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及其现实意义-以海权理论为视角

    摘要：苏联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海权理论在冷战期间发展的一个高峰。国家海上威力论认为大洋对人类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海上威力。国家海上威力由海军、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等组成。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海作战和对陆打击等等。苏联红海军在国家海上威力论的指导下成为足以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然而，国家海上威力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也给苏联的海权发展和海军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值得海权领域的学者深思。

    关键词：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论,现实意义,海权理论,视角,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众所周知，地缘政治学是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流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尼古拉？斯皮克曼甚至认为，地缘政治和均势是支撑国际关系理论的两根支柱。［1］海权论作为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地位可想而知。海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但只有马汉创立海权论之后，关于海权的理论学说才成为一个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马汉海权论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关于海权要素、构成及其地位作用的论述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海权理论学说作出贡献的学者除马汉外还有科贝特。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是非常严密精巧的理论体系，涵盖了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和海军军种战略。其战争观与海洋观极富哲理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未产生与马汉海权论相提并论的影响。但是，经典的理论是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开始进行战略转型，其指导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科贝特的海洋战略观。海权理论的发展并未随着马汉和科贝特等大师的逝去而停止发展。相反，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军事理论特别是机械化战争理论的进步，海权理论的演进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关于国家的海上力量，特别是海军的建设与使用问题，各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这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苏联的国家海上威力论。该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海权理论在核时代所达到的高峰。本文就国家海上威力论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国家海上威力论的产生

    苏联红军自从建军伊始，就把陆军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重点，这是由当时的军事斗争形势决定的。苏联红海军尽管政治地位较高（水兵们参加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行动），但由于受苏维埃政权在技术水平和财政力量等方面的限制，只是陆军的附属。在时任红军参谋长的苏联元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Tukhachevsky）的军事战略构想中，关于海军的使用，他提出了“小规模海战理论”，即在近岸地区，利用潜艇、鱼雷艇、水上鱼雷飞机携带鱼雷对抗敌装备有重炮的战列舰和巡洋舰舰队，因而以现有的海军舰艇就能完成沿岸防御任务，其实质就是在靠近海岸的海区内，以海军诸兵种合成兵力实施坚决的短促突击，打退和击破敌人对海岸的攻势。作战的特点是，参战所有兵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隐蔽集结，而不脱离各自的基地对敌主要目标实施集中打击。

    同时，这种理论在进攻作战方面，也不是着眼于在辽阔的海面予以敌决定性的打击，而是局限于登陆作战、袭击敌岸上目标、突击敌基地和破坏敌海上交通线。海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辅助、支援、配合陆军作战。1930年颁布的“工农红海军战斗条令”规定：“工农红海军是红军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红军并肩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它应随时坚决勇敢地投入到保卫苏联海岸的对敌斗争，支援陆军部队作战，并从海上和江河湖泊方向为它们提供保障。”［2］1940年的《红军野战条令（1940年草案）》规定：“在现代战争中，胜利来自于所有军种的协调一致的努力。海军应用于支援濒海方向的陆军的行动，或实施独立战役以便在海上消灭敌舰队，破坏海上交通线，摧毁海军基地和海岸目标。”［3］从那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红海军都是作为陆军的一个附属军种而存在的，并且没有自己的军种战略。

    二战后核武器的发展，使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认为军舰不过是“浮在海面上的铁棺材”，没有必要再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发展，并因此中断了二战后恢复的“大舰队”计划。由于忽视海军的发展，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没有可堪一战的大型水面舰艇，红海军只能派遣4艘F级常规潜艇硬闯美军由40艘水面舰艇、240架飞机和3万兵力组成的强大封锁线。结果显而易见，参加远征的潜艇几乎无一例外的落入了美军的反潜陷阱，处于压倒优势的美国海军出动反潜舰艇将苏联潜艇包围起来，肆无忌惮的使用深弹迫使它们一艘艘的浮出水面。［4］面对美军近乎侮辱式的围捕，甚至有苏军艇长打算使用艇上的核鱼雷与对手同归于尽。这位艇长回忆道：“当我们正在做机动动作时，也许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准备毁灭它们。我们会死，但我们会将它们全部击沉。我们不会给我们的海军丢脸！”［5］

