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但如果朝鲜发生紧急事态且导致核物质流入恐怖分子之手的话，为了阻止绝对无法容忍的危险情况发生，美国可能要动用驻韩美军。中国的上述立场与美国的这种意图构成冲突。

    韩国军方亦认为，为了收复宪法上属于韩国领土的北方地区、实现民族统一这一核心利益，在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韩国军方一直强调做好这种准备的必要性。但韩国政府一直主张半岛必须要以和平方式获得统一。鉴于过去因周边国家之权力关系而使半岛面临复杂、动荡之情势的不幸历史，韩国自然很强烈地希望南北能够以和平方式实现民族统一，半岛统一并不只是韩朝两国之间的事情，这与东亚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成和软

    着陆密切相关，必须要中国和美国的积极协助和配合。

    朴槿惠政府继承了前任李明博政府之半岛统一政策“无核、开放、3000（denuclearization，openingand3，000dollarsinnationalincome）”构想，并进一步提出了“韩半岛信任进程（KoreanPeninsulatrust-buildingprocess）”、德累斯顿宣言（DresdnerVision）和“统一大业（UnificationJackpot）”构想等。“无核、开放、3000”构想是为了发展互惠共生的南北关系而提出的三大目标。它显示了韩国的如下意志和愿望，即首先，为实现无核、开放和3000做准备；其次，扩大共生性的经济合作；再次，促进互惠共赢的人道主义合作，以扩充半岛和平统一的实质性基础。［8］

    但实际上李明博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基本上是以强压、胁迫为主，试图以此来诱导朝鲜发生变化。韩国舆论批评说“朝鲜必须首先无条件放弃核武器才能讨论其他议题，这一先决条件缺乏现实性。”这非但未能获得朝鲜的支持，反而招来朝鲜的批判和敌意。正因为如此，朴槿惠政府才提出“韩半岛信任进程”这一构想，它包括发展南北关系、使半岛和平落地生根、构建统一基础这三大目标。为此，首先，需要在南北之间培育互相信任以借此实现南北关系的正常化；其次，要在半岛上构筑可持续的和平；再次，要强化实现统一的基础设施；最后，要探索和平统一和东北亚和平合作之间的良性循环。［9］但朝鲜认为这仍不过是另一种版本的“吸收统一”。

    2013年的韩中首脑会谈上，韩国朴槿惠政府希望“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能够得到中国的支持，但是中国采用了“原则上支持”这一模糊表达予以应对。实际上这一表达并不是积极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立场，只是在韩国强烈要求得到支持的情况下中方形式上的应对。2014年的韩中首脑会谈中，韩国就德累斯顿宣言、统一大业论、统一准备委员会等问题希望与中方达成共识并得到中方的支持。但是在双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半岛信任进程、德累斯顿宣言三大提案只作为韩国的提案加以记载，对此中国表示出中立的立场。中国反复强调了“支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改善关系，开展和解合作”的一贯立场，并着重强调了“通过努力和对话改善关系”。

    由此可见，中国仍然十分在意朝鲜对于德累斯顿宣言的反驳和抗议态度，中国主张的对话是指恢复六方会谈。对于恢复六方会谈的条件等问题，韩中双方存在着意见分歧，这在9·19共同声明中可窥探一二。韩国主张有必要做好应对朝鲜挑衅行为的事先措施，并认为如果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只会重蹈覆辙，是毫无意义的。而中国的主张是降低门槛，拿出诚意。对于此问题，双方在联合声明中使用了“以多种形式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一折中的表达。也就是说，虽然韩中两国认为为了实现半岛统一，需要两国的合作和配合，而双方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和尊重对方立场，但是在实现统一的进程和具体的方案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三）对日协作

    习近平主席提议2015年两国共同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半岛光复70周年，且其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历史上“每当面对危难时，中韩两国人民都相濡以沫、患难相助，”“上个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韩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吞并半岛，侵占中国半壁江山，使中韩两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等内容。

    由此可见，在日本历史问题上中国欲与韩国合作的意愿十分明显。但是在此次韩中联合声明中，两国却对于日本安倍政府试图破坏《河野谈话》、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等相关问题没有表示任何立场。这可能是由于韩国政府一贯主张“作为主权国家，两国根据各自的判断进行应对，不进行合作”，而中国政府则接受韩方的要求。如此，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没有涉及对日本的谴责，但在联合声明附件中却加入了“在有关机构就‘慰安妇’问题相关资料开展共同研究、复制互赠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内容。并且在韩中首脑会谈的第二天的特别午餐上，两国首脑均表示出对日本推进扩大自卫权的举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问题等的忧虑。这实际上是韩中共同制约了日本的行为。可见，韩中两国在一定利益层面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体现了双方的相互理解。

