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新视角——中国人可能的贡献？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形态，也是当代世界变化最迅猛的大国；作为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和广阔地域的大国，中国在维系国家安全、促进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方面，拥有日益增多的经验与思考。从目前学术界正在探讨的安全研究主题，即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可能做出哪些贡献、如何改进和完善，笔者尝试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

    关键词：安全研究新视角,中国人,可能的贡献,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给我们诸多启示。它不仅证明了巴里布赞教授等作者旺盛的思想力，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欧美学者在学理分析方面的优势。对此，中国学界要有差距意识和清醒估计。换言之，在看到中国经济贸易能力逐渐增强的同时，我们要清醒意识自身软实力的不足。不过，正如两位作者在序文里所言，尽管他们有意避免欧洲中心主义作怪，囿于语言和经验方面的原因，此书的资料收集和实际写作的过程，仍无法充分认识非西方世界在安全研究(不管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家安全的研究)方面的成果与动向。此外，该书也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比较和反省自身工作的一个契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形态，也是当代世界变化最迅猛的大国；作为拥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和广阔地域的大国，中国在维系国家安全、促进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方面，拥有日益增多的经验与思考。从目前学术界正在探讨的安全研究主题，即具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可能做出哪些贡献、如何改进和完善，笔者尝试提出一些问题和思考。

    首先，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民族国家体系，在把各种安全诉求结合进这个体系的长期努力中，产生出复杂多样的安全追求和安全思想。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且民族构成复杂，这一特点使得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以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和研究为例:中国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宗教文化受穆斯林世界影响极大。近年来，该地区非传统安全主要表现为分离主义倾向抬头，一些地方民族矛盾加剧、骚乱活动频繁，不同族群之间关系趋于紧张;从安全问题的性质来分析，国家安全诉求与种族平等诉求之间的协调成为政治决策的重大难题。近年来，中国学者也提出了独特的处理民族关系和边疆安全的思路(如余潇枫教授等人提出的边安学理论)。中国西南地区同样具有民族多样性，在与东南亚接壤的区域，毒品走私、小武器贩卖及残害船员等跨国犯罪问题层出不穷，表明了毒品金三角的危害。为应对这种全球性不安全的次区域表现，一些学者提出了次区域综合安全治理的见解。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一个老工业基地颓势明显、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表现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分化严重和内部焦虑增多等问题，加上不同方向的移民问题的冲击(合法与非法的形式均有)，这一地区发展的停滞性相对突出，对全国的不稳定性有一定的拉动效应(类似英美老工业区在信息化时代面对的尴尬)；中国东北地区的不少研究机构，配合中央政府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了通过介入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加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利用等外联方式，来促进老工业区升级换代和提升社会质量(巩固安全性)的思想。在中国东南沿海相对发达的省份，非传统安全的各种威胁与东南亚一些国家面临的难题有类似之处，如严重的渔业纠纷(包括械斗)、海洋污染、海洋资源开发方面的明争暗斗等等；中国外交部门最先与东盟咨商的安全主题、中国政府新安全观的出台，以及中国学界早期关于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定义，均受到东南地区这一趋势的影响。总体来看，拥有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数量的中国大陆，面对整合不同区域挑战、维护国内各方面团结的安全需求，比任何别的多民族国家在冷战结束后面临的类似难题更加棘手。

    其次，与上一点有关，中国还是一个超大的转型国家，一个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转型社会形态特有的创造性紧张给我们带来了不同于欧美的安全挑战与诉求。对于当下的中国，外部观察家通常注意到它内部的各种紧张，尤其是随着市场化和外部交往带来的内部差距扩大与新的社会矛盾，例如，个人及部门收入差距悬殊、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农村人口相对城市居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户籍、工资、医疗、教育或土地使用方面)、新型产业出现所导致的传统产业加剧衰败及失业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对立与骚乱。但很少有国际方面的系统分析，探讨在中国充满张力与矛盾的背后，有多么大的活力与动感；也不太多见的是，怎样将中国哲学意义上的小乱大治思想或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指的创造性破坏范畴应用于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丛生而又充满生机的进程。借用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定义(前者更多指避免战争、制止简单的恶现象，而后者主要讲扩展人类社会的理解力与趋同性进而消除冲突的内在根源)，笔者认为，与第一点提到的消极安全不太一样，中国社会解决这方面挑战的努力更多带有推动积极安全的含义；也就是说，它属于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是发展更高阶段应对的新矛盾，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出现本身代表着一种时代进步。不难理解，中国学界和政治决策部门更愿意把这些问题放入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加以看待和处置。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很多做法与观念经常由下至上，人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出现哪些令人惊叹的尝试与成效，而且很多可喜的量变包含积累着积极的质变因素。这说明变化中的中国在面对和解决安全难题时，有着与外部那些失败国家不同的性质，存在着巨大潜力。