    由此也可看出红海军当时在对手面前是何等的脆弱。由于海军无法提供必需的支援，驶向哈瓦那的、运载有中程弹道导弹的苏联商船队最终只能调头返航。古巴导弹危机的铩羽而归迫使苏联最高决策层开始重新考虑海军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最终赫鲁晓夫认识到海军对国防和外交的重要性，并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苏联红海军在其天才般的首脑、苏联海军司令、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的带领下，实力急剧上升，走出近海，与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角逐争雄。

    被誉为苏联现代海军创建者和“舵手”的苏联海军元帅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戈尔什科夫，1910年2月生于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1927年参加海军，后考入伏龙芝海军学校。1931年毕业后服役于黑海舰队，1932~1939年奉命调入太平洋舰队，历任护卫舰、驱逐舰舰长，驱逐舰支队支队长。1940年回任黑海舰队巡洋舰支队支队长，并在任上参加了卫国战争。1941年9月，他率部参加敖德萨保卫战，指挥黑海舰队首批登陆兵在格里戈里耶夫卡地域登陆，支援了防御部队作战。同年10月升任亚速海区舰队司令，12月指挥了刻赤半岛登陆战。1942年11月任第47集团军代司令，指挥高加索保卫战。后复任亚速海区舰队司令和多瑙河区舰队司令，战争结束前调任黑海舰队所属分舰队司令。战后，戈尔什科夫历任黑海舰队参谋长、司令、海军第一副总司令。1956年1月接替与当时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意见相左而被解职退役的苏联海军元帅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NicolayGerasimovichKuznetsov），出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领导苏联海军开始了迈向现代化、远洋化和均衡化的进程。1967年，他荣膺苏军除“苏联大元帅”（该军衔只有斯大林获得）之外的最高军衔“苏联海军元帅”，此前，他曾于1965年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85年调任国防部总监察员。1988年逝世。

    戈尔什科夫服役海军长达58年，既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又拥有和平时期建设海军的经验。在他48岁入主海军时，年富力强，富于开拓进取精神，加上他与当时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均保持有良好关系，因此，他能够在29年的海军总司令任上，把自己丰富的海军知识，运用到组织领导海军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使苏联海军由一支近海防御的弱旅一跃而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海军抗衡的、与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相称的远洋进攻型海上力量，并由此形成了他较为完整的海军建设思想和理论体系。《国家的海上威力》一书就是他建军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述，而且是战略层次上的表述，有人称其为苏联的“海权论”宣言，戈尔什科夫本人也因此被西方称为“现代的马汉”。［6］这位“现代的马汉”为核时代的海权理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国家海上威力论的内容及影响

    戈尔什科夫是苏联海军主要的理论权威，其代表作有1967年出版的《苏联海军学术的发展》，1977年出版的《国家的海上威力》和1979年出版的《战争年代与和平时代的海军》。其中，《国家的海上威力》集中阐述了国家海上威力论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是其中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最高的一部。国家海上威力论主要从国家海洋力量建设、海军建设和海军的作战使用三个方面来论述国家如何通过建立海上力量来获取和稳固大国地位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家海上威力的概念及其组成

    戈尔什科夫认为大洋对人类生活具有重大意义，海洋不仅资源丰富，而且海上运输、海洋科学考察、海洋环境治理等对各国的经济影响均十分重大，因此，国家有必要发展自己的海上威力（SeaPower）。戈尔什科夫认为：“国家的海上威力就是：合理地结合起来的、保障对世界大洋进行科学、经济开发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各种物质手段的总和。它决定各国为本国利用海洋的军事和经济潜力的能力。有理由把国家海上威力看做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征不仅仅在于其各个组成部分（海军、运输船队、捕鱼船队、科学考察船队等等）之间有着各种联系，而且它与周围环境（海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与海洋相互依存，才能发挥作用和表现其整体性。构成海上威力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在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的情况下，海军一向居于首位。”［7］

