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印关系的性质及发展趋势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国力同步发展壮大，两国关系步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内生动力及外部因素更趋多元。印度对中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影响愈趋明显。在亚太及全球战略格局不断演化的大环境中，中印关系在两国各自外交议程中的地位均显著提升，对两国自身及地区乃至全球的战略重要性显著凸显。目前，中印关系处于“再平衡”、“再定位”的关键转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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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印度外交的独特性与中印关系性质

    长期以来，印度积极开展“战略自主”外交，在不结盟外交大原则下，巧用国际上的各种矛盾，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在印看来，美国是能对印国家利益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密切的印美关系不仅可使印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获益，加速印大国化进程，印美关系还会刺激中俄等其他大国重视和尊重印度。

    与此同时，出于民族抱负、民族自尊以及战略自主的考虑，印度并不甘愿成为完全听命于美西方的小伙伴。印仍希望通过发展与中、俄和欧盟等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关系，平衡日益紧密的美印关系，既安抚国内的疑美、反美势力，同时拓展自身影响力辐射范围。曾长期与印度打交道的美国前副国务卿尼古拉斯·伯恩斯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

    “美国在学会与印度更有效合作方面时，要认识到这种大国关系的独特性质。美国的其他伙伴关系都不同于这一关系。印度太大、太自傲，以至于不能像德国和日本那样成为美国的一个正式条约性盟友。美国习惯于对欧洲和东亚的盟国发号施令，但这对印度行不通，印度坚持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为了有效地处理与印度的关系，美国外交官们因此必须要特别注意印度人的敏感，关于和现代印度打交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要始终保持现实的头脑。”[1]

    印度在中国外交议程中的地位相当独特，中印关系兼具多重属性。印既是能与中国等量齐观的新兴市场国家，又是与中国存在重大领土争端的关键邻国；既在双多边场合中对华开展合作与借重，又在战略上视中国为重要防范对象；既利用美日等大国牵制中国，又强调自主自尊、自己坐大，拒当他国反华棋子。

    在中印同时发展壮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取向的同时，中印关系内涵与外延均大为拓展，双边关系中的合作性和竞争性也同步上升，两国关系逐渐发展出“磨合中不断上升的发展伙伴关系”性质。诚如印度前外秘拉奥琪所言，“中印关系复杂且具有多面性，两国的竞争与合作总是相互重叠，适当的健康竞争对两国关系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会诱发更有意义的合作。”[2]

    当前，“或敌或友”、非黑即白的话语体系已无法准确概括中印关系的性质和内涵。随着国际格局呈现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印成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成为拉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两国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具有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时，用“三个伙伴”来为中印关系定性，即“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中印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中印两国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这反映中国高层对中印关系性质的战略判断，为两国关系未来指明方向。

    二、近年来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趋势

    （一）中印关系的战略权重显著提升

    中印最高领导人均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在各自外交议程中的位置稳步提前。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亚洲大国，又同是文明古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印关系对地区力量格局的塑造能力更加突出。中印关系对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秩序、全球发展议程、亚太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影响显著增加。如果说五六年前人们观察中印关系的视角逐渐从南亚转向亚太，那么当前研究中印关系的维度则应从亚太转向世界。当前，受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变局等因素触动，中印都在“重新发现”对方，着手构建“中印关系新模式”或“新兴大国相处之道”，客观上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诚如印度前总理辛格所言，当两个人口加起来有26亿的大国摆脱束缚、释放创造力的时候，中印关系的影响注定是世界性的。当中印关系的战略重要性达到一定的水平，其成熟性和抗震性将更强大，对地区及世界局势的塑造力度将更突出。

    （二）中印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持续放大

    中印关系中最具活力的方面始终是经济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了印度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4]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印贸易增长迅猛，被认为是两国和解进程中最强大、最积极的支撑力量。地缘经济学逐渐在推动中印关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尽管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并且互为地缘政治对手，但贸易将成为印度对华政策的中心考量。[5]

    第一，在双边贸易方面，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海关总署年度数据显示，2014年中印贸易额为705.9亿美元，同比增长7.9%。未来5年，中国将联手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力争中国与南亚双向贸易额突破1500亿美元。中印在包括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成为新时期两国经贸合作亮点。但同时，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开始对中印经济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客观来看，贸易赤字系国际经济交往中常见现象，中印贸易失衡有诸多原因。印对华出口存在结构性问题，铁矿石出口长期占大头，但近年来印政府单方面限制采矿和铁矿石出口，导致印对华出口额骤降，短期内显化了两国贸易失衡的势头。从长远看，解决中印贸易失衡，不能走政治化和贸易救济的歧路，而应回归市场手段，即印方主动扩大对华出口适销对路的商品和服务。2014年习主席访印时，中印敲定了中印五年期经贸合作计划，强化在药品、农产品、IT行业等领域合作，中国将扩大从印进口对路的产品，推动两国贸易再平衡。

