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竞争的政治基础--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摘要：随着国际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传统的主权货币跨越国界流通和使用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国际现象。国际货币能够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政治权力。不同货币竞相提升其国际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竞争现象，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研究议题。但是长期以来，该议题的研究一直被经济学者所垄断，从市场角度作出纯技术性的分析，这使关于国际货币竞争的现有研究存在重大缺陷。货币国际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市场条件，还受制于广泛的国际政治因素，包括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家战略选择。根据对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的考察，在国际货币舞台的竞争中，不同国家共采取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国际货币战略，分别是单极统治战略、多边联盟战略、单边扩张战略、现状维持战略和追随强者战略，并因此造成了不同的国际和区域货币秩序。

    关键词：货币竞争,政治基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国际经济活动需要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国际货币（internationalcurrency），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更加剧了这种需求。黄金是最古老的货币，其作为货币的历史甚至早于国家的诞生，世界各国也都接受黄金作为国际货币。但是黄金充当国际货币的根本性缺陷在于，其数量的增长跟不上国际经济活动增长的需要，而且运输成本高昂，使用起来极不方便。由于国际体系呈现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权威的世界政府来稳定发行国际货币，因此，一些传统上在民族国家内部流通的有信誉的主权货币便开始超越国界，承担起国际通货的职能。

    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能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国际经济利益和特殊的国际政治权力。因此，崛起的大国都积极提高本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由此导致的货币竞争成为国际舞台上另一种大国角力的形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大国军事战争的可能性逐渐降低，货币竞争正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诸多有实力的大国积极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和政策工具，提升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使用份额，谋求由此带来的超额利益和特殊权力，同时又竭力排斥其他国家竞争和取代自己的货币地位。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垄断了关于货币竞争的研究，他们认为货币的国际使用是一种纯粹的市场现象，国际货币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这带来了较大的误导。国际货币不仅仅是市场规模扩大的自然产物，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积极推动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从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等方面对它进行更为综合、全面的研究。通过考察国际货币关系史上诸大国为了争夺国际货币地位而实施的各种战略手段，将货币国际化的政治因素“找回来”，则有可能为研究国际货币竞争提供一条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

    一、国际货币：超额利益与特殊权力

    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以来，货币作为主权的核心象征之一，其发行和流通通常以国境为界，形成了“一国一币”的货币地缘特征。[1]但随着国际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天然就被普遍认可的黄金等实物货币已经不能满足国际经济交往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对国际货币的需求。

    在国内层次，货币的发行和使用建立在国家强制力的基础之上，中央政府决定了货币的选择和使用，因此，几乎不存在货币竞争的问题。[2]而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方面，没有独立而强大的超主权机构发行全球统一的流通货币，而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又难以完全通过强制力迫使他国使用本国货币，于是便出现了货币竞争这种国际现象。

    国际货币是指在国际市场上被逐渐广泛地用作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的货币，其使用主体既包括私人部门也包括官方部门。[3]官方层次的国际货币又称为“本位货币”。而货币的国际化就是指某种货币不断扩大国际使用的过程，既包括扩大地域使用规模，也包括扩大职能使用范围。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本杰明·科恩最早就上述三大类职能，阐述了官方部门和私人部门使用国际货币所表现的六种不同形式。

    在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流通虽然是竞争性的，但由于国际货币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这种竞争并非完全的自由竞争，而是一种寡头垄断式竞争。使用一种国际货币的国家、公司和个人越多，这种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储备货币的便利性就体现得越明显，而放弃使用这种货币的代价就越大。[5]因此，一种国际货币如果不是在国际信誉上遭受根本性的伤害，其国际地位将会长期得以维持。正如巴里·艾肯格林所指出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示出路径依赖的特征”。[6]这种特征是货币特权的来源，它使成熟的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可以通过操纵该种货币而获得超额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好处。因此，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积极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以获得货币特权的国际扩张。

    （一）获取超额经济利益

    “国际化的货币”能带来多种好处，最直接体现在经济方面。

    第一，货币的霸权地位给发行国带来了大量的国际铸币税（seigniorage）。所谓铸币税，是指货币所代表的购买力超过货币发行成本的部分。在领土货币时代，铸币税的征收对象仅限于一国国内居民。随着货币的国际化，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以在国外获得铸币税，能以很有限的发行成本直接获得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规模越大，发行当局所能够得到的国际铸币税就越多。[7]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元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从而使美国获得巨额的国际铸币税收益，据估计，美国每年正常铸币税收益就高达110—150亿美元。[8]