    由此可见，戈尔什科夫的海上威力在实质上与马汉所提倡的海权并无大的区别，都是指对海洋的控制能力。在国家海上威力的构成问题上，戈尔什科夫充分认识到海洋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把经济潜力与军事能力并列为建设国家海上威力的主要目标。他认为，“‘海上威力’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同‘国家经济威力’的概念相似。因此，可以把海上威力看做国家经济威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像经济威力决定军事威力那样，海上威力既是国家经济的间接表现，又影响国家经济，它本身既包含经济因素又包含军事因素。”［7］他把国家海上威力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并认为其组成部分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这显示出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存在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中海军是居于首位的因素。这充分显示了国家海上威力论产生的时代特征与国际背景。

    （二）海军建设问题

    戈尔什科夫作为苏联红海军的司令，负责海军的建设工作长达29年，取得了举世惊叹的成就。国家海上威力论关于海军建设问题的观点主要是保持均衡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海军各兵

    种进行科学的组合。他认为海军作为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保持其均衡性非常重要。他指出，“海军的均衡性就在于，使其构成战斗威力的诸因素及保障这些因素的各种器材，经常保持最佳的结合，以便使海军能充分实现其多功能的素质，也就是说，既能在核战争条件下，又能在其他可能的战争条件下，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7］

    海军是一个诸兵种合成的军种，其下辖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部队及海军陆战队等诸多兵种，在各兵种的建设以及所占比例问题上，戈尔什科夫认为，“客观的判定海军各兵种的战斗威力，便能最合理地组合必要而足够的各种兵力编成。这种组合，我们就称为均衡的组合。”［7］在保持均衡组合的基础上，可以优先发展战斗效率高且形成战斗力快的兵种。他认为，“与我国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庞大的水面舰队和强大的造船工业。甚至仅在各种主要水面舰艇兵力方面，要使我国与敌人达到均势，也需要多年的各种潜力竞赛和耗费大量的物资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优势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海军由于其发展的特点，占有优势的海军可以以不太大的耗费来保持这种优势。优先发展潜水兵力，便可以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急剧地增强我国海军的突击能力，给敌在各个大洋战区的海军主力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以较少的资金与时间增强了我国的海上实力，剥夺了敌人在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战争中可能拥有的优势。”［7］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现在，在各国海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能够完成摧毁敌人军事经济潜力和打垮敌海上核威力等重要战略任务的兵种。

    科学地分析以往历次战争的经验，预测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帝国主义国家海军的发展方针，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兵种就是装备有弹道导弹和翼式导弹的核潜艇，以及海军导弹与反潜航空兵。正是这些兵种，集巨大突击威力于一身，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作战隐蔽性，能够对敌沿海和腹地的军事工业目标、行政中心，对敌海军大洋上的导弹核集群实施突击。”［7］

    由此可以看出，戈尔什科夫的海军建设理论的特点是科学组合，全面发展且重点突出。苏联红海军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一步步走向远洋，走向强盛。

    （三）海军战略使用问题

    关于海军的使用问题，戈尔什科夫将其分为和平时期与战争年代两大类。关于和平时期的海军使用，戈尔什科夫认为，“海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明显地显示出自己国家的军事力量。”［8］关于这种军事力量的展示，戈尔什科夫指出，“直接出现在海岸的舰艇乃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威胁，因为采取行动的时间和方法是由舰艇指挥员决定的。”［8］可以看出，在国家海上威力论的观点中，海军在和平年代是实施威慑的有效手段。同时，戈尔什科夫还认为海上军事演习也是对潜在对手实施威慑的有效手段之一。并且在军事演习结束后，“苏联军舰在外国港口停留，就是对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的伟大苏维埃国家的海军力量的特殊检阅。这有助于巩固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有助于发展苏联同一系列发展中的主权国家的国际联系。”［8］由此可见，苏联海军力量不但成为苏联控制盟国的手段，而且已经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对后一点，戈尔什科夫直言不讳：“苏联海军也用于外交活动。”［8］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海上威力论中的海军和平时用的用途是威慑、控制盟国以

    及充当外交工具。关于战时的海军使用，戈尔什科夫认为就海军的用途而言主要分为两种：对海作战与对陆作战。关于海军的作战任务，戈尔什科夫认为，“50年代后半期，对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地位的看法和海战区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原则性变化，根据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情况和苏联海军有限的作战能力，美国人将近一百年来使他们担心的海上交通线的保障问题移到了次要地位。根据‘海神’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这个问题在1957年被列为次要问题，认为海洋不是在交通线上斗争的舞台，而是发射消灭敌国领土上重要地面目标的各种战略核器的辽阔区域。”［8］他指出：“与歼灭敌军舰艇这一海军最重要的任务相并列，出现了一项全新的任务，这就是直接从海上袭击敌国生命攸关的重要中心，摧毁敌军事和经济潜力。”［7］

