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中国的反思与借鉴
发布时间：2015-04-11 07:47
摘要：崛起中的大国在相对获益中胜出，就会对现状表现出更多进攻野心与咄咄逼人。又由于现实主义思维在很多国家具有影响力(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这都增加了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也由于中国高校与政府都有为数众多的现实主义者，中国应该不难理解其行为在外围观察眼中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安全研究,演化,中国,反思借鉴,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关键词：国际安全研究,演化,中国,反思借鉴,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我们写《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以下简称《演化》)这本书的主要动力是要为安全研究领域提供学科社会学(disciplinarysociology)，这是约瑟夫奈和林恩琼斯(SeanM．Lynn-Jones)等研究者曾努力呼吁但直至目前却还未被撰写的。我们认为，这样一部学科社会学将有助于安全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研究视角源自何处及其如何相互关联。我们还强调了支撑安全研究路径(approach)的本体论、认识论和规范性假设，因为据此假设，我们可以更容易理解当代研究视角的发端(ancestors)，以及一些路径间竞相争锋、执于己见或交叉重叠的原因。
在《演化》中，我们从现实主义、英国学派(布赞)或后结构主义(汉森)的视角不断强调国际安全中大国的作用。我们坚信，大国关系对于学科领域的设置及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事实上，我们将解释国际安全研究演化的驱动力之一制度化进行理论化，它是包含几个强劲变量的驱动因素，如(用人单位的)招聘活动和(研究成果得以)发表的可能。不仅如此，我们还相信学术争论不仅是权力的表达，也说明(学术)对话是可能的。如金伯利哈钦斯(KimberlyHutchings)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对话承认所有思想交流都内含权力关系，但应建立在承诺相互交流的基础上。
进一步说，我们所理解的对话并非预想将有一种所有研究者都达成共识的安全研究路径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将认为这是单个视角独领风骚、压倒群雄的结果，而这既非我们所愿，也不可能发生。相反，(学术)对话建立在对自身视角及其假设的源起、视角间如何相互关联又彼此偏离的深刻理解之上。因此，我们在《演化》的写作中也希望能够阻止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安全研究间碎片化、各自为营和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安全研究应该在其不同的思想学派间有较少的对抗和更多的尊重。
写作《演化》的宏愿是增进对国际安全研究跨越不同时空而展现不同形式的了解，因此希望其他研究者展开相关研究进而挑战或补充我们的观点。或许可以关注我们勾勒国际安全研究整体面貌疏忽的地方，或五个驱动力框架未能解释透彻之处，或填补一些《演化》决定不去涵盖的研究空白：一个未涉及的重要研究领域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安全研究如何发展，又如何(不)比照于西方安全研究；另一个重要研究空白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微观社会学，这在西方和非西方的安全研究中都没有涉及。
《演化》出版于2009年9月，令我们倍感幸运的是，第一轮关于此书的评论与争论性文章(包括2010年《安全对话》中的一组专栏)也已经付梓；为此书中文版出版而在北大召开的研讨会(2011年11月，下文简称研讨会)引发了另一轮极富价值、充满活力而又议题广泛的讨论。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演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及其潜在地激发非西方学者研究他们自身所在国家与地区第一次成为中心议题。此次研讨会不仅反思了此书本身，还反思了此书为非西方国家与地区尤其为中国提供研究框架的能力。我们对此研讨会提供的这样一个契机表示感谢。王逸舟教授在研讨会的开幕词中提出希望：《演化》的中文版可以激发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术传统和中国外交与安全政策展开更多论辩。我们对此也欣然期待。
本文拾取了此次研讨会提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并详细阐释。首先，对《演化》的叙述范围及此产生的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进行阐释；其次，对国际安全研究展开的分析框架组织国际安全研究的五个问题、识别国际安全研究的安全的邻近概念、解释国际安全研究演化的五个驱动力如何可能用以研究中国等问题进行探讨；再次，我们提出大国政治在当前且未来更有可能成为驱动国际安全研究的动力之一，而中国的崛起很显然是一个强劲地影响到国际安全研究的大国变量。本文最后部分更广泛地对国际安全研究和北大研讨会上关于中国崛起这一话题的争论做出回应。