    第二，通过货币政策改变货币代表的财富价值，实现财富的国际转移。本杰明·科恩称其为转嫁权（powertodeflect）。[9]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仅能以很有限的发行成本获得在全球市场的购买力，而且国际货币的对内膨胀和对外贬值会使持有该货币的外国政府和居民的财富价值缩水，从而分担本国的赤字压力。这种收入又称“通货膨胀税”，它是铸币税的另一个变种，其实质就是通过超额印刷货币，来压低外国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减少发行国的对外负债。以美国为例，它每年要向各储备国支付3％的利息，但只要使通胀率达到3％，就相当于自动勾销了美国的付息。在过去，美国每在关键时刻就会使用向外输出通胀、美元贬值的办法，把调整的负担转嫁给债权国。[10]正因为如此，“通货膨胀税”甚至被认为是国际货币发行国“最后的库收”，[11]它也是货币霸权国最容易滥用和危害最大的一种特权。在本次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先后通过两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国内危机，这就是使用转嫁权的集中体现。

    第三，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还单方面享受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低廉成本。由于其私人企业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投资中都使用本国货币，不需要持有或者兑换外币，这就大大节省了货币汇兑的成本，便利了国内企业进行计价和结算，从而有利于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规模。同时，使用本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也可以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而其他的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则没有这种优势，它们必须随时准备应对汇率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地区性金融危机通常发生在发展中的小国，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优势。

    第四，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享有完全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国只能在固定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选择一项。[12]当其他国家都选择以某种货币作为参考本币价格的驻锚货币时，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心货币国具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得以中心货币国的货币政策为参考标准。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心国可以单方面从国内目标来考虑货币政策，而其他国家要么控制资本自由流动，要么放弃钉住中心国的货币，否则只能与中心国的货币政策保持步调一致。[13]而中心国的央行也就成为世界的央行。

    第五，国际货币发行国可以维持长期的和规模较大的国际借贷。这种特权被科恩称为拖欠权（powertodelay）。[14]美国从1971年成为债务国，2009年负债升至创纪录的11．46万亿美元。美国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么多的债务，就是因为它是国际储备货币国和“世界银行家”。它直接对外支付美元就可以购买商品，同时，由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其他政府都将贸易盈余用作储备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市场，从而使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容易地获得大量的廉价贷款，这种廉价贷款虽然一方面助长了美国不受节制的消费，另一方面也保障了美国进行技术创新、国内改革乃至发动战争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15]长期以来，美国之所以在储蓄与消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总体经济的稳定，就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可以依靠别国的储蓄来消费和发展。[16]

    总之，国际货币所带来的超额经济利益，体现在发行国从其他国家攫取财富的能力上。这构成了大国展开国际货币竞争的经济动力。

    （二）形成特殊政治权力

    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权力还随着国际货币流动规模的扩大而扩张。因此，在军事实力和传统政治影响力之外，国际化的货币还为大国提供了另外一种权力资源。

    第一，象征性权力。货币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价值。在国内层次上，由于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货币便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它甚至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是只有君主才能使用的神圣权力。在近代早期，让·博丹就明确提出，铸币权是主权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政府的铸币专有权除了是获取收益的一个诱人来源之外，也是获取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17]货币能够塑造权威，建构认同。同样，在国际层次上，货币所具备的权威象征意义，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货币更加广泛的国际发行是国际社会中地位和尊荣的重要来源。著名的货币政治学者埃瑞克·赫莱尼尔指出，欧元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的欧洲认同，因为共同的货币就犹如共同的语言一样，发挥着社会交往媒介的作用，它有利于在使用者之间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和共同的身份。[18]正因为如此，国际货币的象征性权力又被称为身份性权力。而欧盟也确实在启用共同货币之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明显上升。

