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以陈乐民、亨廷顿为个案

    摘要：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国际关系一经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文明史探讨，或者在文明史的关照下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拓展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矫正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时出现的简单、机械乃至极端化的缺陷；有助于克服一些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蕴含的循环论和保守倾向，凸显国际关系进化和进步的趋势、人的能动作用、社会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以及观念和文化的力量。

    关键词：文明史探讨,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陈乐民,亨廷顿,个案分析,国际政治关系专业论文
 

    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但到底如何跨，向何处跨，其中却是大有讲究的。仅以国际关系（ＩＲ）与历史学科———这是一个公认的与国际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的关系为例，其中就充满了歧见。即使是那些主张重视历史研究、呼吁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观点，仍然不免失之于片面。因为它们往往把历史简单地等同于国际关系史———至多还包括外交史。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探讨，其内容应当比这种理解丰富得多。因此，国际关系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明史研究，在文明史与国际关系之间建立有效的链接，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克服既有主流范式的弊端。

    一、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

    之所以确立“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这一判断，是基于如下认识，即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不是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进化史，而是人类的文明演化史，即人类这种“类的存在物”在其独有的“人文动机”①支配下所进行的创造性、可积累的连续性社会活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功能性文明②

    等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从文明史的角度观察国际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国际关系一经产生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着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关系产生、存在和发展基本前提的国家本身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在经过漫长的摸索、反复的试验之后而创造出来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与以往各种形式的公共权力相比，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履行政治统治、经济生产和社会管理等诸多职能，并有可能成为生活在它所控制的一定地域内的人们认同的基础和情感的依托，成为他们处理对外事务的合法代表。因此，所谓的国际关系，说到底不过是国家这种有组织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物质、技术、思想、观念、情感、制度等多领域、多层次的互动(Interact)。这种持续的互动，不仅使各个国家在文明的三大领域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已使全球或地区的、多边或双边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逐步建立，为人类不同群体所一致认可、共同分享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得以产生，共同体(起初是相互依存感，进而是利益和命运的枚关方)的意识日渐强烈，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更加凸显，一体化的程度逐步提高。

    总之，“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尽管国际关系中充满了冲突、暴力乃至战争，不时出现曲折、停滞乃至倒退，但整体而言还是进化和进步的，这与人的能动性及其社会实践的建构功能密切相关。因此，秉持审慎的乐观主义是恰当和必要的。如果单纯从国际关系角度进行观察，则极有可能陷入循环论和悲观主义的案臼。

    二、把国际关系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陈乐民的论述与实践

    基于文明史而研究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1930-2008)曾有过精辟的论述。1997年，他在一篇纪念“罗马条约”签署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要了解欧洲何以是欧洲，单靠这40年是不够的；40年的根须在欧洲文明的土壤深处，欲知欧洲，不能不讲它的文明史’心〕。2002年秋，在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本科生开授“欧洲文明史论”这门通识课程时，陈乐民谆谆告诫那些急于寻找到研究复杂世界门径的年轻学子们：“了解世界，有如剥笋一样，需要一层一层地剥。先剥去所谓‘国际关系’这层眼前的表皮，再把‘社会’现象剥开，剥到最后，便露出了现象覆盖下的‘内核’，即黑格尔所谓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照我看，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一基督教文明，至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实证、经验哲学，而后衍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

    2004年初，陈乐民再一次撰文指出：“‘国际关系’是人类社会或文明发展史中的属于国际政治的‘零部件’，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大框架里去考察。脱离‘文明’和‘社会’，就只剩下了浮在表而上的‘关系’。例如研究欧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或是文明概念。”

    陈乐民并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是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在其重点研究领域—欧洲问题研究当中，他始终秉持如下理念：欧洲不仅是地理概念(UeographicalEurope)，也不限于政治的或经济的概念，而尤其是文明的概念(CulturalEurope)。他先后撰写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③、《欧洲文明扩张史》①以及《欧洲文明的进程》③等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无不切实贯彻了上述理念，并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一书时，陈乐民辟出专节阐述了“文明与外交”的关系，并亲自捉刀。他指出，外交与文明乍一看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深究起来，两者之间是有条“暗线”牵着的。比如，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督教精神(进取的、进攻的性格)对西方各国外交的目的和宗旨有着相当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探讨作为一国政府行为的外交时，是不能脱离研究文明对它的影响的。在主编的《战后英国外交史》一书中，陈乐民于开篇部分就扼要地阐述了英国文明的特点，并以此作为全书的思想基点。他认为，英国从欧洲“大陆汲取了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基督文明，以及数学、天文、航海的滋养”。“古希腊罗马文明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土壤里结出了有英国特征的文明果实。”这就是唯物主义和重视经验的传统。而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在英国也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没有像德国那样走向唯心主义唯灵论，英国教会在务实精神的熏染下具有更多成分的象征意义，而较少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哲学。”陈乐民强调，了解上述这些情况，“对于了解英国社会十分重要”，自然也大有助于理解英国的外交⑥。