    由此可见，戈尔什科夫把对陆作战，特别是对敌陆地纵深战略目标进行打击已经作为海军作战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这是对传统海权论的创造性发展，表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海权在理论上已经开始将其打击范围向陆地纵深推进了。戈尔什科夫国家威力论的出现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对象主要是苏联、美国和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海上威力论在戈氏的《国家海上威力论》出版发行前已经产生并付诸实施，因此该理论产生影响的时间应该早于《国家海上威力论》出版的1977年。

    （四）国家海上威力论对苏联的影响

    国家海上威力论的出现使苏联红海军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种理论，其实力也在该理论的指导下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一支沿岸防御型的弱旅一跃成为可与美海军大洋争雄的海上雄师。苏联海军从1962年到1972年，以每年新增90艘舰艇的速度发展，共建造了910艘舰艇；从1972年到1974年，苏联平均每年建造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大型水面舰39艘、导弹核潜艇6艘。1964年苏联海军舰艇总吨位为160万吨，1975年达到300万吨。苏联的商船队从1960年的500万吨上升到1974年的1400多万吨。美国的舰艇吨位和造舰潜力仍大于苏联，但造舰速度相对落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66%，其军费开支反而超出美国20%。从1965年到1975年的10年中，苏联在造舰方面的费用超过美国50%，建造了在同期数量多于美国4倍的舰艇。1975年，苏联拥有120艘核潜艇、190艘常规潜艇、1艘航空母舰、2艘直升机航母、33艘巡洋舰、106艘驱逐舰、109艘护卫舰，分编为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美国拥有105艘核潜艇、12艘常规潜艇、15艘航空母舰、27艘巡洋舰、105艘驱逐舰、65艘护卫舰，分编为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9］至70年代，苏联红海军与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之比已经达到740∶436，当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认为，如果美国在1970年之后的任何一年与苏联开战，美国将不得不输掉战争，因为美国海军取胜的概率已经降到35%以下。［10］苏联有了与美国争夺海上霸权的资本，不断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如也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时与美海军在地中海进行大对峙，并以优势兵力迫使美海军退却，一雪古巴导弹危机之耻。由此可见，苏联红海军在国家威力论的指导下，已经成为苏联对外扩张的有力工具，也是促成国际局势苏攻美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苏联红海军在快速的，不计工本的发展的同时也耗费了巨大的资源，使原本不景气的苏联经济雪上加霜，最后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应该说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五）国家海上威力论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认为，美国必须拥有海军优势，它不仅要对任何一国海军具有优势，而且要对可能出现的、几支敌国海军的任何联合力量具有优势。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利用广大海区把自己与盟国、贸易伙伴及资源联结在一起的“大陆岛国”，自由世界是一个大洋性联盟。由此可见，自由世界联盟必须掌握无可置疑的海上优势，并通过海上优势来补偿地面部队在数量上的劣势。海军的均势会带来相持局面，而海上的相持局面将意味着自由世界的盟国不能利用各个海洋。［11］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小约翰？莱曼认为，苏联海军首脑、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用他那强有力的证词为海军争取到了占苏联国防开支很大一部分的海军经费，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苏联海军开始执行一项历史性发展计划，为苏联建造、训练和部署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海军。［11］这支海军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与繁荣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引起了强烈的恐慌。为此，莱曼正式提出“600艘舰艇计划”，大肆扩张美国海军力量，与苏联展开海军军备竞赛，并与红海军在世界各大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六）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由于在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方面的劣势，对美国基本上处于守势。至70年代，由于美苏力量的此消彼长，苏联认为历史开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决定对美开展“历史性的进攻”。［12］70年代，苏联发动的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在亚非地区进行军事扩张与干涉。而羽翼丰满的苏联红海军利用自己全球机动以及快速反应和具备强大兵力投送能力的优势，为苏联的军事扩张与干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在苏联强大攻势的面前节节败退，加上自身身陷越南战场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美国不得不收缩海外力量，调整外交政策。并出台了“尼克松主义”。然而苏联并不因此而停止扩张，反而变本加厉。尽管卡特政府在其执政后期出台了“卡特主义”以期与苏联对抗，但是直到里根总统上台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发展军力重振国威，包括启用莱曼作为海军部长，实施“600艘舰艇计划”，大力加强海军力量，才扭转了颓势，并最终打赢了冷战。