    第二，依赖性权力。一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统治性地位就意味着他国都高度依赖该种货币来从事国际经济活动。而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绝对的依赖产生绝对的权力。美国因为手握国际主导货币，而从另一个方面拥有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际政治权力。[19]在国际经济中，国与国之间存在贸易依赖（进口依赖和出口依赖）、资本依赖、货币依赖、资源依赖、技术依赖等多种依赖形式。由于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呈现高度寡头垄断的性质，其他经济行为体对美国的货币依赖程度要高于在其他经济领域的依赖。而美国在货币领域所获得的政治权力也因此要高于其他经济领域。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结构影响了国家间的权力分配，[20]正如本杰明·科恩所说：“如果你想要政治上的独立，就不要依赖任何其他人的货币。”[21]

    美国发挥美元的依赖性权力，一个经典案例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英国和法国入侵埃及以重新夺得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但这一行径不符合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需要。而与此同时，英镑在国际市场上遭遇贬值压力，需要借助美元来干预英国外汇市场。美国以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为条件，最终迫使英法联军撤出该地区。[22]在这里，美元作为国际干预货币，发挥了比军队更加迅捷的国际权力效应。不仅如此，美国的货币依赖性权力还体现在其作为国际驻锚货币的地位方面，对于那些采取钉住美元汇率的国家而言，美国可以通过“汇率武器”来迫使他国满足美国的需求。在卡特总统上台之后，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在遭受石油危机打击之后实现复苏，美国希望和德国、日本联手刺激经济，以避免单独行动所可能带来的贸易赤字，但此举却遭到了德国和日本的抵制。对此，美国政府发出威胁，表示如果德日不共同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将放任美元贬值，最终迫使两国在1978年先后同意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配合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

    第三，操控性权力。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中会占据主动地位，它甚至还能操控国际货币关系。这具体体现为它具有改变国际汇率体系的优先性和主动性，因为国际汇率体系是以国际“关键”货币为中心的，“关键”货币改变自身价值，就能扰乱整个货币体系，从而给其他国家调整汇率制造政治上的压力。1971年8月，美国单方面的决定推倒了二战后由其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必须适应浮动汇率制。1985年，美国通过多边货币外交达成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2003—2005年，美国施加压力，推动中国改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且使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三年里升值达21％。这一系列改变国际货币关系的经典案例，都是美国通过美元地位发挥操控性权力的结果。[24]

    不仅如此，国际货币发行方还可以利用其作为计价货币的地位，通过控制货币数量影响商品价格，从而形成一种控制市场价格的权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世界石油价格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需求锐减和对未来悲观的经济预期，国际石油价格由2008年7月的147美元／桶下跌到2009年2月的33美元／桶。但是，随后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经历了新一轮大牛市，从33美元／桶一路飙升到2011年初的110美元／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国际油价的大幅涨跌几乎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完全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因此，有评论认为，国际油价被美元汇率“挟持”。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密切配合，通过控制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掌握着全球大宗商品和股市的定价权，从而使美国可以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周期来操纵全球期货市场、股市、汇市、楼市的涨跌。

    综上所述，国际货币能够给该种货币的发行国带来超额的经济利益和特殊的政治权力，它在总体上加剧了处于经济相互依赖状态下的大国和小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因此，犹如每个企业都角逐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一样，每个国家也竞相角逐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更高的地位，并约束其他国家的货币特权。尽管国际货币存在较强的路径依赖，但是如果国际货币特权遭到滥用，国际信誉过度透支，则该种货币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从而给其他国际货币的崛起提供机会。而对于国际货币的成长和衰落的原因，不同学者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视角。

    二、国际货币与市场驱动

    经济学者通常强调国际货币成长的市场因素，并对其进行了非常完善的研究，他们认为国际货币是私人行为体在市场交易中自由选择的结果。尽管他们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用于分析和预测一种货币国际地位变迁的综合理论，但是他们在一些影响国际货币成长的基本市场因素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根据经济学者的研究，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主要取决于如下三个核心的经济因素：交易网络的规模、货币价值的信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25]

