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

    摘要：随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手段及所实现的目标与传统的“权力”相比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使得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复杂、追求的目标更为广泛。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从三个方面反映了这些新的变化，即“权力”构成要素的无形化、“权力”手段的非军事化和“权力”目标的多样化。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权力”也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变化的。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权力观,略论,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权力”是一个核心概念，不了解“权力”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因此，大部分国际政治理论都把“权力”作为研究的起点。［1］(P119)但是，“权力”也是国际政治理论中“最麻烦的概念之一”［2］(P77)。因为，在国际政治理论的文献中，几乎任何一部国际政治理论名著都会探讨“权力”的问题，但有关“权力”的定义却是多种多样，“似乎每位政治学家都对‘权力’有各自的定义”［3］(P79)。甚至有人夸张地形容说，对“权力”概念的界定可能与理论家的人数一样多。［4］(P13)这使得“权力”成为一个“变化无常(Protean)的术语”［5］(P31)，“权力”犹如天气，所有人都加以谈论，却没有人理解它。“权力”犹如爱情，易于体验却难以衡量。［6］(P112)所以，有的学者指出，权力概念是国际关系领域最混乱的概念之一，也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4］(P13)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权力的表现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P78)。过去，“权力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概念，现在更变得无从捉摸了”［7］(P11)。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理论提出了挑战，它们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的组成要素、使用及其所能达到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P12)，“权力”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权力”要素的无形化

    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权力”一般被视为是一种因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权力”体现为“权力的使用者对另一行为者行为、态度、信念和偏好的影响”［8］(P17)。“权力意味着做事情、控制他者、让他者做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6］(P98)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汉斯？摩根索把权力界定为“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9］(P56)。新现实主义的代表肯尼思？华尔兹也认为，应当“从谁更能影响谁的角度出发定义权力”［10］(P304)。由于控制他人的能力往往与拥有某种资源相关，所以，现实主义往往将权力与物质资源的拥有、控制相联系。如一个国家的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规模、军队等，都是国家权力的主要来源。地理幅员与位置是权力的自然来源，大规模的地理区域为一个国家赋予了自动的权力，拥有极富价值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可以对没有这种自然资源的国家挥舞权力；拥有规模够大的人口，自然而然地会给该国带来权力潜能，以及大国地位。此外，工业发展水平是权力最重要的来源，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先进的工业能力，就会增加有形的权力潜能。［11］(P109－112)总之，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往往把“权力”视为由单纯的物质力量构成的，即注重有形的物质要素。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指出：“权力不过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12］(P63)新自由主义代表约瑟夫？奈则把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形象地比喻为在“国际扑克游戏中手握大牌”［6］(P113)。

    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已经呈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形式。它们把“权力”区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权力”是利用威胁或奖励的手段，让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它具有强迫性、强制性的特点，经济收买或军事威胁是硬权力的中心内容。“软权力”是利用影响力和吸引力而获得想要的结果的能力，其特点是通过吸引而不是强迫实现目标。［13］(P86)1990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随后，在其著作和文章中又多次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国内实践及其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外交政策［6］(P6－7)、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无形要素［6］(P97)，他把“软权力”称之为“权力的第二张面孔”［6］(P6)。如果说“硬权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有形资源的话，“软权力”则主要是由一个国家的无形资源构成。

    新自由主义认为，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构成“权力”的资源也在发生着变化。在18世纪时，领土、人口和农业为法国的步兵奠定了基础；19世纪工业为英国提供了资源，后来又使德国获得了主导地位；20世纪中叶，科学，尤其是核物理学为美国和苏联提供了决定性的权力资源；下一个世纪，信息技术可能是最重要的权力资源。［13］(P87)从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时期起着重要的作用”［14］(P92)。在当代，“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6］(P98－99)，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15］(P25)有的学者指出：“‘软’权力或无形权力，在达到目标时，与坦克和导弹之类的‘硬权力’同样重要。人口、资源和地理只是权力的原料，而领导能力和政治经济系统则赋予了权力的形式和目标，提供了释放权力的战略和意志。”［3］(P85－86)总之，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权力正在变得“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化”［6］(P107)。“硬权力”的作用在下降，而“软权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否定“硬权力”的作用，相反，而是认为“硬权力”依然非常重要。它们指出：“软权力的确很关键，仅仅依靠软权力却是不够的。在全球信息时代，硬权力、软权力对外交政策的成功均十分必要。”［6］(P196)在新自由主义看来，“软权力”与“硬权力”应同样受到重视，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应当处理好“软权力”与“硬权力”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但是它们也能够彼此加强”［6］(P215)。后来，约瑟夫？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巧权力”(smartpower)［16］，即“软权力”与“硬权力”巧妙地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权力”概念。