    不过，通过历史问题加强韩中两国关系的做法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历史上三国时期虽然有过韩中共同对抗日本的实例，但是近代（1950年6月爆发的韩国战争，中国称为抗美援朝战争)韩中也曾兵戎相见。对于上述历史的重新审视和深入理解是韩中两国为了在韩国统一时代实现真正睦邻友好国家必须要考虑的议题。

    （四）经济一体化

    韩国对外贸易中中国所占比重从1992年不足2.1%增长为2013年的26.1%，并一跃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对象国［10］。此次韩中首脑会谈中，双方都积极促进两国经济领域全面、广泛的合作。在较敏感的安保领域以外的领域，韩国也愿意最大限度地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中国似乎也持同样态度。双方达成了2014年年内完成FTA的谈判、在中国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中方同意给予韩国800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在韩国首尔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指定中国交通银行作为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等共识。在韩中通商合作（商务）论坛上，韩国企业直接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促进企业发展和韩中合作的提案。韩中FTA第一、第二阶段的谈判虽然双方对农产品等敏感领域开放范围一直存在分歧，但是由此次首脑会谈中敲定年内完成FTA谈判的共识可以推测在不远的将来这个问题将得到妥善解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邀请韩国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中国2015年设立AIIB的目标指导下，已经与包括亚洲和中东在内的多个国家进行了协商谈判。据称，中国建立AIIB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摆脱美国和日本主导的金融霸权，在亚洲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系统［11］。在联合声明附件中韩国通过“双方共同认识到扩大基础设施投资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必要性”的阐述稀释了外交上的敏感性。在联合声明中对于韩国加入AIIB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录，但是习近平主席通过其在首尔大学的演讲传达了这一想法。习主席回国以后，韩国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关心仍然有增无减。一般认为由于日本和印度参与到AIIB中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韩国得以加入其中的话，将与中国成为AIIB的两大股东。但是事实上对于韩国在AIIB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韩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韩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实现等问题引发了各界广泛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12］。特别是韩国正在谋求成立东北亚开发银行，为的是实现统一后，韩国欲和图们江接壤国即中国、俄罗斯主导朝鲜开发事业，那么AIIB和东北亚开发银行（NEADB）的关系该如何是值得考虑的问题［13］。同时，众所周知，美国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韩国传达了不要参加AIIB的要求，美国NSC掌管国际经济政策的总统副助理阿特金森于2014年6月初在华盛顿向访美的韩国政府高官直接表达了担忧，并表示反对韩国参与其中。之后的7月7日悉尼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半岛问题助理也表明了反对韩国加入AIIB的立场［14］。从韩国的立场出发，虽然韩国考虑到加入AIIB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韩美关系，但是如果加入AIIB有利于韩国的长远利益，那么韩国也将做出参加的选择，反之则不会积极参与其中。

    基于韩国的立场，重要的问题在于，参加AIIB韩国在理事会中能占据何等位置，发挥何种作用，韩国希望能够通过参与AIIB发挥亚洲强国的中坚作用。中国邀请韩国以不具有决权的“非常任理事”身份参加AIIB的消息在韩国引发对于是否即便韩国加入AIIB，中国也不会认证其经营权，中国只会建立自己主导的机构的讨论和担心［15］。韩国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韩国加入到AIIB中，会不会加快朝鲜基础投资和朝鲜经济开发开放的进程，对统一以后朝鲜地区的开发是否有利。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土木工程建设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技术经验的韩国通过参与AIIB能够获得多少经济方面的实际利益，并且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除此之外，通过参与AIIB韩国被迅速编入中国经济圈，日渐强大的中国会不会成为经济霸权国家，会不会成为韩国的威胁也是韩国关心的问题。如果对于上述韩国关心和担心的问题给出肯定和明确的判断的话，韩国参与AIIB的欲望也会随之提高。这个问题属于本质上较容易合作的经济领域，因此韩国是否将参加AIIB，其关键在于韩中两国通过对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构筑实现双赢的结构。中国需要把自己的构想和规划具体明确地告知韩国，同时韩国亦需要对此问题以灵活、弹性的态度予以对待。