    首先，货币所具有的交易媒介的职能决定了国际市场的交易者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货币。研究者最主要的考虑因素一直是国际货币的交易成本问题，市场行为体都倾向于使用交易成本更低的货币。[26]对此，保罗·克鲁格曼的表述更为直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货币的微观经济基础就是交易成本，对交易成本的算计决定了一种货币的国际使用。”[27]这使得国际货币具有显著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externalities），[28]又可称之为规模经济效应，即该种货币在国际市场上使用率越高、发行量越大，其用于跨国交易的成本就越低，使用该种货币的收益也就越高，相应地，该种货币的国际地位也就会进一步提升。[29]而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规模和其对外经济活动（贸易和金融）规模则是一种货币形成网络外部性的两个根本性的经济指标。一种货币在国内层次的流通规模是决定该国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基础性因素，其在国内的流通网络越大，其产生潜在外部性效应的可能也就越大。同时，其对外经济活动规模越大，则越能建立起国际交易网络。[30]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将语言的推广和货币的流通进行了著名的类比，认为无论是对语言的选择还是对货币的选择，都取决于它们使用者的规模。[31]因此，国际货币是经济大国和外向型经济体的专利，小国和封闭经济体的货币不可能实现货币的国际化。

    其次，货币从根本上说是财富价值的代表，一种货币是否受到欢迎，取决于国际行为体是否对该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即购买力抱有信心。正如哈耶克所说：“竞争性的货币发行者必须向其客户提供的最具吸引力的东西是，它得保证，它发行的货币的价值将会维持稳定。”[32]而货币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又分别通过对内价格和对外价格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前者是指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代表着该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后者是指国际汇率水平，代表着该货币在国外的购买力。一种面临对内通胀和对外贬值前景的货币将丧失信誉，进而使市场行为体不愿持有该种货币，反之，该种货币将更具有吸引力。[33]因此，对于市场上的投资者和交易者而言，最安全的货币必然是内外价格都相对稳定的货币，而货币的突然大幅贬值是对国际货币最大的伤害。在20世纪，英镑在1931年、1949年和1967年经历了三次大规模贬值，这直接导致英镑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塔尖上坠落下来。特别是1967年的贬值，致使外国持有的英镑资产大规模转移出伦敦，从而重创了英镑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34]相反的例子则是德国。由于接受了历史上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教训，德国建立了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并把稳定马克的币值放在首位。这样，德国政府就不能指挥中央银行用发钞票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也不能任意向银行融资。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工业化国家中，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最低，其次是瑞士和日本。正是因为德国成功地保持了马克币值的稳定，从而使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关键货币。

    再次，货币的国际使用还需要发行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支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必须拥有富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前者是指参与者的类型和数量，而后者则是指市场上的交易量。而两者的培育通常来自于免受国家干预和管制（比如贸易和资本管制）的自由环境。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共同决定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而流动性问题之所以影响货币的国际地位，也是源于国际货币的三种职能。一种货币要想被运用于国际交易、计价和储备，则要求这种货币能够被更多的金融机构所接受，并且能够用它进行尽可能多类型的金融资产的买卖，比如股票和债券等，因为货币的持有者通常希望将其转换成更有增值前景的金融资产。因此，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受制于该货币发行国是否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是否能为该国货币的外国持有者提供优质和丰富的金融资产，并且保证金融资产随时可自由的兑换。巴里·艾肯格林在分析英镑成为国际货币时特别指出，英格兰银行对金融流动性和黄金可自由兑换的保证，极大地增强了英镑的国际吸引力。[35]而很多学者将20世纪90年代日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受限，归因于日本金融市场的狭窄。经济学家对上述三种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因素有着基本共识，但在分析具体的国际货币格局变化时，却经常发生尖锐分歧，这是因为不同经济学者对上述三种因素所占权重有着迥异的认识。有学者看重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有学者则看重货币价格的变化，还有学者更看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不管如何，市场驱动派的分析路径认为，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首要取决于货币在发挥交易、度量和储备这三种职能时，对市场行为体所产生的经济吸引力。尽管他们也部分承认政治力量在影响货币国际地位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大都认为这种因素是间接或者附属的，因此通常可以予以忽略。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言：“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国际货币的形成，源自于私人行为体通过市场力量的选择，而不是政府的决断和命令。”[37]

    三、国际货币与政治推动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忽视政治因素，对于国际货币的任何研究都是不完全的，他们甚至认为国际货币主要是政府而并非私人部门选择的结果，市场力量在具有“丛林”性质的国际体系中，无法自发孕育出广受认可的国际货币。