    第二，在工程承包方面，印度已成中国工程承包产业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方在印度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累计金额为601.3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35.18亿美元。截至2014年6月，中国在印工程承包合同金额累计已达633亿美元。[6]在印亟需改善基础设施背景下，工程承包已成为中印在基建方面加强合作的灵活、管用、可靠模式。

    第三，在双向投资方面，为培育国内制造业，提高制造业比重，近年来印政府逐渐把目光投向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莫迪经济学”的核心是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显然需中国资金和技术支持。根据印政府数据，2000年4月至2014年5月，中国累计仅对印投资4.10亿美元，占印利用外资总量的0.18%，几乎可忽略不计，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仅排名第28位。[7]习主席访印期间宣布，中方将争取在未来五年内向印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投资200亿美元，在印建立两个工业园区，参与升级印现有铁路线路，考虑合建高铁。考虑到过去中资在印频遭安全审查，中印在投资方面的新共识显然是重大突破，表明印方终于解放思想、欢迎中国资金和技术。从长远看，这种积极变化将有利于营造相对均衡的中印贸易结构，促进中印市场的“无缝衔接”。

    第四，在经贸关系制度化方面，中印战略经济对话、财金对话、经贸联合小组等对话磋商机制日臻成熟，两国务实合作逐渐从商品贸易、工程承包向制造业、服务贸易等领域拓展。尽管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利影响，中印贸易摩擦有所凸显，但两国经贸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依然保持在上行轨道，双边贸易大盘保持基本稳定，工程承包合作进展顺利，相互投资潜力逐渐释放。

    （三）中印在安全战略领域不懈攻坚，着手克服“短板效应”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印两国本着求同存异、着眼大局原则，冷冻、管控、隔离两国之间的重大安全战略分歧，优先发展其他领域的合作关系，为解决两国矛盾与分歧创造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印关系内涵的丰富与多元，双边关系的抗震性和成熟度均有所提升，双方都意识到，通过沟通和对话协商，解决两国之间矛盾与分歧，也是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的重要途径。在两国高层直接引领下，两国在继续挖掘和扩大利益汇合点、做好“加法”的同时，以积极姿态推动缩小或解决两国分歧，做好中印关系的“减法”工作。[9]

    在上述思路变化推动下，近年来中印在若干敏感问题上取得一定突破。比如，双方决定举行首轮海上合作对话，就海洋事务、海上安全交换意见，议题包括反海盗、航行自由和两国海洋机构合作。双方还决定尽早举行裁军、防扩散和军控事务磋商，同意保持两国防务部门和两军领导人定期互访。双方同意在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在两国边境地区增设边防会晤点，在两军总部之间建立热线电话，在双方一线边防部队之间建立电信联络。两国还同意适时举行陆军联合训练，适时开展海、空军联合演练，加强维和、反恐、护航、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人员培训、智库交流等合作。[8]此外，双方还签署关于加强跨境河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意进一步加强跨境河流合作。上述表明，中印双方均以积极姿态，迎难而上，在敏感复杂的安全战略领域不断“啃骨头”，以实质性补强中印互信不足这一“短板”。

    （四）中印积极合作管控边界争端，不断累积解决争端的有利变量

    边界问题确实是中印关系中的最大问题，也是时常刺痛两国民族情绪的一根刺，还时常被一些唱衰、破坏中印关系的外部势力所利用。解决边界问题只能一步一个脚印，需要双方保持战略耐心，相向而行，共同营造和累积各种有利条件。诚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言，“当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处于量变的积累当中。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

    中印高度重视对边界地区的管控力度，预防突发事件。2012年两国正式签署《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该磋商机制将由两国外交和军事官员组成，旨在处理有关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的事务，研究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以从外交层面及时有效地处理相关边境事务，为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中印在边界争议地段偶发对峙时，两国通过涉边事务磋商和协调机制进行“危机管控”，及时有效阻止事件升级。