    此外，国家海上威力在理论方面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它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机械化战争，特别是核时代的海权理论，对核时代的海军战略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戈尔什科夫把国家海上威力论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又一次雄辩地证明海权是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

    三、对国家海上威力论的评述

    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一个逻辑严密、结构合理、论据充足、观点鲜明且可操作性强的优秀战略理论，但这不代表该理论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事实上这种完美无缺的理论是不存在的），该理论同样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未能处理好进攻与防御的关系

    海军是个进攻性的军种。马汉早在19世纪初就指出，“海军的有效职能是采取进攻。”［13］这是由海军的军种特性决定的。在国家海上威力论之前的中途岛海战、珊瑚海海战以及之后的海湾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受苏联马列主义军事思想指导的。在苏联防御性的军事理论框架中，苏联海军的战斗任务是部署在海岸线附近，形成海上堡垒，协助其他军种防御前来进犯的北约舰队。尽管国家海上威力论曾提出远洋进攻，但是其提出的进攻仅仅进行陆地防御的手段，并非争夺制海权的行动。苏联海军已经拥有极其强大的进攻能力却被用来执行防御任务，海军的职能因此受到极大限制。戈尔什科夫自己就说过，“苏联海军一向认为夺取制海权不是目的”。［8］

    这实际上说明，苏联海军执行的是海洋拒止（seadenial）战略而非制海权（seacommand）战略。随着核潜艇在数量和能力上的增长而成为苏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击沉核潜艇的能力也在不断增长。于是，对苏联海军其余大部分舰只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保护核潜艇。这就需要把美国的进攻型潜艇和航母阻挡在作为苏联航母活动区域的巴伦支海和日本海之外。此任务虽然艰巨，但总比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公海上打败美国舰队更可行。这也使苏联海军融入苏联军事理论反复强调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苏联海军的主要任务构成苏战略核力量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它的次要任务是支援战区地面部队攻入欧洲侧翼。［14］由于在把海军当成防御性军种使用并且不把夺取制海权当成海军作战的目标，使苏联海军的定位产生错误，并由此在其建设和使用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包括未能充分发挥海军的作用，海军兵力结构畸形，以及对海军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甚至出现了对海军投资越多对苏联国家利益损害越大的怪现象，并因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未能处理好海军与其他军种特别是陆军的关系

    在苏联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层看来，在防御北约海上侵犯的同时，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信仰下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苏联红海军应该随时配合苏联陆军西部集团军几万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自行火炮组成的滚滚铁流席卷欧洲。苏联红海军已经被捆绑在强大陆权的战车上。戈尔什科夫据此认为，“有一条原理是不变的，就是只有陆军的实际参战，才能确保胜利的现实性，只有陆军才能巩固战局或整个战争的胜利成果。”［8］由于国家海上威力论对海军作用及其作战任务认识的偏差，造成了严重后果：冷战期间，美国沿欧亚大陆边缘部署了强大的海军力量，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海上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并且通过欧洲和亚洲的驻军及战略盟友从东西两线对苏联形成强大的夹击态势，地缘战略的被动使苏联东奔西突，在对抗中消耗着经济实力，在奋进中瓦解着政治与经济的平衡，在面对综合战略却以单一战略视角的疲于应付中走向失败。［15］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海上威力论基于苏联陆权战略对海军定位的失误带来的地缘政治方面的失败。

