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塑造与社会认同

    摘要：对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中应对方式的质疑，提出了中国在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问题。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性使其更是对国内民众的社会化过程。社会文化话语冲突、现代性和网络时代给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带来的挑战，需要建立新的“以人为本”的国家安全观、促进社会参与并重视构建青年的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应对。

    关键词：国家形象塑造,社会认同,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上演了一出非法“购买”及“国有化”钓鱼岛的闹剧。对日本政府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这一行径，中国政府通过发表严正声明、进行强烈谴责的方式表示了坚决反对，并派遣海监船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内维权巡航。中国政府坚定、正义、理性地捍卫领土主权的手段信守着“和平崛起”的庄严承诺，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此，国内出现了抱怨、质疑和批评，一些人选择以“抵制日货”和游行等方式表达对日本政府的愤怒和抗议。这场争端无疑也提出了中国在和平崛起发展道路上如何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问题。

    一、国家形象的本源与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

    国家形象是步入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课题，国内外专家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其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通过对这些概念界定的梳理与比较不难发现，总的说来这些概念界定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形象的表象、形式还是本源、内容的注重。从表象和形式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被动认知的结果性对象，主要指国际社会依据对一个国家展示的印象做出的综合评价；从本源和内容上，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动塑造的过程性对象.主要指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对其形状相貌的展示。可以说，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形象的定义更多还是基于其表象与形式的内涵，“从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的跨学科”研究。而事实上，国家形象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外在表象，更是由其本源决定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就国家形象的本源而言，它是一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其国家或民族精神气质经过发掘提炼所形成的一种主体意识。马克思唯物主义科学地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产生、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得以完整地描述社会历史过程及其各个方而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主义将观念的东西放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解释，弄清其来龙去脉和真实而目。因此，国家形象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具有物质本源性。只停留在表象与形式的国家形象，容易造成脱离国家实力对虚幻“影像”的追求团。国家形象的基础应当是由人口、自然资源等决定的物质基础，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决定着国家形象战略目标的定位，决定着国家形象塑造的形式选择与评价.决定着国家形象塑造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中获得清晰的表达与展现。

    在国家形象的物质本源基础上，国家形象塑造就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文学化或者图像化的过程，而且不仅是一个对国际社会与他国公众的社会化过程，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个对国内民众或者本民族民众的社会化过程。个体以及社会群体的社会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主体对身份自觉的潜意识会向社会的价值规范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国家形象作为“国家体现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社会公众通过复杂的心理过滤机制对“国家客观现实，进行信息和文化的双重选择后得出的主观印象”。当社会公众认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而状况并进行评价时，也会在追求和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趋向对社会主导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追求与内化，由此形成对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一国国内民众与国外的沟通交流基本实现了双向同步，国家形象塑造不管借助于什么样的媒介，都可以在地球村这个大系统中同步完成信息的发布、收集与反馈。毫无疑问，这些信息为国内民众映像后会与他们基于社会生活与生产的映像形成比照，引发国民的评价。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与由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生产分工精细化以及国家形象塑造形式的差异造成的差异之间并不矛盾。其实，由于个人以及社会群体认知的差异必然造成比照方式、领域和评价的差异，但只要国家形象塑造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个人以及社会群体构建社会认同的社会利益基础仍然稳定存在，归属于国家并获得自尊的社会认同就能够在不断进行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实现或维持，进而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成为社会公众思想与行为的规范，自觉遵从并促成国家形象的定位与塑造。

    二、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而临的挑战

    作为国家形象塑造的认知载体，社会认同既是我国公众了解、推广和维护国家形象的前提，也是运用国家形象进行外交博弈并实现中国国家形象战略的重要保障。但是由仍在持续的钓鱼岛争端不难发现，当前我国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而临着以下现实的挑战：