    总之，在本文看来，陈乐民把国际关系放在世界文明史这一大框架里去考察的研究思路，融历史、哲学于一体的学术取向，大大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域，大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他己经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具有自己特色、自己风格和自己逻辑的理论范式，非常值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认真总结，并加以丰富和完善。这也将是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三、“文明冲突论”旨在唤起人们对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文化因素的重视：亨廷顿的论述与影响

    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所所长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1927-2008)，其长项在于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比较政治。一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为主题的专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曾为其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冷战结束以后，而对民族主义勃兴、全球化深入发展等造成的各种文化间的差异日益凸显，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数量不断增多、烈度不断上升的现象，对现实世界高度敏感、学术视野极为开阔的亨廷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提出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文明冲突论”。其核心观点是：当代世界存在七大或者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这些存在显著差异的文明形态对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政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文化方而的差异。关于“文明冲突论”的适应性，亨廷顿特别强调，它“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⑦。在他看来，对于文明冲突范式的“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在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事，‘已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关于该理论的现实意义，亨廷顿指出，文明冲突范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试图唤起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对文明冲突危险性的警觉，以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以开拓和发展出一种基于共性而逐渐形成的世界文明。毕竟“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比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⑧。由此看来，亨廷顿虽然高度关注文明冲突，但并不认为这一现象就是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全部，更不是它们的宿命；他研究该现象的目的在于预防或者规避可能产生的争端，促成一个建立在多极和多文化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的形成。

    “文明冲突论”的发表“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亨廷顿既遭到现实主义右翼的抨击，也受到文化左翼的批判”⑨。中国学者也是这场争论的积极参与者，发表的相关论著数以百计，对“文明冲突论”的总体评价是负而的。而在本文看来，如果抛开亨廷顿在论证过程中的确存在的某些政策诉求⑩，剔除阅读者因意识形态偏见和思维惯性而可能产生的误读，“文明冲突论”实际上为人们深入思考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思维框架或者理论范式。它试图改变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长期以来“讨厌”或者忽视“文明”或者“文化”这两个难以操作的概念的现象，契合了冷战结束以后文化与认同(Identity)o重新回归欧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这一潮流⑩。因此，其学理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来，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in)等欧美国际关系学者接续亨廷顿的衣钵，尝试将文明与世界政治的研究链接起来，试图发展出一个具有高度学理意义的研究议程。他们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强调文明的多元特别是多维的性质，认为世界是由多元行为体、多元传统与多元实践构成的。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卡赞斯坦主编的《世界事务中的文明化政治》三部曲(CivilizationalPoliticsinWorldAffairsTrilogy)⑩中。己译成中文的第一部《世界政治中的文明》收录了伊曼纽尔？阿德勒(ImmanuelAdler)、康灿雄(DavidKang)等一流学者的数篇论文。这是2007年和2008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年会两场热烈讨论的产物。在这本书中，卡赞斯坦等人的观点虽与亨廷顿大相径庭，但他们对亨廷顿表示了足够的敬意，并且承认：“亨廷顿的论点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的……他对文明的模式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必要时，我们还应该抱着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将他的观点与其他不同观点融会贯通。”卡赞斯坦还希望，他们的研究旨趣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界同仁参与其中。卡赞斯坦的上述努力，得到了彼得？古雷维奇(PeterUoure-witch)、艾弗？诺伊曼(IverB.Neumman)、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Barnett)、约翰？霍布森(JohnM.Hobson)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肯定。他们认为，《世界政治中的文明》一书代表了世界政治文明研究的最前沿，它所搭建的分析框架，“推动了我们超越本质主义和冲突话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有意义的多学科研究领域，，⑩。

    所以，抛弃成见或偏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文明冲突论”，并与其展开具有学理意义的对话，结合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发展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全而、更为深刻地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并准确把握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

    四、结论

    将文明史探讨与国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是一个有着重要学理价值和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路径。这与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以及国际关系与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直接相关。历史学研究大家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一1985)认为，社会与文明永远不可分离。因此，文明研究涉及所有社会科学川。如果不了解当代世界存在哪些文明，不了解怎样界定它们的边界、中心和外围，不了解它们的范围、内部一般的和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结合形式，就可能产生灾难性的观点。上述两个案例研究初步显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文明史的探讨，或者在文明史的关照下研究国际关系，一方而有助于拓展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矫正深受科学哲学影响的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时出现的简单、机械乃至极端化等缺陷；另一方而，也有助于克服一些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蕴含的循环论和保守倾向，凸显出国际关系进化和进步的总体趋势，凸显出人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凸显出观念和文化的巨大力量。当然，切实践行这一路径，需要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以及为培育这种素养而必须的耐心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