    （三）未能处理好海军内部诸兵种的关系

    在戈尔什科夫接手苏联红海军的时候，这支近海防御型的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实力相去甚远。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迫切需要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可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军。然而海军是一个投资大，周期长且建设风险极大的军种。为解决资金短缺、时间紧和快速提高海军战斗力之间的矛盾，戈尔什科夫决定优先建设投资少见效快的兵种。他认为，“与我国敌65对的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庞大的水面舰队和强大的造船工业。甚至仅在各种主要水面舰艇兵力方面，要使我国与敌人达到均势，也需要多年的各种潜力竞赛和耗费大量的物资和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优势是非常成问题的。因为海军由于其发展的特点，占有优势的海军可以以不太大的耗费来保持这种优势。优先发展潜水兵力，便可以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急剧地增强我国海军的突击能力，给敌国在各个大洋战区的海军主力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以较少的资金与时间增强了我国的海上实力，剥夺了敌人在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战争中可能拥有的优势。”［7］关于这些兵种在未来战争中的使用，他也作了详细论述：“现在，在各国海军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能够完成摧毁敌人军事经济潜力和打垮敌海上核威力等重要战略任务的兵种。

    科学地分析以往历次战争的经验，预测未来战争的性质和帝国主义国家海军的发展方针，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兵种就是装备有弹道导弹和翼式导弹的核潜艇，以及海军导弹与反潜航空兵。正是这些兵种，集巨大突击威力于一身，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作战隐蔽性，能够对敌沿海和腹地的军事工业目标、行政中心，对敌海军大洋上的导弹核集群实施突击。”［7］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苏联红海军片面地将潜艇部队和海军航空兵作为优先发展对象，导致苏联红海军的大型水面舰艇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在70年代苏联红海军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的建造数量有很大增长，然而对这些舰艇只是保障海军主要突击兵力潜艇展开的主要战斗手段，在现代战争中，大型水面舰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指挥、控制、远离基地的对空防御，实施两栖作战等。［16］红海军所拥有的那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只是为潜艇提供掩护的辅助装备，而这些舰种本来是可以用来夺取制海权，更好地发挥海军整体效能的。因此，苏联海军因此在兵种结构上存在严重弊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什科夫在国家海上威力论中一再强调海军建设的均衡问题，而苏联红海军恰恰是一支结构非常不均衡的海上武装力量，这导致苏联红海军虽耗费巨资建设，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此外，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未能解决核战争与常规战争，特别是局部战争的关系，一味将海军建设的重点放在大打和打核战争的理论前提下，没有认识到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条件下，全面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常规战争中的局部战争已经成为核时代常见的战争模式。苏联红海军是依照打核战争模式建立的，面对这种新形势则显得作战弹性不足。在80年代莱曼主政美国海军之后，苏联在海洋态势上越来越处于下风。

    四、国家海上威力论对中国海军的借鉴意义

    尽管国家海上威力论所缔造的苏联红海军随着苏联的解体已经烟消云散，分崩离析，但是该理论的诞生，标志着机械化战争中核时代海军战略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国家海上威力论中一些关于海军建设与使用的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同时又有一支曾经师从苏联红海军而现在又面临转型的海军，如何对国家海上威力论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战略问题。中国与苏联一样，在地缘政治上都是相对海洋地理不利的陆权国家，从军事角度而言都曾拥有一支以近海防御为任务的海军。因此，国家海上威力论对中国海军建设，特别是在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海军转型之后，有着特殊的意义。笔者认为，国家海上威力论对中国海军转型建设的意义如下：