一、《演化》本身的局限性
上文提及，我们写作《演化》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样一个空缺，即国际安全研究理应具有一部思想史与历史社会学，但至今却从未出现。我们一旦决定要写作这本书，就立即面临一个难题：这个国际安全研究由什么组成还未有定论。因此，我们必须从对国际安全研究视角的组成、研究所遵循的时间范围、空间场域划分及解释国际安全研究演化的方法等诸多问题的限定开始。接下来，本文将更为详细地逐一阐述对这四类问题的限定，但首先要强调，这些限定将会且已经充满争议，而且，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也的确对这些问题提出诸多异议。然而，上述限定可被争论，也意味着基于对国际安全研究范围、时间、空间和驱动力的不同定义，可以展开其他相关研究。我们完全意识到还有诸多方面等待进一步深化，希望其他研究者从此书中汲取灵感或得到启发，以其自身方式来填补上述空白。此类研究需要诸多声音来断言其真正可信性。尽管此次研讨会上的一些评论者鼓励我们继续深化此书，但我们不打算就此展开进一步研究，而为有意愿填补以下空白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建议。
第一，国际安全研究范围的限定。这是国际安全研究的第一个限定，即哪些(研究)视角应该被认为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部分，而哪些不是。如《演化》一书所展示，一方是偏向将安全研究更狭窄地定义为致力于(军事)武力研究的传统主义者，另一方则试图拓展与深化安全内涵(的拓展学派)，这两方展开的激烈论辩一直是几十年来国际安全研究的中心内容。我们决定广泛撒网，将那些自我标明为安全争论的参与者或冷战期间权力与和平争论的参与者纳入研究范围。如此定位产生了一连串问题：首先，《演化》的目标是尽可能确切地描绘国际安全研究领域，据此所有研究视角都能相互辨别；其次，学术研究无法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立场：不可避免的是，所有国际安全研究者都必须在纳入与排除(研究对象)上做出选择，而此选择只反映研究者自身对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界分的立场。因此，我们赞同张小明教授在研讨会上的评论，即《演化》一书中西方(对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框定给予欧洲安全思维模式较其实际影响可能承载的更多空间。我们强烈怀疑坚持传统议程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会同意这一观点，尽管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的分析与我们相似，但他们将针对同一叙述对象撰写出截然不同的版本。我们急切希望有研究者能展开这项研究，我们也鼓励一项更加详细地追溯美国国际安全研究中战略研究与冲突解决的相互分化的研究。
对研究范围进行限定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我们广泛撒网以囊括国际安全研究所有视角的同时，在确定构成国际安全研究的材料类型上却选择了一个更加狭窄的观点。简言之，我们的分析是通过国际安全研究的学术文本作品，致力于将国际安全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进行研究。而学术文本的内涵本身也因时空而变化，但从我们所展开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时空来看，期刊文章与专著是无可替代的学术文本形式。因此，拓展《演化》一书的一种方式，就是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广泛搜罗，更多地将由智库、政府人员、军事战略家撰写的政策性文本如手稿或规则等纳入其中。从理论上讲，也许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待将民间政策性与军方战略性文本(即安全政策制定过程)纳入的意义：拓宽国际安全研究本身的范围，深化制度化这一驱动力，作为解释国际安全研究演化的新的第六种驱动力。
当然，还可以更彻底地超越《演化》所采用的文本。托马斯比尔施泰克(ThomasBiersteker)和奥利维夫(OleWver)已经提出，包括重要思想家的传记性记录与政策研究联结(nexus)在内的微观社会学进程，可以成为国际安全研究的一部分，或至少是堪比驱动力般重要性的影响因素。我们欢迎以这种微观社会学或政策导向的方法展开国际安全研究。这需要对个人和具体案例展开深入、广泛地研究，以查找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安全思想的演变。这将成为一项要求极高的研究项目，《演化》一书列举了在西方语境可运用微观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大量人物与案例。