    在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冲击，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学中一个分支学科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38]而国际政治经济学从诞生伊始，就重点关注国际货币问题。作为该学科创始人之一的苏珊·斯特兰奇曾批评道，当时关于英镑未来国际角色的讨论完全被坚持市场导向分析的经济学者所垄断，她强烈指出，在决定一种国际货币的未来时，国家和政治发挥了核心作用，因此她认为需要一种“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理论”。[39]斯特兰奇关于英镑国际地位的研究可谓开启了关于国际货币的政治学研究的先声，并很快推动了国家促进派的壮大，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

    在日后的学术演进中，国家促进派又逐渐发展成为两个分支，一个学术分支强调他国政府出于技术性考虑，选择一种货币作为驻锚、干预和储备货币，这种出于经济目的的外部支持促进了一种国际货币的成长，该派被统称为工具派。另一个学术分支则更强调国家外交和地缘政治对于促进国际货币成长的作用，他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促进了一种国际货币的成长，其又被称为地缘派。

    （一）工具主义路径

    工具主义路径受经济学影响较大，虽然它强调政府的政策选择对于货币国际成长的意义，从而将工具主义路径与市场驱动派区别开来，但同时它又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选择是对市场环境和经济绩效的回应，从而与地缘政治派划清了界限。工具主义路径认为，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是政府之间为了稳定国际货币秩序、提升经济效率而进行技术性协商的结果，它从根本上服务于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政府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高度依据经济理性来选择（支持或抛弃）国际货币。

    迈克尔·杜利等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和后布雷顿森林时代美元国际地位的比较分析，就是用工具主义路径考察国际货币地位的代表性研究。[40]在布雷顿森林时代，日本和西欧国家选择将其货币钉住美元，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而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在杜利等看来，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给美元的国际地位以官方的支持，是因为这样有利于它们维持低估的汇率，促进对美出口。而美国也乐意接受这种情况，因为它从这些国家获得了非常廉价的金融资源，以实现更加广泛的国际抱负。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随着西欧国家致力于建立区域性货币联盟，而日元开始国际化，东亚新兴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则成为美元最主要的官方支持者，而其中逻辑也如出一辙。[41]美国以市场开放来换取他国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以支持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是政府间进行经济利益交换的产物。

    经济学者罗纳德·麦金龙提出了工具主义路径的另一个变种，他首先承认杜利等人的基本论点，即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政府选择钉住美元并持有大量美元储备，但是他反对杜利等人对于这些国家行为的“重商主义”解释。他认为，无论是先前的西欧国家和日本，还是后来的东亚新兴国家，它们选择钉住美元并大量积累美元储备，是为了给其宏观经济政策和价格水平确定一个货币锚（monetaryanchor）。这些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都曾经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内金融失序，而钉住美元是货币当局可以选择的最好方法。[42]

    总之，工具主义路径是与市场促进派相对比较接近的一种解释路径，它们都强调经济因素对于国际货币的重要意义，只不过前者将考察的重心放在政府出于经济目的而进行的技术性选择上，政府在经济上的理性选择被赋予重要的意义，而后者基本“省略”了政府的行为。但是国际促进派的另一支则认为，政府对国际货币的选择还取决于地缘政治考虑，国际货币的使用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现象。这一派绝大部分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他们对市场促进派和工具主义路径提出了比较彻底的批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关于国际货币的研究。

    （二）地缘政治路径

    地缘派通常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国政府对一种国际货币的支持，通常出于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动机和权力考量，国际货币地位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产物。罗伯特·吉尔平就认为，“每一种国际货币机制都建立在特定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之上”，要密切关注其国际政治基础。[43]

    斯特兰奇是地缘派早期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她系统考察了英镑的国际地位，认为这种地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英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国家实力地位，尤其是英镑在英国殖民地的使用，就几乎完全取决于英国对这些地区的政治统治。即便是那些非殖民地国家，它们对英镑的使用，都是出于对英国有更加广泛的政治尤其是安全关系上的关切，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支撑了英镑的国际地位。为此，斯特兰奇向该领域的学者们呼吁，要紧密关注高级政治关系如何影响货币的国际地位，“通常而言，紧密的货币关系与紧密的军事关系具有一致性，可惜，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政治学者都对此没有予以足够关注”。[44]