    首先，明确海军建设，甚至是海权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国家海上威力论指导

    下的苏联红海军建设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而言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就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这支耗资巨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且使国家武装力量的建设偏离了重点。从经济角度对社会与军事的成本核算看，海洋贸易与海权的关系是，海上贸易线就是国家的生命线，需要海军来保护，贸易攒来的钱反哺海军建设，海军又是对外贸易必需的先期投资，或成本垫付。［17］苏联的经济并不依赖于海外贸易，发展远洋海军在经济上缺乏原动力，最终不能长久。而中国的情况则与苏联恰恰相反，采取外向型经济的中国不仅在GDP方面排名世界第二，在外贸总额上也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并有大量的海外政治经济利益需要保护。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发展远洋海军原动力最为充足的国家之一。因此，未来的中国海军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将会得到明确而有力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次，变革军种战略。人民海军建立之后，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海军实力的考虑，一直是奉行“沿岸防御”的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正式提出“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所谓近海防御，是指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海军的作战海区主要是第一岛链和沿该岛链的外延海区，以及岛链以内的黄海、东海、南海海区。这一战略属于区域防御型战略，具有自卫和防御的基本性质，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应对海上局部战争，遏制和防御来自海上的侵略，维护亚太地区和平。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和海军的发展，作战海区将逐步扩大到太平洋北部至第二岛链。［18］这两种海军战略都是时代的产物，应该说是比较好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军事及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往的海军军种战略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战略以及国家利益的需要。具体来说，随着现代远程打击兵器的发展，地理方面的制约因素不断下降，其打击纵深不断扩展。无论是沿岸防御还是近海防御，已经不能有效应付这种挑战。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开始加快，与此对应的是国家海外利益开始成为国家战略不得不考虑的因素。沿岸防御和近海防御战略显然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另外，海军是一个进攻型的军种。根据海权论创始人马汉的理论，海军守势战略往往导致指挥的互不统属，而且越是倾向于本土防御的战略，海军越面临被分割的命运。海军兵力的突出特征乃是机动性，而消极防御大的突出特征则是固定性，所以这种海军战略的结果将彻底抹杀海军的战略优势。战争中防御的存在就是为了进攻能够随意进行。［19］而美国海军的转型也对沿海防御战略提出了挑战。自1992年以来，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海军转型文件：其中包括：1992年9月的《由海向陆———为美国海军进入21世纪做准备》战略白皮书，［20］1994年10月的《前沿存在———由海向陆》战略白皮书，［21］2002年的《海军转型路线图》［22］和《21世纪海上力量》［23］发展构想，2006年的《海军作战概念2006》文件，［24］2007年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25］，2010年的《海军作战概念2010》文件［26］等，既指出了美国海军的转型方向，也涵盖了海军新战略的具体内容。美海军转型计划的一大特点就是重视沿海作战，将其兵锋直指欧亚大陆挑战美国地位的地区大国的沿海地区，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半径对沿海陆地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全有

    88%以上人口的地区和80%以上的国家首都距海洋不超过1000千米，而美国海军常规巡航导弹攻击半径达1300千米，至少可以覆盖全球80%以上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全球有75%的中心城市距海岸不足240千米，而美国海军舰载飞机攻击半径超过600千米，至少可以覆盖80%以上重要战略目标，全球有60%的重要城镇距海岸不足40千米，而美国海军终成对地攻击导弹射程可达80千米以上，至少可以覆盖60%以上的重要目标。［27］中国自然也是目标之一。这样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作为二次核打击力量主体的潜艇部队因此被堵在沿海浅水区域中。美国海军在上个世纪开始利用蓝绿激光等非声学技术对潜艇探测进行研究，其目标是能探测水下150米深的潜艇，至90年代，该计划已经取得相当程度的进展。［28］这个探测深度足以将中国沿海的所有潜艇全部进行有效监测，中国海军最精锐的兵种潜艇部队将因此被困在港口之内或被歼灭。同时，美国海军将会从容地在海上进行反导拦截，美军经研究分析认为，世界各国可能用于袭击美国本土的37种弹道导弹中，有26种导弹的弹道是经过海区上空飞行的，这为实施海上拦截创造了条件，因此，美国决定将装备有“宙斯盾”系统的水面舰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作为“海军区域防御系统”的主力装备，部署在预定的海上阵位，拦截跨海飞行的弹道导弹。［29］美国此举必将削弱我弹道导弹的威慑力，使中美军事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美国倾斜，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并威胁我国家安全。海军有必要发展和奉行“远海攻防”的军种战略。该战略不改变中国海军防御型的性质，但是一改从前的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将战斗空间向远海推进，扩大我防御纵深，并将海上进攻作为积极防御的一种手段，以期具备攻防兼备的能力。该战略的实施同时也可以打乱美日海上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将“宙斯盾”舰驱离发射阵位或歼灭，并构建自己的海上导弹防御体系。对于我方进行弹道导弹拦截来说，由海洋上沿线部署的舰载拦截弹，正面打上去，和在本土上由地基拦截弹迎面倾斜姿态打上去，两个相比，当然是正面拦截响应速度更快，接敌时间最短，是最佳选择。［30］