第二，国际安全研究的时间限定。《演化》将时段限定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的这段时期。我们选定这个时段，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内，国际安全研究作为一个自觉意识领域开始在西方展露。很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存在诸多国际安全研究所专注的主题，如战争、权力和防御就是其中一部分，但还未形成一个自我认同为安全(或战略)研究的学术领域，也还未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和平研究领域。围绕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后成长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次领域之一，发展出一套网络结构的学术制度，包括可以开展硕士与学士研究项目的大学、期刊、会议、研究中心和更大一级机构的分支机构，如国际研究协会。研讨会上，几位评论者对此限定提出批评。例如，甘均先博士认为，本书开篇从冷战直接谈起，遗漏了本可以用以解释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如何及为何可能的过程，而采纳一个更长的历史观也许会更有助于解释哪些问题未被纳入国际安全研究。我们欢迎一些先行卷来讲述安全研究思想史它是一部安全概念尚未成为国际安全研究这一自觉性领域的组织性工具之前的思想史。我们认为，这些先行卷可以采取三种路径进行：(1)考察在国际安全研究中引用的古典国际政治理论文本，如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修昔底德的经典作品，考察这些经典文本如何运用于国际安全研究的发展史中，对安全研究者的疑问又具有怎样的意涵。(2)聚焦于那些在议题、问题上与国际安全研究最为邻近的研究性学科，并更加全面寻找与这些学科相联系(或分离)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思想与制度变量。这种思路的一个明显备选方案就是军事思想史研究，它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先行研究领域。(3)重新思考以往的国际安全研究，并根据当前情况拓展国际安全研究文献的范围。我们在《演化》中提出，将冷战时期的和平研究纳入国际安全研究的历史社会学中，是基于自1980年代后期和平研究与战略研究围绕安全概念而出现的融合。倘若没有这种融合，国际安全研究也只能以两个独立学术领域中的其中一个而存在，并只能以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来讲述。对于国际安全研究，目前，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修正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金融与经济正在被安全化。马克尼克拉斯(MarkNeocleous)对1930年代国家利益如何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相联系的研究表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安全意味着国内经济威胁，因为如果金融危机持续下去，那么国内经济威胁将会被带入到国际安全研究中。
第三，一个清晰的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何时兴起是与这个问题的空间限定相互关联。从国际安全的研究者与地域来看，国际安全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压倒性地由西方主导。由于《演化》集中关注国际安全研究的组成内容，而并非关注其存在的不足与偏见，因此我们继承其西方中心主义。一些研究者尤其采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人的安全视角的研究者，批评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然而，国际安全研究仍被关于安全、战略、和平的西方论争所占据。因此，这疏漏了俄罗斯、中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思考，除非这些国家的研究者卷入西方的论争。我们希望《演化》一书将鼓励其他研究者，选定同一时期和西方之外的其他战略文化大国，特别是正在发挥大国作用的俄罗斯、中国和日本，也撰写类似我们所完成的专著。其他几个稍弱一些的大国也有同样有趣、富有启示意义的故事可供讲述，如印度和土耳其。
第四，我们将写作《演化》的目标限定在描述国际安全研究并解释其演变。有些研究者也许不同意我们这种描述性意图，或发现《演化》的贡献太少：既未努力评判众多研究视角中哪种最优，也未发展出一种新的综合性视角以将现有思想学派的优势最大化或其不足最小化。在解释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的优劣上，有研究者也许对我们的分析方法持不同意见，并驳斥我们的整体性诠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写专著表达这些不同看法，提出其他或许更好的分析框架。在研讨会上，还有一些评论者(如余潇枫和张小明)，乐于接受将五种驱动力作为分析工具，但认为只选这五种是不够的。我们是通过经验性的试验与试错、知识论辩的社会学，加上掌握可行基本解释方法的良好意识，来获得这五个驱动力的。其实，对这个问题的惯常反应就是要获得另外的驱动因素，如领导者的影响就是研讨会上最频繁提出的另外的驱动因素。我们颇有信心的是五个驱动力把握了国际安全研究的主线，但也充分意识到，学术研究总会信心错位(misplacedconfidence)。其他研究者可通过展现更具说服力的驱动力来证明我们的错误，而不是制造一张可能性解释的冗长清单。让此论争开始吧！