    斯特兰奇提出的研究议程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学者。马塞洛·德·切科首次系统考察了古典金本位制的政治基础。金本位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市场自动生成的国际货币机制，但他认为金本位制的成功源于英帝国的统治。[45]很多学者的研究也都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之所以违背经济理性，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并在事实上支持美元的全球统治地位，是出于维系与美国安全关系的考虑，换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安全保障。[46]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政府为了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再次动用了外交手段，其中在“石油危机”中获得大量贸易盈余的沙特阿拉伯因为与美国的军事盟友关系，而成为美元霸权的忠实支持者。[47]这对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仍然维持全球霸权货币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有学者研究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另外一个支持美元地位的国家，日本也是美国最紧密的军事盟友。[48]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尽管中国并非美国的军事盟友，但中国在21世纪头十年对美元的支持，也是出于与美国维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刺激。[49]地缘派还以同样的逻辑分析了欧元的发展。巴里·艾肯格林和杰弗里·弗里登都认为，欧洲货币联盟并非蒙代尔意义上的最优货币区，[50]欧元的诞生是政治力量催生的结果。[51]“欧元首先是一种政治货币，它是世界政治突变的产物”。[52]亚当·波森和本杰明·科恩都认为，欧元在诞生之后之所以还没有对美元的国际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就是因为依据国家间协议诞生的欧元，缺乏像美元那样坚实的政治基础。一方面，欧元区国家自身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架构，另一方面，欧元区国家对其他国家缺乏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53]

    因此，与工具派强调国家间的经济支持关系不同，地缘派更加强调一种货币的国际地位取决于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结构。他们认为，任何国际货币的形成，都离不开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只有政治大国的货币才可能获得较高的国际地位。不管如何，无论是工具派还是地缘派，他们的共识就是货币的国际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出于经济或安全考虑进行选择的结果，国际货币绝不仅仅是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产物，这是他们区别于市场驱动派的根本点。乔纳森·科什纳准确地概括了政府和市场力量在决定国际货币秩序时的关系：“经济逻辑决定了政策选择的合理范围，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治———观念、利益集团冲突和国际关系”，“关于货币的国际使用……经济学理论很少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何时、何地的准确答案，而且几乎就根本不能告诉我们关于为何的答案。”[54]综合上述，可以认为，一种国际货币的形成源于政治、经济等综合实力所塑造的货币信誉。这种实力在经济上体现为经济规模以及保持市场开放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维持货币价值的能力，在军事上则体现为保护国家主权和财富不受侵犯的能力，在外交上则体现为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动员力。

    四、国家战略选择与国际货币秩序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主导货币的更迭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美元替代英镑至少花了30年时间，实际上应该是半个世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马克和日元的崛起开始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进程也基本没有对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货币霸权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55]尽管如此，由于国际货币所带来的诱人的政治和经济收益，无论是守成大国还是崛起大国，都极力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维持或提升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竞争不是日趋缓和而是更加激烈。

    根据国际货币史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综合实力地位，曾经采用了五种国际货币战略，分别是单极统治战略（unipolardomination）、多边联盟战略（multilateralunion）、单边扩张战略（unilateralexpansion）、现状维持战略（statusquo）和追随强者战略（bandwagon）。这些战略是一个国家货币外交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它们显著地影响了全球和区域的国际货币秩序。