    （五）两国关系重心“由官向民”下放，人文交流勃兴

    人文交流是培养民众彼此好感、夯实两国民意基础的重要手段。从长远上看，边界、涉藏、军事等“高政治”议题无疑将继续影响中印关系，但其重要性和敏感度将持续下降，而中印经贸关系、民间相互认知、人文交流质量等“低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将逐年上升。习主席访印期间，中印同意启动内容丰富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涵盖两国旅游合作、青年互访、博物馆交流、语言教学、经典及当代作品互译、影视交流等领域。[10]在2014年《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有关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合作条款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反映两国政府意识到人文交流与人脉关系对双边关系的“加分价值”和战略意义。

    三、未来推进中印关系再上新台阶的主要着力点

    未来，中印关系对两国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价值将进一步提升。随着双边关系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中印需处理的细节问题将越来越多。为此，未来两国需要夯实一些基础性工作：

    （一）顶层引领，夯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特殊历史及现实因素，中印关系需要两国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引领，不断给双边关系注入强心针。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印关系的“四个结合”，即“要推动中印关系同国际大势、各自发展需求、两国复兴进程、振兴东方文明相结合”。[11]2014年9月，印总理莫迪提出中印关系“从英寸迈向英里”（InchtowardsMiles）新理念，其中“Inch”代表印度和中国，“Miles”意指“中印卓越协作新千年”（MillenniumofExceptionalSynergy）。[12]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计划中，中印可对接各自发展战略与区域合作倡议，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顶层设计将为两国合作提供有力平台，牵引双边关系持续上行。

    （二）累积共识，为解决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储备条件。涉藏问题、边界问题是殖民者留给中印的历史包袱，牵制了两国政府较多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只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处理该问题，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同时也需要国际环境的积极变化加以配合。两国需善用各种涉边机制，采取更多边界地区互信措施，妥善管控边界争端，缩小双方在边界实际控制线问题上的认知差距。两国政府有责任在各自国内培植共识和可供回旋的舆论氛围。当前历史条件下，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永无出路，中印唯有通过耐心、艰苦、互谅互让的和平谈判，最终才能形成一条清晰的、同时获得两国人民认可的友好边界。

    （三）超越冷战，理性处理两国关系中的竞合问题。如何理性看待对方发展壮大、坦然面对竞争与合作问题，将是未来中印关系的“常态性课题”。近年来，印不同层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印关系并非对抗性的“零和游戏”，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印共同崛起。中印在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方面存在竞争是不争事实，但双方需将这种竞争置于良性的可控范围内。诚如印前总理辛格所言，印中应该在平等和友好的精神之下与对方互动，结盟遏制理论已过时，印中是无法被遏制的；两国不应寻求相互遏制，合作好处远大于遏制可能带来的假定收益。

    （四）务实合作，最大限度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中印应继续落实达成的有关共识，在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强化两国利益交融、趋同之势。两国应在基础设施扩建及现代化、城市化经验交流互鉴、制造业与服务业优势互补、共同应对能源安全、合作应对粮食安全、联手维护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共同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协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环境等领域强化合作。中印应并行推动贸易与投资合作，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促进中印两大市场融通与对接，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对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五）构建多支柱、覆盖主要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关系网络。高层互访是推进两国关系的利器，两国需要保持制度化的最高政治层级互访，保证各层级官员经常性交流，防止关系走形变样。两国军方和战略研究界需保持高质量的、非对抗性的定期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战略互信。随着双方海外利益日趋交融和重叠，双方还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海外利益沟通协调机制。此外，两国学术界、媒体、文化界对话以及民间往来的便利化举措，对双边关系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注释：

    1.唐璐：《印度人的自豪与自尊》，载《环球》杂志第21期，2014年10月15日。

    2.NirupamaRao，“India-ChinaRelations：TheWayForward，”BeijingReview，No.4，Jan.22，2009.

    3.习近平：《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09月19日。

    4.曼莫汉·辛格：《新时代的印度与中国》，载《学习时报》，2013年11月18日。

    5.NiranjanSahoo，“DecodingModi’sForeignPolicy，”Sept.23，2014，http：//carnegieendowment.org.

    6.参见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关于“中印（度）经贸合作简况”，载中国商务部网站2013年2月18日。

    7.该数据不含香港地区对印投资（同期为12.32亿美元，排名第15位）。参见《2014年前5个月印度利用外资增长近4成》，载中国驻印使馆经商参处网站，2014年7月25日。

    8.参见《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9月19日。《中印边界谈判有如登山虽然辛苦，但走的是上坡路》，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3月8日。

    9.参见《中印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载中国外交部网站，2014年9月19日。

    10.张朔：《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辛格就中印关系提四点建议》，中新网北京2013年10月23日电。

    11.“PMNarendraModiexplainsIndia-Chinatiesin‘INCHandMILES’”，TimesofIndia，Sept.16，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