    显然，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观既包括“硬权力”，也包括“软权力”；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力量；“权力既可以是有形的且易于测量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且难以测量的”［3］(P83)。与现实主义的“权力”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对权力概念的界定“更宽泛”，对权力的“无形要素赋予了更大的重要性”［11］(P112－113)。

    二、“权力”手段的非军事化

    在现实主义权力理论中，始终把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看成是战争和使用武力的问题［14］(P6)，它们把国际政治描述为“血淋淋的、并且常常是罪恶冲突”［17］(P474)的世界，因此，现实主义往往把权力归结为军事力量，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是真正重要的手段。［14］(P13－14)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这是一个权力分散的主权国家体系，不存在集中的权威性统治权力［18］(P84－85)，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国家来说，权力是生存的最好手段［12］(P39)，而且，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12］(P2)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应当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他指出，国家有两种权力：一是军事权力，一是潜在权力。军事权力是指一个国家的陆海空军事力量；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国家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员来建设军队并实施战争，一个国家的潜在权力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动的潜能总和。［12］(P62)他认为，潜在权力是构筑一国用来建立军事力量的社会资源，尽管这种资源的类别有多种，但一国的人口和财富规模是产生军事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要素。因为国家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只能从人口大国中产生。人口规模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能产生大

    量的财富，是另一种形式的军事力量集聚。［12］(P66)在现实主义看来，不同类型的权力都可以转化为军事权力。［11］(P106－107)因此，军事权力与潜在权力这两种形式紧密相联。

    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在国际关系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各国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各个领域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使用武力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和矛盾将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因此，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权力”形式不再被认为是主要手段，权力的军事因素和暴力的作用大大降低了，“诉诸武力均因代价过高而变得不适宜”［6］(P114)。

    在新自由主义“权力观”中，认为，“权力”源于国际关系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不“对称”，依赖性较小的国家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它们通过改变政策等行为控制、影响对方”［7］(P11－12)，因此，占优势的一方比处于劣势的一方更能够影响对方目标的实现［19］(P85)，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利益。［20］(P461)马克？克里杉兹(MarkJ．C．Crescenzi)根据“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原理，分析了权力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运用。假设两个处于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国家，其中一个国家想通过改变政策实现本国的某种要求，他称之为“挑战国”(challenger)；而另一个国家则要继续维持现状，他称之为“目标国”(target)。“挑战国”向“目标国”提出要求，并以中断与“目标国”的经济关系作为威胁手段，迫使“目标国”作出让步以实现其要求。如果“目标国”拒绝“挑战国”的要求，“挑战国”便中断与“目标国”的经济关系，使“目标国”付出更大的代价。［21］(P4－5)

    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并不仅仅使用武力，而是更多地使用非军事化的权力形式。K．J．霍尔斯蒂(K．J．Holsti)列举了国际关系中6种不同类型的权力：(1)使用武力；(2)以非暴力方式施加惩罚；(3)以惩罚相威胁(大棒政策)；(4)给予奖赏(胡萝卜政策)；(5)悬赏；(6)劝说。霍尔斯蒂认为，国际政治并不完全是零和博弈，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双方都会受益。因此，在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一国对另一国通过施加影响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是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常用的方法是“劝说”，“劝说”指的是不动用许诺或威胁而使另一行为主体按自己所希望的方式行事。国家也可以利用“王牌手段”对另一国家施加影响，“王牌手段”指的是谈判者用各种方法来影响、劝说、强制，或迫使另一谈判者接受某一特定的协议，“王牌手段”可以利用报酬、提供诱人的好处、补贴等手段，也可以利用惩罚、威胁使用大棒等手段，最常用的是经济手段而不是武力。［22］(P115－116)

    当然，新自由主义也强调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它们说：如果用简单化的观点认为军事力量已经过时会导致严重的错误。［7］(P5)在利害攸关的情况下，武力依旧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6］(P116)根据新自由主义权力观，武力还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手段，但已经不是惟一的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了。经济相互依赖、通讯、国际制度和跨国行为体等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武力还要大。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手段并没有过时，但是使用军事力量的代价和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今天的国际政治比过去更为复杂。［14］(P15－16)使用何种形式的权力手段———军事化或非军事化，要因时因地而异。在某些情势下，军事手段决定一切；而在其他情势下，经济相互依赖也许更为有用。［6］(P4)