综上所述，我们出于理论与现实逻辑而做出上述四点限定。《演化》据此成书，篇幅不小。我们研究水平有限，无法全部在这四点上做拓展。我们局限于文本分析，部分原因是为了达到分析上的前后一贯性。我们对篇幅的限定也是基于自身的能力：我们没有研究其他国家文本的语言能力。我们同样意识到，1945年后西方研究文献的显著特征是，这些文献几乎都由文职人员撰写，这(对传统安全研究)尤其对军事安全与战略研究来说是一个奇特、重要的背离。我们也限制《演化》的写作宏愿，因为一个规范性和(或)框定性的路径将有碍于讲述一部思想史和社会学史的核心使命的完成。
二、《演化》对中国读者的借鉴作用
《演化》讲述的是西方故事，为何中国读者会对它感兴趣？
第一，西方历史自有它内在价值。西方仍具有世界性影响，其思想也因此波及到其地理边界(immediateboundaries)之外。受西方思想及与之相关实践影响的人，会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的源起与(发展)动力。
第二，西方故事提供了一套丰富的关于国际安全的思想、理论、概念与规范性立场。如果相信理论具有普适性，那么这套内容具有的相关性就是无可置疑的；如果相信理论因文化而异(culture-bound)，那么这组内容对功能性相似对象如中国思想中的遏制、和平，也可能具有价值，并提出可供比较的契机。这组内容对识别差异也具有价值，例如，上文提及1945年后西方对国际安全思考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众多思考都是由文职人员来完成，这为对如下情况进行比较奠定了基础，即在一些国家关于军事事务绝大多数(甚至几乎全部)曾经由(现在仍由)专职军事人员来思考。
第三，如上所述，《演化》为研究者讲述中国关于国际安全与战略的思想开辟了空间。我们可以与中国学者在与《演化》中所论述的相一致的时段内展开，也可以在一个更长或更短的时段内展开研究与讨论(看哪种情况更适合中国学者)；研究者还可以讲述中国关于国际安全的思考在多大程度上主要是土生土长的，或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西方争论中的思想与概念下继续向前，或只是对西方思想与概念的回应。我们希望《演化》使得更易于找到这种联结点并置于具体情境之中。1945年后，中国比西方经历了几轮更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因此，中国关于国际安全的思想与实践显得更具多样性和分离性。任何关于中国的研究都会发现，《演化》的框架都是一个有用的分析起点，尽管他们期望或需要修正它以适应独特的中国特色，尽管我们未能确定这些研究的结果，但能为这些研究提供一些初始建议：
首先，《演化》建构了毗邻性概念(adjacentconcepts)术语补充性概念、平行性概念和竞争性概念来辅助安全这一核心概念。这一术语让我们捕捉到属于国际安全研究一部分的那些文献，尽管它们并非由安全这一概念来驱动。典型的毗邻性概念包括遏制(补充性)、权力(平行性)与和平(竞争性)。《演化》的中译者(尤其是余潇枫)极力解释翻译这些词时所遇到的困难。这也许意味着安全及其补充性、平行性、竞争性概念可提供一个起点，但也许还存在比安全更为关键的概念，且这些毗邻性概念在中国语境中表现得截然不同，或许甚至需要创立第四类毗邻性概念以捕捉中国(国际安全研究)的动力因素。
其次，除了毗邻性概念，我们提出了构成国际安全研究的五个问题：指涉对象是什么、威胁是否来自内部/外部、威胁是否是军事的/非军事的、安全政治观是什么(背离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是否可能)、安全研究的认识论选择。将此分析框架运用到中国提出的两个层面问题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中国视角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尽管中国与西方经历截然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历史，我们仍怀疑中国对这五类问题的回答将会带来一组全然迥异的答案；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有一种可能性即其他问题应该被纳入，而一些衍生于西方框架的问题可被剔除。我们假定，学术性学科以多样性(通常是相互竞争)为特征，并通过解答关键问题而得以发展演变。极为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五类问题是问题，研究者已经对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即使在西方内部也是如此)，由五类问题引发的这些争论也将必定会发生在其他战略文化之中。倘若中国国际安全研究学者对我们所建构的五类问题的回答都千篇一律，这可以启示我们关于中国的安全思维的一些重要方面。然而，这五类问题已不再是一个构成争论与具体视角间假以相互区别的问题，而仅是一个视为理所当然或普遍赞同的假定。