    综上所述，实施远海攻防的海军战略已是迫在眉睫。在冷战时期，苏联红海军在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指导下，与美国海军大洋争雄；而在契尔纳温主政海军时期全面收缩，使美海军常常进入苏联领海侦察与挑衅，极大地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并危及其安全。这对于未来的中国海军转型来说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第三，优化兵种结构。如前文所述，戈尔什科夫曾经指出，科学均衡地发展海军兵力是提高战斗力的有效途径。今后中国必须科学地确定和优化海军结构，使海军的各组成部分按照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按比例协调发展，从而达到最佳组合，并形成最强战斗力。由于受海军战略、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海军建立之初的兵种是以发展潜艇、海军航空兵及快艇为主，即所谓的空潜快。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央将原本拨给海军的武器采购费用中的一半调给空军，海军建设实际上是以潜艇和小型快艇为主。如今的中国海军由三个舰队构成，中国海军拥有驱逐舰25艘，护卫舰47艘，坦克登陆舰25艘，中型登陆舰25艘，柴电潜艇53艘，核潜艇5艘，导弹快艇41艘。［31］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海军已形成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海上作战力量，拥有在近海海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的能力。然而，必须看到中国海军的兵力结构还很不合理，尽管兵种齐全和拥有核潜艇，但主要是一支以海上轻型兵力为主体、少量中型兵力为辅的兵力结构，特别是能够在中、远海担负作战任务的兵力兵器量少质差，战略、战役使用很不配套。［32］潜艇，特别是常规动力潜艇的火力、航速、防护以及执行海上作战任务的范围，特别是实施海洋控制的能力与水面舰艇相比都有不足，潜艇可以击沉水面舰艇，但是也有如同防御它们手段一样的缺点，它们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介入的武器而非海洋控制的武器。［33］小型水面舰艇的缺点也是无法忽略的———因其排水量小，火力、续航力及抗风浪能力皆不足以执行远洋战斗任务。中国海军兵种结构不合理，已经严重影响其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优化兵种结构迫在眉睫。具体说，就是增加大型水面战斗舰艇，如052系列驱逐舰以及054/054A型护卫舰和071型船坞登陆舰的数量，并装备航空母舰和081型两栖攻击舰，同时提高海上后勤补给能力。［34］英国海军认为：“不论在什么规模的战争中，水面舰艇都能非常出色地完成一些任务，这是毫无疑义的。不仅如此，有一些任务，无论是空中飞机，还是水下潜艇，都无法完成，而水面舰艇却可以完成。”这些任务包括指挥、控制、远离基地的对空防御，实施两栖作战等。［35］发展大型水面舰艇，不仅可以提高中国海军目前所急需的远洋作战能力，还可以使海军拥有应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比如反海盗，打击海上恐怖主义，实施海上人道主义救援等。同时更新海军航空兵的装备，增加SU-30系列和J-10系列战斗机及JH-7/JH-7A系列战斗轰炸机等先进飞机的比例，从而提高海军航空兵的作战效能，提高其夺取海上制空权的能力。

    五、结论

    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论是冷战时期，特别是进入核时代之后海权理论发展的巅峰。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地缘政治理论，而且对军事思想，特别是海军战略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家海上威力论的指导下，苏联红海军走向强盛，走向远洋，成为能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然而，国家海上威力论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对苏联的海洋力量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当今的中国海军正面临着战略转型的历史机遇，中国与苏联同为欧亚大陆陆权大国，又同样被美国海军当成假想敌，如何从国家海上威力论中吸取其经验与教训，将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具体而言，中国海军从国家海上威力论中可以学习的先进经验是：一支作战能力强大的海军必须是一支结构均衡的海军；随着军事技术和海军战略战术的进步与发展，对地打击已经日益成为海军的重要任务；强大的海军在战争时期应发挥军事功能，在和平时期可以发挥其外交功能和政治功能。而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有着不亚于其先进经验的重大意义：发展远洋海军必须具有经济方面的原动力，否则注定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发展远洋海军必须量力而行，不能使海军建设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远洋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夺取制海权，而非遂行海洋拒止任务；远洋海军的核心力量必须是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等制海能力强的舰种，而不能以潜艇这样的海洋拒止武器为核心。

    综上所述，未来的中国海军战略和海权理论将在总结国家海上威力论等优秀海权理论得失的基础上发展，正是这样的扬弃，使得海权理论之树常青，得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与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