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困境”理论的“困境”-以冷战时期美韩同盟为中心

    摘要：为防止“受牵连”，美国并没有与盟友保持距离甚至在盟友与敌国发生冲突时不过深介入，而是在一定范围内限制韩军的进攻能力、控制韩军的指挥权，并千方百计地通过重申保护韩国安全的承诺、加强同盟内部安全协商机制和增加军事援助等方式消除韩国的“不安全感”;为防止“被抛弃”，韩国非但没有竭力以行动取得盟友的信任，反倒屡次威胁要收回“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单独对朝鲜发起进攻。

    关键词：同盟困境理论,困境,冷战时期,美韩同盟,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核心提示】比照“同盟困境”理论，可以发现美韩两国并没有像斯奈德设想的那样在“被抛弃”和“受牵连”间权衡，二者的担忧基本上是单向的。

    1984年，美国新现实主义同盟理论家格伦·斯奈德在《世界政治》发表《同盟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一文，正式提出“同盟困境”理论。此后近三十年，该理论受到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学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冷战史研究者将其作为考察冷战时期同盟内外部关系演变的概念来源和理论参照系。

    “同盟困境”理论的基本架构

    该理论的主旨如下：究竟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很多国家难以抉择。结盟意味着行动自由受限制，承诺维护他国利益，不结盟又害怕被孤立，担心友国与他国结盟;同盟并非一成不变，结盟的国家经常担心盟友的背叛，包括没有依据盟约向己方提供应有的支持、解除盟约甚至与敌国结盟等(“抛弃”)。同时，同盟形成的基础之一是针对某一敌国或敌对集团，于是同盟成员国又害怕因盟友的利益而被拖入一场与自身利益相悖的冲突(“牵连”)。为避免“被抛弃”，就必须以行动取得盟友的信任，而这样做势必增加“受牵连”的危险。为避免“受牵连”，就必须与盟友保持距离，甚至在盟友与敌国发生冲突时不过深介入，但这样做又可能冒“被抛弃”的风险。如果一国为增强自身安全感而强化同盟，那就可能引起敌国敌意的上升。可如果一国为避免引起敌国加深对它的敌意而选择弱化同盟，又可能事与愿违地纵容敌国的扩张意图。与多极世界相比，在两极世界里，虽然与敌国力量对比的困境依然难以摆脱，但被盟国“抛弃”的风险要小得多，同盟内部关系的困境明显弱化。

    斯奈德的推理论证过程存在某种不足。一方面，他更多地以欧洲国家之间或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来验证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很少顾及冷战时期美国、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同盟;另一方面，他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实力相差悬殊的两国间结盟的特殊情形，但并未深入挖掘这一类型同盟关系的特质，更没有由此反思既有理论构架的局限性。冷战时期的美韩同盟关系即是揭示“同盟困境”理论缺陷的最好例证。

    美韩同盟的形成

    1953年4月初，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与中朝双方一致同意尽快恢复停战谈判。一心希望“北进统一”的李承晚政府一面向美国发出单独北上和把韩军撤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威胁，一面提出签订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的要求。然而，此时的华盛顿并不想背上包袱，因此断然拒绝与韩国结成正式同盟。没过多久，汉城又暗示正在考虑单方面释放朝鲜非遣返战俘，美方顿时警觉起来。华盛顿最后决定与汉城讨论签订共同安全防卫条约的问题。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承晚竟然宣称美国的承诺来得太迟，韩国要继续打下去。6月18日，正当美国准备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之际，韩军强行释放了约2.7万朝鲜非遣返战俘。美国不但没有因此实施曾经讨论过的代号为“时刻准备着”的换马计划，反而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赴汉城与李承晚讨论停战合作事宜。最终，美国以美韩共同安全防卫条约换取李承晚政府同意停战。