最后，对我们提出的驱动力分析框架大国政治、技术发展、重大事件、学术争论与制度化需要考虑的议题之一，就是制度化的作用。考虑到与西方在政治与社会体系上的差异，来自中国民间的安全研究者或压力集团对安全思想的影响将更逊一筹。中国与西方的战略文化传统在起源上不同，这也许意味着两者在安全与战略如何理解与制度化上具有深层次差异。研讨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社会变量(更具体一点就是政治领导)是否应该纳入，我们认为这值得进一步挖掘。在《演化》中决定不包括政治领导这一变量，主要是基于我们的着眼点即国际安全研究是整个西方而非一个国家的现象。未来的研究可能将我们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国家情境(西方内外部)，将国内变量纳入的呼吁也在增加。将此研究延伸至中国也可能提出另一个国内变量即意识形态，对安全与战略的理解几乎确定性地受到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受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所限，而中国则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近来一定程度地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奇异混合的影响。过去60年间，西方较少经历意识形态的变迁，这也是我们不将意识形态纳入驱动力分析框架的原因，而它对中国却更加重要。
三、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影响
研讨会上提出的很多问题都围绕中国崛起及其对国际安全研究演变的影响。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其崛起将导致传统军事议程的复出？在非传统安全研究议程中，中国崛起如何发挥作用？非传统安全研究将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一部分，还是被正处上升中的军事对手搁置一旁？
这些问题意味着一个简单抉择：即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是如19、20世纪与德国、日本、苏联历史相关联的通过战争而崛起？但事实上，这绝非非此即彼。考虑到大国战争的限制因素，至少是对核武使用与全球经济秩序恶化(而带来的全局性的巨大财富损失)的普遍恐惧，中国通过战争崛起的概率非常小。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并非是零，然而对抗它的限制性因素极为强大。假使中国试图通过战争崛起，它必将与其他大国发生碰撞。尽管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是小国，但日本与俄罗斯同样是大国，且美国又是如此坚定地保持对亚洲安全的介入。因此，问题不是在和平崛起还是战争崛起，而是何种形式的和平崛起。
在这里引入《演化》所提到一个观点是有助益的，即加尔通(JohanGaltung)区别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术语：人类社会的整合与没有战争。如果大国战争几乎确定地被排除在外，那么中国崛起将是和平的，问题是和平性的性质是积极还是消极。消极和平崛起将只是简单地意味着没有战争，且被置于一个极为基本且最小和平共处的某种安全制度框架下。它可以是类似于埃及与以色列或苏联与西方间的冷酷无情、全副武装、疑虑重重的和平，也可以有某种权力平衡、诉诸武力限制、经济与其他事务上的某种合作。但冷和平缺乏情谊与信任，强烈的受威胁与不安全感依然如旧，所有人武装到牙齿且怀疑、提防所有其他人。积极和平崛起意味着调和差异，并足以为信任甚至情谊敞开空间。积极和平朝向建立安全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下，战争期望与预备降至最低水平。国家与社会有能力开放自身以达到深度合作与依存甚至相互融合的高点。这种和平存在于加拿大与美国、北欧国家间和欧盟成员国内部。
在积极和平崛起与消极和平崛起的选择中，可以得到中国崛起如何影响国际安全议程的答案。这部分取决于中国作何言行，将成何种国家与社会，如何对待周边与世界其他地区；部分又取决于中国如何被周边及世界其他国家认知，中国崛起的势头被理解为是更具良善还是更具威胁。当然，中国特性及所行与中国如何被认知间存在某种直接关联。如果一个威权和(或)高度民族主义的中国，尽行挑衅好斗、恃强凌弱之能事，将几乎必然被认定为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在其理论的驱使下，仅凭中国日益强盛的事实，不管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特性，就断定中国对其他国家有进攻性。在对于中国的特性、行为、日益增长的实力与如何自我认知间的关系问题上，印象投射(imageprojection)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印象投射的潜在角色被这样一种研究造就得十分明显，这些研究认为美国不对很多国家构成进攻性，是因为人们认同这样一种美国印象，即美国社会具有自由主义特征且美国放弃了旧式的持续占领海外领地的帝国主义政策。