    1.社会文化话语冲突给国家形象塑造带来的社会认同问题。即使处于同质性的文化价值体系内，由于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差异，不同文化圈对同一社会问题的认识与认可程度也会不同。按照墨西哥学者R？斯塔温黑根的说法，在历史和社会的进程中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群体作为主流文化群体决定着教育和文化政策的形式与内容，而不同的文化群体主动或被动地放弃自己文化身份的一部分，达到与主流群体的文化价值相一致，并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充分说明，在存在水桶短板的社会运行中构建社会认同并不是一腻而就的。而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一部分，社会文化话语冲突使国家形象塑造社会认同潜伏着危机。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与确立是在国家对不同文化进行整合与创立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寻求意识形态认同的博弈中既有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坚持，同时也积极同非主流文化价值观念进行互动与交流，消解非主流文化中的偏执鄙陋，吸收和保留非主流文化原初的特点优点，留存非主流文化发展丰富的空间。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蕴藏着巨大的财富，而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思潮涌动中，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不断催生了多种非主流文化形态。作为非主流文化群体的一员，在与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出现差异的时候就会产生所处文化群体的边缘化意象，这无疑给社会认同体系建构造成了障碍。如果主流文化体系不能借助于语言与教育系统的强大力量将非主流文化纳入同一性文化价值，解决其内生的历史性文化价值观所遭遇的挑战和质疑，也只不过是将一部分秉持者的文化挽歌默掩于心，另一部分人则会在文化的交锋中聚集力量，使矛盾的尖锐程度大大提升，增加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2.现代性给国家形象塑造带来的社会认同问题。

    英国政治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抽离化机制使社会关系的评价机制被同一化和标准化，而伴随着时间与空间“虚空”维度的发展，造成“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川。在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反思性“现代性三因素”的自反作用下，社会个体的生活被包裹在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中，虽然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越来越多，却无法触及知识中浓缩的思想，人们处于对生产、吸取、控制知识能力的恐慌之中。对于国家形象塑造，如果民众基于各自的“自知之明”无法表达，文化知识反而会转变为对社会主体进行强制、反控的异己力量。在新形势下分析国家形象塑造中的社会认同风险，不仅是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问题、国际政治格局的地位等关系着眼，由现代性进程本身造成的社会认同分化与冲突也值得重视。这时，被现代性弱化的社会联系以及传统价值观念就会遭受社会认同风险的创伤，从而引发个体行为的失常。即使没有游离出社会主流文化体系，也会造成思潮多元化与融合中各群体的困窘与自我解构，埋下了社会认同陷入冲突危机状态的种子，甚至会引发对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价值危机。

    3.网络时代给国家形象塑造带来的社会认同问题。

    被誉为“第四媒体”的网络诞生后，人们的沟通联系获得了极大的便利。网络几何级的发展和普及速度使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提高了人们自主、自立、自我选择的意识与能力。一方而，网络的开放性、即时性与扩展性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满足人们的个性创造了条件，社会成员的交往空间不断扩展，交往意识得以增强。然而，个人参与网络形成并不断强化的集聚效应，使网络平台成为不同思想观念表达其“真实”意思、抗议对其“真实”意思表达误读的主阵地，使网络整合能力在赋予人们独立个性的同时大大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网络社会的个体化生活趋势冲击了社会秩序，社会共同价值受到分裂性的威胁，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建构也不能例外，甚至有时会由于社会认同变化引发危机进而成为加剧社会风险的“助燃剂”。另一方而，网络时代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特质造成了网络虚拟性与现实性之间的整合与矛盾，它们在对社会运行造成扰动的同时，也受到现实空间里社会运行在话语和实践双方而的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是在社会的秩序与法则中进行并完成的，而无论观念上还是实践性的影响，根源都在于虚拟空间对现实社会的依赖，或者说是“网中人”对现世生活的依赖。如果虚拟网络与真实社会之间的角色转换与心理调适不能同步时，分裂就可能不仅仅是一种痛苦的体验，还会引发行为上的言语或肢体冲突。

    4.政府执政行为给国家形象塑造带来的社会认同问题。

    由于国家形象与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以往常常认为国家形象与塑造属于国家的对外事务。其实全球化时代一国政府对国家形象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一国新闻媒体以政府政策行为表达的国家“影像”为目标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吉林大学王家福教授认为，国家形象是“国家结构的外在形态，是国家传统、民族传统与文化传承在当代世界空间的特性化脉动的映象化张力”囚。政府的行为特征和规律与国家形象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是塑造国家形象以展示整体实力与发展进程的基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执政后领导全国人民投身国家建设，使生产生活而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这是前所未有的成绩与作为。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囚，也使“中国奇迹”取代“文明古国”成为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不能否认现实中一些政府官员执政观念和方式落后，如形式主义、本本主义甚至个别贪污腐败。不科学、不作为的政府执政行为无益于形成对国家形象理性科学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因为缺乏高度凝练与系统化的国家形象内涵难以聚合民心，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国家形象塑造不再是向国际社会与他国民众鲜明地展示一贯形象的基础，即使借助于适当的传播形式，也无法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获得世界的认知与评价。而且由于政府执政与国家对外事务之间的连带与互动关系，在随着客观条件变化不断调整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影响战略定位和内涵提炼的准确性。