    斯奈德是在讨论同盟形成后所面临的内部困境时引入“抛弃”和“牵连”概念的。事实上，就美韩同盟而言，“被抛弃”和“受牵连”的恐惧早在同盟形成前就已经存在了，并成为二者结盟的主要动因之一。从美国的角度讲，结盟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阻止所谓共产党国家“侵略”韩国;另一个是获得李承晚对朝鲜停战协定的支持，继续掌握韩军管辖权，以防由于韩国单独北上而使美国受到“牵连”，再次被卷入朝鲜半岛的冲突。从韩国角度讲，结盟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防止美国“抛弃”韩国。然而，结盟并没有使美韩双方彻底摆脱“受牵连”和“被抛弃”的忧虑。

    难以解释的美韩“同盟困境”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不断呼吁东西方“和平共处”，朝鲜也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和平统一建议，国际紧张局势一度缓和，但李承晚政府却不愿意看到“和平共处”的局面。具体做法是针对负责确保停战双方遵守协定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挑起争端：不断抱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成员从事间谍和宣传活动;鼓动和组织公众举行反对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示威;声称要单方面以武力驱逐波、捷成员等。美国驻韩使馆和军方均认为李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或许真的会采取单边行动。在韩国的压力下，1956年5月底6月初，“联合国军”司令部单方面临时停止中立国监察小组在韩国的活动，并将中立国监察小组余下的16位成员带到非军事区。

    1968年1月21日深夜，武装人员偷袭韩国青瓦台总统府，刺杀朴正熙未遂。朴正熙立即要求美国支持韩国对朝鲜予以报复，但美方表示不愿与朝鲜发生冲突。两天后，朝鲜俘获了美国舰只“普韦布洛”号，扣押了全体船员，美国立即向朝鲜半岛大规模调兵遣将。华盛顿对两起事件截然不同的反应令汉城对美国的“保护伞”产生深深的怀疑。更令朴正熙政府担忧的是，1968年2月初，美国单独与朝鲜在板门店举行秘密会谈，寻求解决“普韦布洛”号危机。于是，韩国不断威胁要取消“联合国军”司令部的韩军管辖权、撤回赴越韩军、对朝鲜采取报复行动，并坚决要求参与板门店秘密会谈。为安抚韩国，约翰逊两次致函朴正熙表达对韩国安全的所谓关心、为韩国增拨1亿美元军事援助、派特使赛勒斯·万斯访韩、同意在火奴鲁鲁举行美韩高峰会谈。慢慢地，韩国政要和公众的情绪平复下来，美国得以专心与朝鲜讨论“普韦布洛”号危机解决方案。

    比照“同盟困境”理论，可以发现美韩两国并没有像斯奈德设想的那样在“被抛弃”和“受牵连”间权衡，二者的担忧基本上是单向的：美国往往从亚洲乃至全球的视野来观察和思考朝鲜半岛问题，避免同中苏发生不必要的军事冲突是其主要目标之一。因此，美国总是担心受到韩国鲁莽行为或有意挑衅的“牵连”而卷入一场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甚至完全相悖的战争。但美国很少担心被韩国“抛弃”。相反，韩国对美国的依赖较大，因此美国缓和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重大举措或对韩国国防事务关心程度的明显下降都有可能使韩国产生“被抛弃”的忧虑。但韩国几乎从不害怕受到美国不当行动的“牵连”。同样，美国和韩国避免“受牵连”和“被抛弃”的策略与斯奈德的认识也不吻合：为防止“受牵连”，美国并没有与盟友保持距离甚至在盟友与敌国发生冲突时不过深介入，而是在一定范围内限制韩军的进攻能力、控制韩军的指挥权，并千方百计地通过重申保护韩国安全的承诺、加强同盟内部安全协商机制和增加军事援助等方式消除韩国的“不安全感”;为防止“被抛弃”，韩国非但没有竭力以行动取得盟友的信任，反倒屡次威胁要收回“联合国军”司令部韩军管辖权、单独对朝鲜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