当然，上述关于美国的争论取决于这些人能够清楚了解美国及美国的象征意义。关于中国的不确定性将易助长消极认知。假设人们不清楚中国想要得到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象征意义，他们将如现实主义所警告的那样，倾向于最坏的结果而恐惧。假设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将伴随着其政治、社会向更具侵略性的形态转变(如极端民族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也将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中国更清晰地展示其所欲得与所象征的含义本身，也许无益于积极和平。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其目标与象征意义十分明确，而对此明确却让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感到受威胁。1978年后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很显然，与后者相比，前者具有更加巨大的物质实力与财富，经济结构具有根本差异，涉入全球经济更加广泛。现代中国再也不是代表革命的救世主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是它通过增加全球与地区稳定以谋求自身发展。中国也强调其自身独特性，体现为在多数事务上普遍标明中国特色，这启示了中国并非将自身认定为可被他者追随的典范。
然而，虽然新中国对其自身的发展目标极为明确，但迄今为止，它在全球与地区层面上想要什么及如何与国际社会和睦相处问题上未能产生任何清晰形象。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口号隐含了从消极和平/冷和平到积极和平/温和平的多种可能性，因此，其本身只表达了放弃那种典型的在大国序列中通过战争获胜的崛起战略。当多种混合行为兼具(如过去几年中所表现的)，这种模糊性将使得中国周边国家感到不确定与紧张，增加了因中国崛起而导致冷和平/消极和平的可能性。
从旁观者来看，很难看清事物发展的主要趋势。中国物质能力的增长明显且引人瞩目，多数中国人因其自身成就而表现出的自豪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自豪似乎产生了两种矛盾情绪：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国际主义与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并将带回其对域外的更好理解；另一方面是狭隘的、权力政治的民族主义，极力呼吁中国使用新实力以寻求地位与谋求领土主权，主张对世界经济采取掠夺性态度。因此，既存在一个有意愿参与现存国际社会并在其内改造国际社会的崛起中国，也存在一个似乎对现存国际社会有诸多不满，而采取有些过时和容易自我实现的现实主义观。
大国的现代标志并非像曾经那样体现为赢得战争的能力。在没有大国战争的时代，大国地位的主要标志不仅是强大的物质能力，还是其在全球与地区层面上建立与维持稳定国际社会的能力。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出色擅长而苏联明显逊色之处。中国崛起将以此标准评判，评判的结果也将决定中国崛起将对国际安全议程产生何种影响。因此，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主要关注必须置于中国的新实力在地区性的亚洲国际社会，以及在西方长久占据主导地位、当前向伴随中国崛起的其他大国开放的全球国际社会发挥何种作用。
问题是，明显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与政治中的上述两个方面如何在中国内部及其与亚洲和全球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中国自身分化太过明显，以至于旁观者无法预期中国行为，但仍然有较多积极面：中国已经很好地与东盟领导的东亚地区性体系实现一体化；在其他地区层次的体系中担负了领导角色，最明显的是上海合作组织和朝核六方会谈；与东南亚周边国家努力追求自由贸易机制，在19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及后来的金融事务上，中国通常被认为是负责任地行事；将与台湾的艰难关系推上一个更加和平的经济合作平台；在全球性事务方面，在维和行动中，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举重轻重的角色，在索马里海域的反海盗行动中担负着责任，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贸易与投资受到很多地区的欢迎，还如先前日本所为，中国与美国作了一项稳定的交易，即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为其出口进入美国市场获得渠道。