    三、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的几点思考

    步入新世纪后风起云涌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经之路。适应当前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则是弥合国家形象的现实与期冀、契合客观与认知，从而展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

    1.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需要建立新的

    “以人为本”的国家安全观。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由于利益冲突在“秩序”范围内得到缓和，人类社会才在国家的管理体系下不断演化发展，同时逐渐形成了国家安全意识。近代以来，传统的安全观中，国家无可争议地成为安全问题的主体，国家作为公民安全和财富的保护者也使人们认可了国家安全与自身安全的等同性。但是在国际社会追求稳定与和平的形势下，国民安全依然依赖于国家安全的局而不会改变，国家安全与国民安全的等同性已经发生了变化，“提高一国人民的人的安全将增强国家的合法性、稳定和安全”川。国家的建立与运行不仅需要注重国家安全，也需要更加注重人的安全。在霍布斯和卢梭的国家起源思想中，人类结合成社会、建立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更高的安全。因此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际合作的基础圈。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国家安全观，得到国民基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统一的社会认同，是基于国家安全领域拓展的国家形象塑造的坚实基础。只有人们充分认识到仅仅是自身的安全并不能够代替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正是国民安全的有效保障，也是我国当前以及今后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塑造国家形象取得“话语权”并有所作为的基础。我国政府在“以人为本”的施政方略下推进并引导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构建，既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相互支撑而非相互对立的观念转变，也有助于完善社会群体与公民个体权利和表达权利的制度性安排，实现不同领域不同层而社会群体与个人对国家形象塑造的参与，由此使全球化进程和霸权主义背景下基于国家安全的国家形象塑造为社会与民众所支持理解，同时清醒地辨识西方国家以“人权”、“人道主义”等幌子妄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险恶用心，冷静应对霸权主义妄图中断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频频挑起的各种争端，并积极地以主人翁心态与姿态将言行举比纳入参与国际社会合作的视角，更好地维护和推进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2.以社会参与促进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

    由物质基础作为“原”而决定的国家形象的产生与变化，是多元因素影响下持续的交互过程中产生的，决定了塑造国家形象本质上是实践性的。国家形象塑造的过程决定了国家形象的变化方向与趋势，有助于形成国民对本国、本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扩大社会参与是国家形象及其塑造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重视和鼓励社会参与，能够推进与增强社会整合，从而在促进社会结构调整与社会功能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积极的社会认同，社会公众在建设性的社会参与中获得情感共鸣，由理性趋同而达致形成共识，实现社会认同基础各领域上的相互匹配，即社会认同与社会参与建立正向反馈；反之，排斥或者阻碍社会参与，公众的诉求无法通畅表达，容易造成社会结构异位与社会功能紊乱，甚至引发群体性社会冲突，导致社会认同基础在各领域的错位，形成破坏性社会参与与消极社会认同的负向反馈。因此，构建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并成为公众的行为实践，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开创多种参与方式，使其客观解读国家形象塑造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与行为，经过理性反思改变国家形象塑造中的逆向社会认同冲突。

    3.重视构建青年的国家形象塑造社会认同。

    青年是未来我国社会建设的主体，同样也是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的主体。青年人普遍思想开放，认知新事物的能力强，注重个人意愿的表达。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经济制度、中国人身份等的认同肯定了我国国家形象定位、塑造与传播的准确性，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改革中PJ}待解决的各种问题现实存在，他们也会在社会现实而前表现出无力感，有的在潜意识的对抗中做出冲动的行为。须知国家形象塑造不仅是对国家利益和地位的客观性认知，更是注重平等、公正和善恶是非的评价，这无疑会使青年对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遭受创伤。只有深入认识了解他们的认知心理、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消除他们精神家园的迷失和困惑，实现感情共鸣、文化归属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结合，才能在价值层而建立国家形象塑造的社会认同。同时，通过科学完善的制度创新，从理念建设、规范体系建设和组织建设三个层次上进行引导，通过知识教化导向、制度约束导向和自我调控导向等生成机制，培育并挖掘他们身上焕发的时代特质，推动他们作为主体以世界性国际化的宽广视角更加积极地成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