    三、“权力”目标的多样化

    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现实主义理论往往把国家安全界定为国家生存、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样一来，权力的目标就被确定为维护国家“生存”和“安全”。［23］(P36)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指出，“权力”是国家“生存的关键”［12］(P16)。他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带有安全竞争和战争特点的世界，国家彼此间存在潜在的危险，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的军事力量攻击它。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任何国家都无法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产生侵略动机，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而明天却是敌意的，这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断定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不会心怀进攻的意图。他指出，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因为一旦国家被征服，它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12］(P35)在现实主义看来，不安全是无政府状态最基本的特征。在一个由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世界中，国家永远无法完全确信自己是否安全，也永远无法完全确信其他国家是否会针对自己采取军事、经济或政治行动。国家寻求安全，但由于其他国家总能对自己构成威胁，安全永远不是绝对万无一失的。［18］(P85)所以，现实主义始终把军事安全视为国家的首要目标，它们认为，国家应当把一切领域的安全问题都上升到军事安全层面的高度，“非军事问题从属于军事问题，而且研究非军事问题的目的也是利用其政治－军事层面的意义”［7］(P31)。

    新自由主义认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已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7］(P8)，随着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军事威胁已经变得不再重要［7］(P321)，而“非传统安全”则成为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非传统安全”是指传统安全问题之外的其他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环境或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过去在国际政治中一直被界定为所谓低政治安全问题，而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目标。约瑟夫？奈指出，今天的国家无疑关心自己的军事安全，同时它们也同样关心、甚至可能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财富、有关贩毒或艾滋病蔓延的社会问题以及生态的变化。而且随着威胁的变化，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军事安全已经不再是国家追求的惟一目标。［14］(P13)如随着国家间资本、货物以及人员的国际流动，技术进步、社会和经济交往对国际政治和国家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为世界政治发生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使得“经济问题在国际政治中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问题的支配权”［7］(P39)。国家的经济利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目标。美国学者威廉？内斯特也观察到了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引起的这一深刻变化，他说，“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强化的世界里，地缘经济冲突和地缘经济力量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3］(P104)。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国家追求的目标发生深刻的变化，如经济福利或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7］(P29)，把国内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以及本国公众更加舒适、安全和富足作为追求的目标［24］(P489－490)，因此，罗伯特？基欧汉强调指出，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经济动机与安全关注同等重要”［7］(P321)。而且，“国家的经济福利常常是最重要的政治目标，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关键性的政治目标”［7］(P41)。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以海洋和货币领域为例，指出，在这两个领域中，军事安全目标并非优先于其他目标。冷战期间，军事安全目标支配着海洋政治；但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目标和其他目标经常与军事安全目标叠合，中小国家如此，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大国美国亦复如是。海军越来越难以将其目标列入国家利益。在货币政治中，安全目标时常处于重要地位，但并不具有决定意义。［7］(P121)不仅如此，在当代国际政治关系中，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毒品走私、跨国犯罪、艾滋病传播等也成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因此，约瑟夫？奈指出，当代国际政治的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14］(P13)其他学者也指出，当代的安全定义更加宽泛，包括经济和社会福祉、尊重人权、文化教育、足够的健康保险和疾病预防。而且，这个定义还在进一步扩展，包括：平安、无毒环境的安全，政治与公民权利的安全，以及社会与经济权利的安全。［11］(P224)新自由主义权力观在强调军事安全目标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到了非传统安全目标。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权力的目标应该是多样化的，哪个更重要主要取决于时间和环境。［11］(P85)

    总起来看，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以武力追求安全的世界，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也需要追求非传统安全目标，它们比传统安全更加重要。因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国际政治的议题变得更加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性。这就决定了权力的目标也将会呈现出更为分散化的趋势，“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7］(P26)，也不再是权力追求的惟一目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国际关系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国际体系变得更为复杂，国家追求的目标也更为广泛。［14］(P13)这就促使“权力”的构成要素、作用以及目标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使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形式呈现出更加复杂化和多样性的特点。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形态绝非是单一的，权力本身是多维的，而且有很多不同种类。［11］(P109)“权力”也绝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权力”也会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即使“在今天的世界里也会继续发生变化”［14］(P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