但同时也有为数众多的消极面。中日关系依旧很差，历史问题依然是两国间的痛疮(festering)，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依然明显，细小的领土与边界争议滋长为持续性的(争端)导火索。中国努力建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小范围的东亚，而日本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则将东亚推向一个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内的广泛会员组织，以抵消中国的可能优势。令美国政客精英们欣喜的是，中国周边几个国家开始惧怕中国，原因在于中国近期因实力上升而在领土争端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日本与印度对中国和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挑衅性崛起的恐惧，强化了它们与美国的联盟，并使美国易于掌控其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政治地位。印度与几个东南亚国家间开始愈加相互凭靠，并仰仗美日以平衡来自中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这是中国强硬派对美国外交与战略上的馈赠，极大地促进了美国近期将其安全战略核心重返亚洲。这些进展在亚洲塑造了一个令人堪忧的冷和平/消极和平前景。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已表现出遏制性姿态以阻止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取得与其实力相应的(合法)地位。然而，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将如何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不明晰，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占据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预示着一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令人堪忧的强化。
中国的这些行为极好地应验了现实主义的预测：崛起中的大国在相对获益中胜出，就会对现状表现出更多进攻野心与咄咄逼人。又由于现实主义思维在很多国家具有影响力(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这都增加了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的恐惧。也由于中国高校与政府都有为数众多的现实主义者，中国应该不难理解其行为在外围观察眼中的影响。
然而，整副图景不仅深度混合了积极与消极，在中国自身也显得极为分化与易变。若消极趋势占据上风，我们只能看到，在亚洲和世界，中国崛起将会重新激活国际安全的传统军事议程。中国如此行为的程度将取决于中国威胁的受众，以及在全球与地区层次上这种威胁感如何相互作用。美国围绕中国建构一个类似对抗苏联的宏观安全化(macrosecuritization)似乎不可能，而若要实现，中国应该必须对欧洲、加拿大和拉美表现出威胁性；唯一可能实现的路径，就是假使中国由挑衅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统治并致力通过中国实力以支配世界。这极不可能发生，但在谨慎的旁观者看来，有事实预示这种可能性也绝不能完全排除。
依当前态势，可以预见的图景(scenario)是外界无法清晰看出中国即将成为何种类型的国家与社会。一个由美国支持的从日本延至印度、再经由越南到澳大利亚的联盟正在形成之中，如果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冷/消极的，则此联盟将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中国的亚洲邻国将通过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加强相互合作和寻求美国支持以对抗中国。由于惧怕核武，以及维持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需要，一般性区域战争的威胁性仍然较低。但在所述的整个情景中，军事竞争与平衡将相当活跃。中国以相当合法的方式意图维持与获得象征世界大国地位的实力，如中美关系中高度重视核武、空间能力与蓝海海军的建设。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也不能期望其邻国保持被动态势。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也是中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观察主体，一旦到了它们认为受到中国威胁或对中国感觉到不确定的程度，它们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在中国问题上，中国追求大国身份不仅仅影响到中美大国关系(就像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还会影响到中国和很多邻国的关系。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也许将成为亚洲地区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