    再次，中国式安全共同体的思想与策略亦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用大量篇幅讨论欧美地区关于安全共同体的贡献。例如，多伊奇最早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概念，欧洲经济体建设带来的安全和政治外溢效应，北欧国家有关和平学的探索，以及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思想等等，但作者显然未注意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基因、经验与潜力。目前，中国学界深受惠于古代诸子百家的各种安全思想，传承其中包含的积极防御安全和主动建设和平的因素，有着内圣而外王倾向，以及非攻、教化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理念；中国历代王朝有关天下的哲理和朝贡体系的实践断续连绵，以至现在仍有一派学者强烈主张在中国周边地区构筑类似天下体系的安全安排，主张把中国主导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具象化在对周边软硬兼施上。给定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目仅次于俄罗斯的国家，而我国与近30个邻国的交往史上，既充满和亲、睦邻、彼此友好合作的经历，也有战乱、征服、冲突的悲惨遭遇和麻烦，那么，今天，中国在建设东亚安全共同体的过程中，在处理与近十个国家的主权纠纷(陆地方向有两个国家、海洋方向有八个国家)的实践中，孕育着独特的战略抉择和方案组合，这将推动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思想与策略。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谈到哲学意义上的广义命运共同体，称之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我看来，它是中国人贡献全球和平建设的一种安全主体意识，细察和善用之的话，或可使中国崛起有异于近代西方强权。

    最后，当代中国安全观及安全研究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即政治高层比过去更加注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对接，强调外部环境总体的积极因素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有利作用。这也是自邓小平以来最高政治决策层始终坚持的一种安全理念，即认为世界大战是可能避免的，大国之间(尤其中美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国与其他大国间建立的战略关系网络，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实现中国自身安全并进而促进全球安全的路径。邓小平执政后确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面临的两大主题，经过几十年的潜移默化，成了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的指导原则之一。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的世界观截然不同，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立与世界列强间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关系的内在根源。中国人所说的时代观(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主要特点)，新安全观(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和谐世界观(强调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和平发展的组成部分，反对国强必霸的逻辑，指出和谐世界追求是国内和谐社会目标的延伸等)，以及学界对此的大量讨论，折射出中国人对于当代全球和平与安全有一种特别的信心。

    同时，我们应当承认在构建安全理论方面的不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正在涌现的各式安全观和安全实践，理论化水平并不高，尤其还与中国发展现阶段的整体缺失有关，表现在以下几点：(1)中国的安全意识、安全策略和安全分析是以国家安全为重心的，其他行为体的安全诉求(如族群安全、人的安全、性别安全、社会安全、区域或次区域安全乃至全球安全)尽管地位不断上升，但易于被国家安全光谱掩盖；它们至多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得到资源配置方面的考虑和统筹，这难免出现研究中轻视甚至排斥非国家安全诉求的现象。(2)与此相应，中国的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的目标被赋予了最大权重与资源配比。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加上中国周边主权纠纷和安全热点的复杂性，武力和武力威慑的使用很难排除；这一点不独中国特有，整个亚洲范围(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均不例外。各种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电信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水资源安全、物种安全及文化安全等)，大体依照国家决策层对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的定义来区分权重。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不难想象，多元化的安全诉求与研讨经常因各种强力因素导向而失去自我和话语权。

    (3)近30余年来，美国的战略安全观对我们有极大的幅射面和影响力，日本和加拿大人的综合安全观及人的安全概念也有小范围的、专业性的介绍，而欧洲人的区域复合安全思想特别是北欧和平学在中国的评介则滞后得多，至于那些稀缺门类的安全(尤其当它们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无涉时)，如濒临灭绝物种的安全、跨国界危难人群的安全、国际水域或极地之类共同遗产的安全，则讨论得少而又少。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在中国学界，国家安全议题相对于国际安全议题，传统安全议题相对于非传统安全议题，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与研究投入，这与中国目前国家大、社会小的政治局面，与中国重化工业主导的现代化目前阶段特征，与一般百姓之国际意识的相对淡薄，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无论有哪些不如人意之处，总体而言，笔者对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安全研究的前景持审慎乐观的估计，期待它会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开放的态度。原因有两点：(1)安全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诉求日趋增强。随着人们生活与教育水平的提高、现代通讯手段的普及和信息更加方便自由地传递，中国整体的发展正自觉地、尽管是缓慢地，从一个比较看重物质数量、经济规模和国家速度的阶段，进入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生产效益、社会公正和分配均衡的阶段，普罗大众的幸福感和不同族群的安全性得到更多探讨，各个阶层(行为体)的多样性及其安全诉求的复杂性也逐渐浮现。(2)日益增强的中国文化自觉。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的勃兴就是一例。无论从发表著作和论文作品的数量，或者各种国际国内研讨活动的活跃程度，还是官方或民间的重视程度衡量，中国可能比任何邻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有更多成果(尽管理论化程度有待提高)。中国学者讨论了诸如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复杂关系(优态共生思想)，汉族与少数民族和谐共处及中国边疆稳定和国家民族安全(边疆安全理论)，经济社会政治多领域不和谐因素的多层次综合治理(可持续安全观点)等问题。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如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界限及其相互转换，多层次的国内和国际行为的安全需求及其满足方式，安全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建构过程，安全不安全安全化去安全化再安全化等说法的定义，安全研究与战略研究、和平研究、稳态(动态)安全的分析、社会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学说、各种后现代主义、复杂性思想与混沌现象学之间的区分及相互关系等，中国学者不同程度地有所比较和批评；这些主要起源于欧美的概念、观念和学派，正在得到创造性转化的努力，被更多有意识赋予了中国的视角与内涵。在推动新的安全研究方面，中国历史的悠久性、地域的广阔性、民族的多样性、周边的复杂性，尤其是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给更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以难得的背景与机遇。笔者相信，《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文版的发行，有助于中国的比较安全研究，看清自身的长处与不足，在比较鉴别中实现更自觉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