    所谓单极统治战略是指，超级大国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手段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维持以本国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并尽力排除和打击其他货币对本国货币的潜在挑战。这种战略又称货币霸权战略，即推动本国货币超越一般国际货币，成为具有世界主导地位的霸权货币。在国际货币史上，成功实施单极统治战略的国家只有两个，分别是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和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而英镑和美元也分别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国际霸权货币。[56]为了维持这种霸权货币的地位，两国都动用了大量的国际资源，通过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来巩固其单极统治地位。尤其是在国际货币霸权更替的20世纪上半叶，英美之间围绕英镑和美元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外交角力，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二战后美国通过其空前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建立起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彻底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57]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曾多次遭遇危机，但美国多次以安全联盟关系为威胁，迫使两个经济崛起国德国和日本继续支持美元的国际地位。[58]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继续采取各种外交手段来维持其单极统治的国际货币地位。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欧佩克国家试图摆脱石油的美元计价机制，因为美元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稳定的价值。对此，美国通过积极的外交运作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在这些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中，沙特同意继续将美元作为石油出口唯一的定价货币。而由于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都接受了这一协议。美元与石油“挂钩”成为世界的共识，从而奠定了美元在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中的垄断地位，形成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石油美元体制。[59]该体制的实质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以后，美国通过让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一方面维系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也控制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此后，虽然一直存在公开挑战石油美元计价机制的努力，但都遭到美国的政治打击。伊拉克在2000年11月将石油销售改为欧元计价。伊朗早在1999年就开始宣称准备采用石油欧元的计价机制，2006年3月，伊朗建立了以欧元作为交易和定价货币的石油交易所。而在查韦斯的领导下，委内瑞拉用石油和12个拉美国家（包括古巴）建立了易货贸易机制。[60]不仅如此，对石油美元最重要的一次挑战是由利比亚发起的。2002年，利比亚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利比亚领导人与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同创建一个新的伊斯兰货币———黄金第纳尔，希望北非与阿拉伯世界能够抛开美元和欧元，在销售石油与其他资源时，只收取该货币。黄金第纳尔于2003年正式面世，虽然它对于改变石油美元计价收效甚微，但美国仍然感受到了对美元的“意识形态危机”。[61]所以这些国家一直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极力打压的对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它们威胁到美元在石油贸易中的计价地位。

    然而，对于那些数量更多的非霸权国家而言，为了参与国际货币竞争，很多国家采取了多边联盟战略。从发展程度来看，该战略可分为很多阶段，其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货币主权让渡和共享。从最低阶段来看，多个国家为摆脱对霸权货币的依赖，建立独立的货币汇率浮动区间，建立共同的外汇储备基金，并且创立共同的货币单位，此即为多边联盟战略。该战略的最高层级就是参与国共同缔造一个单一货币，以谋求最大限度降低区域内的经济活动成本，共同制衡霸权货币所可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损害。欧元区的发展历程就是体现多边联盟战略的重要案例。[62]很多学者都热情赞美欧元，认为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最重大的发展，也是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过程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63]欧元的诞生使近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中首次出现了这样一种货币，其身后有几乎与美国同等规模的经济体作为支持。而且，欧洲中央银行继承了德国央行反通货膨胀的传统，从而使欧元无论在国际汇率还是国内通胀等方面，都可能具有比美元更好的价值信誉。此外，欧元区的金融市场也在快速整合之中。这一切都使得至少在经济层面上，欧元具备了挑战美元霸权的能力，而且也确实有学者提出了国际货币G2的概念。[64]除了欧元区之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1931—1936年间，由于霸权货币的缺位，英国、美国和法国，都曾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多边联盟战略，它们分别组建了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法郎集团，联合多国力量进行国际货币竞争。[65]其中一个重要的竞争领域就是石油的计价货币地位。在二战期间，英国曾联合英镑区国家提高英镑结算比例、控制美元结算比例，也即基欧汉所称的“英镑—美元石油问题”。[66]

    二战后，美元虽然确立了全球霸权货币地位，但以多边货币联盟战略来制衡美元的努力一直存在，其中表现最为积极的就是法国，其货币抱负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秩序之下，一直存在着一个以法郎为中心的区域性货币体系，该体系的参与者大都是非洲的前法国殖民地国家，成员国数量一直相对稳定地维持在12—15个国家左右。在该体系中，各国维持与法郎的固定汇率和自由兑换，法国财政部则为该货币区的中央银行提供贷款。[67]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一直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的方式维持该货币联盟的存在，直到1994年法国致力于创建欧元区，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通过这种战略，作为一个经济上衰落的国家，法国得以继续维持法郎的国际地位，从而彰显了其全球政治影响力。

    除了多边联盟战略之外，还有大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采用单边扩张战略。单边扩张战略在性质上与单极统治战略类似，只不过其涉及的区域范围有所不同。单极统治战略是霸权国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本国货币的优势地位，而单边扩张战略则通常是指崛起国在一定区域内，特别是在地缘上毗邻的国家间建立本国货币领导地位的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扩张国没有通过多边外交手段来做出利益让步和权力妥协，而是单方面通过市场力量谋求其他国家的经济行为体对本国货币的使用。当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达到全球霸权时，单边扩张战略就可能演变为单极统治战略，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就是如此。