若积极趋势占据主导，中国对于其在国内、地区与全球范围内的领导角色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国内，需要找出恰当途径协调国家和由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而建立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的关系。中国政府如果将此社会安全化视为其威胁，这将产生深刻矛盾并迅速威胁到经济改革的基础。因此，中国政府正面临类似1978年的历史时刻，即中国在完全正当合法地追求权力与财富的同时，还需要另一轮创造性思考与实用主义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立了一个新的、史无前例的市场共产主义(marketcommunism)现象，而现在需要转向多元共产主义(pluralistcommunism)。此种转向将不仅减少中国国内的安全事务，还将塑造出以温和平/积极和平崛起的中国印象。
如上所述，在地区层面上，很多极其稳固的制度框架已经具备，并需要改善、扩大和加强，这在权力与财富最集中而地区性政府间制度结构最弱的东北亚表现得最为明显。对此，极为关键的是，要在社会层面阻止甚至可能逆转当前正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除了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的激进行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已经非常好，并通过各种与东盟关联的国际政府组织较好地制度化。这是应该巩固并作为基础的一项成功，同样也发生在上合组织内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的关系上。中国与东北亚的关系较为糟糕，与东南亚的关系较为友善，而与南亚的关系介于二者之间。中印关系虽不如中日关系那样糟糕，但却朝着相同的坏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崛起意于朝向温和平/积极和平，正值恶化的中印关系需要阻止甚至尽可能逆转。当前展露的后西方世界将比过去的两个世纪更加区域性集中、在全球层面上更加扁平是极有可能的。倘若果真如此，区域将是决定中国和平崛起形态与特征的最为关键层次。
在全球层面上，主要趋势也许明显是更加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以西方大国衰弱和其他地区崛起为标志。中国则是其他崛起大国中的一大部分，其工业现代性革命超出了西方，并成功地波及到了远比西方更广的地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晚期，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超级大国的优势。尽管西方仍然强大，但其他国家与地区也许会变得强大，就像19世纪日本和当前的中国与印度一样。所有国家都将找到工业现代化的独特道路。这将使全球层面的某些问题相比起过去变得更不重要，因为这些新兴大国将非常不可能去重蹈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为争夺全球主导权以重塑世界政治而进行的意识形态争夺的覆辙。也不像1930年代，当前主要大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兴趣建立帝国或追求种族优越的议程。中国将需要继续妥善处理与美国的棘手关系。但正如上文所述，中美双边关系将极大地受到中国在亚洲建立温和平/积极和平国际社会方式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这样做，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中美对立关系将更加持久、艰难与敏感；如果中国取得成功，则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会被弱化，与中国对抗的动机与能力将会降低。
根据当前趋势，中国崛起看似不太可能导致极端情形：既非像冷战时期军事议程成为主导的冲突情形，也非军事议程退居幕后而非传统安全占据主导的地区或全球安全共同体的情形。一种居于极为冷和平与温和平系谱中端的情形更为可能。改变这种后果的政策空间仍然是巨大的，但可供选择的机会的窗户正在关闭。若当前趋势再连续进行几年，将会产生一个偏向冷和平/消极和平且难以扭转的势头。为保障一个温和平/积极和平，中国需进一步深化其英雄式的改革与开放道路。
至于中国和平崛起，不管是冷和平/消极和平还是温和平/积极和平胜出，非传统安全研究议程都将保留。亚洲即使追求冷和平并被军事政治关系所占据，也将无可避免地需要解决环境变化、疾病、移民、经济管理等超越单个国家的问题。亚洲如果追求温和平，非传统安全研究议程将是建立区域与全球国际社会的潜在富有成果的议程。相比于传统安全议程，非传统安全研究焦距于与共建安全和建立共同利益以对抗共同威胁；而非免于的安全，除了联盟，威胁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使非传统安全研究自然而然地伴随于温和平/积极和平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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