    （五）公共外交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习主席访韩是一次走亲戚串门式访问的发言袒露了中国对韩友好的认知，也在韩国民众心中留下了亲近的印象。从长期来看，韩中两国达成了更多、更丰富的公共外交计划和施行方案，这些计划和方案已经具备具体化、现实化的基础。同时，可以说明确并讨论如何保持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现阶段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有哪些等，均是习主席此次访韩获得的成果。两国认为应该重视新一代青年领导者的交流，讨论协商了关于建立健全主管机关、组成代表团、举办论坛、新设项目等实施方案，共同表示将为进一步促进政界、商界、学界、舆论界等多级别多方面的青少年代表交流而努力。同时，敲定通过人民共同交流委员会推进韩中青少年交流、政府邀请奖学金、传统艺术体验学校等19个项目。韩中公共外交论坛继2013年9月在首尔举办首届后，正在以轮换的形式持续推进，同时将继续推进中韩网络界领袖圆桌会议、中韩青年防止荒漠化共同合作等项目。除此之外，支持成立由两国文化艺术领域代表参与的“文化交流会议”，以文化产业研究论坛等形式推进文化产业领域研究及项目合作，双方决定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合作拍摄电影的协议》。另外，将2015年和2016年分别确定为“中国旅游年”和“韩国旅游年”，双方致力于到2016年实现两国人员往来达到1000万人次的目标，未来两国人民的交流呈现不断扩大之势。虽然中文版的联合声明中并未体现，但是在韩文版的联合声明中用到“国民感受性的人员交流”的表述，足见韩国促进韩中人员交流的决心。

    四、结论及建议

    在中美竞争不断升级的背景下，韩中两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致力于扩大和深化相互合作。通过此次会谈，韩中两国取得了战略对话的制度化和充实化等一系列成果，同时构筑了多重沟通体系，成立了韩中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等，为两国关系的长期顺利发展打开了有利局面。然而，此次会谈也显示出两国在经济、社会、人文领域以外的安全领域的合作还是相对有限的。

    通过此次习主席访韩，韩国可以解读中国对韩战略的长期指向，即中国试图与作为韩美日三角结构中薄弱一环的韩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意图。中国承认现今韩美同盟在韩国安保政策中所占地位仍然举足轻重，而现阶段不给韩国以过大的压力。两国在联合声明中默契的避免提及敏感议题，比如韩国国内部署高空反导系统（THAAD）、对日共同批判等。这是双方相互理解和协调的成果。

    随着南北关系的变化和韩国执政者施政风格的不同，韩国的外交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但可以确定的是韩国已经认识到建交后迅速发展的韩中关系的重要性，并愿意成为未来中国在推进东北亚和平和发展道路上的真诚伙伴。与韩美相比，韩中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可以说是韩国外交政策中的确定政策常数。但是这一常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美关系作为外部条件直接影响着这一常数的变化。换言之，中美关系对韩中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强国的中国如果与美国围绕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和矛盾不断升级，那么韩中关系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阻力。事实上，此次韩中首脑会谈中涉及的AIIB问题、高空反导系统部署问题本质上都是中美间问题派生出来的，是固有霸权国家与新兴强国之间引发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兴起及其对东北亚影响问题，现实主义（realism）一般预测随着中国的兴起，中国在中美关系、半岛局势等问题上的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是中美矛盾的根源；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则认为随着中国的兴起，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可以缓解半岛的紧张局势，也能够促进区域国家合作协商，并以此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扩大。［16］

    由AIIB和高空反导系统引发的矛盾正是符合前者主张的实例。由于韩国与中美两国分别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以及军事同盟关系，使其政策制定无法避免受到中美关系大框架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中国也在充分考虑美国因素的基础上展开其半岛政策。笔者相信中国不希望看到强大国家间的实力竞争引发周边国家被迫选择阵营以及地区局势紧张等情况。

    为了促使韩美关系朝有利于韩中关系方向发展，中国需要调整其对朝政策以减少韩国的安保负担、拓宽战略环境，以便韩国能够把精力集中在改善南北关系、努力促成半岛和平的氛围，这也符合中国一贯追求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韩国方面则需要认真的思考和探讨如何在韩民族统一进程中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与中国的合作，这是与韩美同盟战略、亚洲战略紧密联系并亟待研究的课题。

    这一任务是以韩中之间建立比现今更加稳固的相互信任（mutualtrust）为前提才能够完成的，而这种双方的深度信任是在不断交往过程中慢慢累积而实现的。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韩正是为构建真正的韩中友好关系播撒下了珍贵的种子，两国在客观承认目前双边关系中存在之局限性的基础上彼此换位思考，为增进两国未来的主人——青少年间的交流，新设和充实了丰富多样的交流项目，这对韩中两国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肯定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在韩中两国相互充分信赖前提下，期盼双方通过对包括朝鲜未来在内的半岛事务等问题的深入、坦诚的对话，成为真正伙伴，携手为实现半岛和平统一做出贡献，为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