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写书都需国际视野

    摘要：有同学问我，全球治理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有何不同？我以前没想过，当时回答不上来。通过研究后才弄明白，前者是责任再分配，后者是权力再分配。

    关键词：教学,写书,国际视野,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钓鱼岛事件牵动亿万人心，随着事态的变化，“中国与邻居们的关系”话题也成为社会焦点。2013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财新早餐会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谈及中日关系问题时表示，他对中日关系不感到悲观，也不担忧发生战争的可能。他认为中国与日本最终会和平坐下来讨论，“因为从历史上看来，共同利益能让敌人变成朋友。”由他著作的《国际关系分析》近日推出第二版，围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教材写作与专业发展等话题，阎学通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总编、《国际政治科学》总编，兼任中国商务部首届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专著包括《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国际政治与中国》，与人合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中国与亚太安全》等，译著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等。

    记者：作为已出版过多部专著的作者，你认为一部精品教材应具备哪些因素？你在写作中是如何精益求精、打造精品的？

    阎学通（以下简称“阎”）：大家对于精品教材标准的看法可能差别较大，我想谈一下教材的最低标准，因为我看到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根本就不是教材。教材与专著、文集、词书、时评等著作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不同。遗憾的是很多出版社把各类不同的书都当作教材出版。我以为教材的最低标准有三项：一，教材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专业概念和原理，每个概念和原理需要用案例来解释。如果没有解释，则更像专著而非教材。二，教材的结构是每章之间有递进关系，即上一章的知识是下一章知识的基础。如果各章的知识是并列关系，那更像文集而非教材。三，每章后面的练习题应与该章的概念和原理直接相关。没有题的书从形式上就不是教材。

    上述三点仅是教材标准，一部好的教材还要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基础知识与最新研究成果相结合。教材需要概括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核心知识，但又要以最新的知识为主，能平衡这两方面不容易。人类知识增加速度加快，很多旧知识过时了，因此教材2～3年就得更新。其次，语言简明精练。教材的主要读者是学生而非专业人士，简明的语言有助于他们理解专业概念和原理。此外，语言精练还有助于学生模仿不写废话。

    记者：写书和你的教学、科研是怎样相互促进的？

    阎：教学对科研的最大帮助是学生们会经常提出一些我没想到的问题，这促使我去寻找答案。例如，有同学问我，全球治理与建立国际新秩序有何不同？我以前没想过，当时回答不上来。通过研究后才弄明白，前者是责任再分配，后者是权力再分配。

    科研对教学的帮助是，增加新知识或修改旧认识。例如，以前把维也纳体系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当作两种不同的国际体系讲。后来研究了国际体系三要素（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的变化与国际体系类型变化的关系，才发现维也纳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无类别之差，而是地理范围之别，即前者是地区体系，后者是全球体系。这个研究收获使我能告诉同学如何判断国际体系的类别。上述两点都增加到《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中去了。

    记者：国际关系专业本身包含丰富的内容，它又与自然科学、历史等专业密切相关。除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外，就学生们如何学好这门课、更好地进行国际关系分析和研究，你有哪些建议？

    阎：我以为，学好国际关系知识与学好其他自然科学专业知识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熟能生巧是普遍原则，多做练习是能较好掌握教材中知识的最有效方法。有三种练习方法：一是写出每章后面的练习题的答案，并与书中的答案相对比，这有助于学生加强对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二是用学到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来分析国际时事，这有助于提高学生运用这些概念和原理的能力。提高运用能力比理解书中知识更有意义。三是主动参与国际问题的讨论，通过对已有不同观点的分析，辨别合理与不合理的观点，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分析能力。

    记者：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进入创新阶段，表现之一是，中国学者自己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出现，并且带有一定的群体特征。这种创新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近年来中国学者借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崛起的现实情况，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很多成果。参加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体是我国“985”大学的教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这些人员的年龄分布很广，但主要是“70后”的学者，他们具有两个学术优势：一是受过较好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分析的训练，这是“50后”与“60后”学者所缺乏的研究能力。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他们读得懂国际上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70后”学者能读懂定量分析的英文文章，他们能跟上国际学术研究前沿。目前，“90后”的人还在学习阶段，“80后”的研究经验还不丰富，因此“70后”是目前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群体。

    国际关系研究创新成果很多，无法一言以蔽之，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主观上具有挑战霸权国的意愿，因此崛起国不可避免地要选择挑战霸权的策略。中国学者发明的结构性矛盾理论超越了这种观点，认为即使崛起国主观上采取不挑战霸权国的策略，双方实力差距的缩小就足以在客观上形成对霸权国主导地位的挑战，因此霸权国必然以军事力量进行压制，这就形成了结构性的矛盾。美国2010年开始实施的重返亚太战略表明，即使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战略，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在深化。在结构性矛盾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又创造出崛起困境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实力地位的上升，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从而导致它面临的体系压力也不断加大。这有如牛顿第三定律，即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就越大。这个理论被近两年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冲突所验证。

    记者：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国际关系专业的设置情况如何？这个专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将呈现怎样的特点？

    阎：我国有两千多所授予学位的高等院校，有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校大约为七十多所大学。我不认为所有的高校都应设立国际关系专业，但我认为所有高校都应有一名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老师，开设国际关系的通识教育课。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大学生需要有国际视野。每个学校开设一门介绍国际关系的课是必要的。目前，教育部要求所有大学都开设的两课中有一门是“世界政治与经济”。这门课的有些内容与国际关系相重叠，但其基本内容不是讲国际关系的基础概念和原理，而是讲我国政府对于世界形势的判断。这如同基础物理与核武器的区别。

    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政府与民众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视会越来越高，随着中国各行各业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许多部门对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需求会增加。因此，设置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校的数量还会增加。随着与国际学术研究的接轨，我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大专院校对于能从事定量分析的教师的需求会上升，因此科学研究国际关系将取代传统研究方法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

    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其专业分类会进一步细化，从而专业门槛会越高。已经开设国际关系专业的大学，在引进人才方面已经开始强调老师们的小专业要多样化，要有不同的地区研究和不同的领域研究。今后大专院校将更加强调理论研究，而不是停留在介绍国际形势的水平上。

    记者：当前，备受瞩目的钓鱼岛争端，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也成为普通民众关心的话题。对于一般读者，或者作为学生参考书，你有哪些推荐作品？

    阎：以前人们说“开卷有益”，现在这个说法不成立了。许多国际关系的书是由外行人写的，特别是那些以阴谋论为主题的书，都是根据主观臆断编造的，不符合客观事实。读这样的书还不如不读，因为读了容易被误导。对于普通读者我推荐邢悦的《国际关系学入门》。这本书是以问答方式写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疑惑直接找答案，而不需要从头看到尾。如果有意在《国际关系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我推荐我写的《国际政治与中国》。如果想学习国际关系理论，我推荐詹姆斯·多尔蒂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