    单边扩张战略可以称之为主权货币的区域化过程，最具典型性的例子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日元国际化起，日本即以单边手段推动日元在国际市场特别是在东亚地区的使用。日元的国际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一个短暂的顶峰，随后其国际地位转呈下滑趋势，再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时至今日，日元既没有成为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国际货币，也没有在东亚地区建立起以日元为中心的区域货币体系。[68]这意味着日本单边扩张战略的失败。对此，很多经济学者从市场层面寻找原因，比如认为美国在90年代经过信息技术革命之后，重新获得国际竞争优势，而日本在这一阶段因为“泡沫经济”破灭而陷入“失去的十年”。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之所以对市场因素变化如此敏感，正因为日本缺乏在地缘政治上支持日元国际地位的力量。长期以来，日本在政治上高度倚赖美日同盟，拒绝在东亚使用多边方式推动货币合作，而备受二战之苦的东亚国家十分警惕日本通过日元区建立自己的霸权。[69]而日本更没有像德国那样，采取利益上的妥协和权力上的让步来换取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政治信任。这成为日本单边扩张战略失败的关键性因素。

    此外，维持现状也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国际货币战略，它专门针对已经具备一定的国际货币地位的国家而言，这种货币战略主要着眼于努力维持本国货币现有的国际地位，既不谋求更高的国际化程度，也不参加多边货币联盟，更不追随霸权货币，当然也努力防止本国货币地位的衰落。当前的英国即采用这种货币战略。[70]英镑具有光辉的历史，至今被认为是大英帝国昔日荣光的象征。因此，尽管面临着欧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多种诱惑，但英国始终拒绝加入欧元区，同时，英镑努力维持对美元的灵活性，防止自身的独立地位遭到侵蚀。在经济地位衰落之后，英国仍然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维持了超越于其经济实力的国际货币地位。[71]

    在国际货币秩序中，绝大多数国家由于不具备参与货币竞争的市场和政治条件，它们更多地选择追随强者战略。具体而言，它是指一国采取依赖于一种国际领导性货币的战略，包括在汇率上钉住领导货币、在储备上持有领导货币的资产、在外汇市场上动用领导货币作为干预工具。更为极端的是，甚至有些国家直接使用一种领导货币作为本国货币。大部分经济小国都采用这种货币战略，而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大国在经济崛起之前和崛起过程中，都曾长时间采用过这种货币战略。现今很多拉美国家采取“美元化”政策，即允许美元在国内完全自由流通，甚至不再发行本国货币，也是这种战略的极端表现形式。[72]这种战略的好处就是将本国经济挂靠于一个强势经济体，从而获得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和吸引外来投资，但它是以丧失本国货币独立性为代价的，同时在政治上具有受制于人的风险。

    总之，在国际货币竞争的舞台上，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实力地位和所处的国际政治结构，采取了不同的货币战略，这些战略特别是那些大国的战略选择，最终决定了特定时期的国际货币秩序。

    五、结论与启示

    货币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象，甚至主要不是一种市场现象，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运用外交手段和政治权力，以及其在货币战略上所积累起来的国际信誉，是提升一国货币国际市场地位的关键性因素。货币竞争不仅仅是市场力量而且是政治权力的反映，强有力的国际政治力量才能创造强有力的国际货币，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消长最终反映在国际货币的竞争格局上。因此，国际货币竞争的背后是大国政治权力的角逐，而这种竞争压力有助于制衡霸权货币滥用国际货币特权，进而也有利于塑造更有效率的国际货币体系。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向全球的蔓延，在中国激发了关于中国货币战略选择的大讨论。长期以来，中国选择了一种“搭美元便车”的国际货币战略，在中国经济实力弱小之时，它给中国营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以及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战略变得难以为继。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所凸显的“美元陷阱”，就是中国长期采取追随强者的国际货币战略的代价。在危机期间，中国开始调整国际货币政策，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层次上，中国积极倡导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用以约束美元的特权。在区域层次上则是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但由于国际货币改革的困难性以及东亚国家进行货币合作的有限性，对于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究竟选择何种国际货币战略，中国还犹疑不决。但在过去两年里相继出台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和外交措施，标志着人民币将逐渐登上国际货币竞争的舞台。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将展开更为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将塑造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货币秩序。而人民币能否走出国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币种，既是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政治和外交实力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