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身份与伊朗外交政策：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失败之路（1997-2005）

发布时间：2020-06-13 23:53

【摘要】：本文的主题是“国家身份与伊朗外交政策: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失败之路”。本文将简要概述伊朗的国家身份是如何演变,变化并渗透其外交政策的,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将对宗教和意识形态在塑造国家身份中的作用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伊朗国家身份在其外交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本文将从伊朗总统哈塔米对美国的外交政策(1997-2005)的案例分析着手,分析国家身份对伊朗和美国关系的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将就因文化敌意而产生的伊朗国家身份在其外交政策上的局限性进行说明。此外,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国家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经由主体间性实现转变,当然这一转变要得到相关国家的认可。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促使伊美关系由高潮跌入低谷的转折点,由于其国家身份,伊朗外交政策一直有意识地抗拒构建与美国的关系。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哈塔米总统是第一位试图通过将僵化的教条式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度形式来重新恢复伊朗国家身份的伊朗领导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伊朗知识分子所进行的主体间性式的讨论为改变伊朗国家身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使得哈塔米有条件追求更为温和的外交政策。正因如此,哈塔米提出其时代外交政策的主题是“文明间对话”,意在促进与美关系正常化。起初,克林顿政府表达出愿意和解的意愿,但之后因国内压力而搁浅;其后布什政府曾与哈塔米政府合作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同时又将伊朗称为“邪恶轴心”,表明美国并不愿意使两国关系正常化。此外,在哈塔米的领导下,伊朗在其外交政策行为中表现出更显温和的国家身份,但重新恢复国家身份需要美国接受或至少允许伊朗的这一改变,而美国作为主体间性中的“他者”并未如此。第一章:绪论,包括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论点,案例选择,文献综述,研究意义,论文的研究方法和论述结构等。本文主要研究“国家身份”是如何在塑造国家对他国的看法以及影响国家间关系中发挥作用的。由于国家身份通常情况下代表国家在国际领域发声,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故而显得尤为重要。自1979年以来,作为是一个革命性国家,伊朗一直以其革命意识形态“霍梅尼主义”为基础塑造国家身份。在哈塔米总统任内,尤其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关系时,伊朗试图改变这一国家身份。为了解答这一主要疑惑,本文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1)国家身份在伊朗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2)使伊朗改变国家身份的主体间性话语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哈塔米总统的外交政策无法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运用建构主义和角色理论进行分析,将国家身份视为变量,揭示团体身份(来自自我)和角色身份(来自他者)(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此前,学者们并未就哈塔米总统的外交政策(在伊朗外交政策史上显得相对古怪)进行过深入分析。事实上,哈塔米直接与美国接触,邀请美国政府进行对话的行为,使他成为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第一位试图改变伊朗国家身份的伊朗总统。在人质危机发生后,伊朗和美国从未建立过任何形式的正式关系,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而哈塔米的外交政策在这一方面是意义重大的,尽管在实践上失败了,但它在结构意义上使得伊朗与美关系有实现正常化或转变的可能。就本文研究意义而言,首先它有助于启发我们对于影响国家身份演变,转型及定位的观念性的和物质性因素的理解。经分析,伊朗国家身份在其外交政策决策中起着本质性的和因果性的作用。此外,本文也为探讨伊美关系或伊朗外交政策的相关文献提供了理论支持,即将建构主义框架内的国家身份变量和角色理论组合起来进行研究。而本文论述的视角则是将团体身份作为自变量,角色身份作为因变量展开讨论。在关于伊美关系,伊朗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献综述中,本文作者对与本文有关的主要学者及其观点进行了回顾,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朗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精英领袖是如何塑造了其外交政策,反过来又塑造其国家身份的。根据经验,作者认为在研究和解释外交政策结果时,关于国家身份的分析是十分有意义的,尽管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我们也只有在对其及其所有参数进行深入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最后,本文主要基于定性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论述本文提出的问题,运用过程追踪方法重点分析观察模式,包括通过对历史信息的文本和语篇分析来评估外交政策结果。第二章:运用建构主义和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国家身份的形成,演化,转型和局限性的核心观点进行基本分析。在分析外交政策决策时,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内政策的相互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联系起来。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学科一般涉及国家的话语权),本文作者将通过对于国家核心原则的解释展开对外政策分析。此外,作者也将以辩论的形式,通过讨论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的主题是外交政策,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形成过程中的各种概念来分析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为了更好地理解伊朗与美国的对立,我们需要采取更实质性的(观念的或物质的)的观点,而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及以权力为基础的假设。此外,我们应该允许国家采取构建、因改变规范进而转变其在外交政策中的国家身份、将身份视为一种变量等方式理解国家身份。为了推动相关研究将身份视为变量展开讨论,本文作者将通过分析团体身份—角色身份的相互关系以期更好理解角色的概念化。此外,本文将充分论证国家身份的核心假设,证明本文的核心论点,即由于国家身份的局限性,国家身份对外交政策具有因果性的和本质性的影响。第三章:关于历史背景的分析。本章将讨论自1856年以来伊朗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间的重大政策事件。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开始前,伊朗和美国一直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而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伊朗的国家身份,反过来也使得伊朗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发生了变化。据此,本文将分析在哈塔米总统之前伊朗各总统的对美外交政策—简而言之,即分析伊朗精英领导层对美国相关外交政策的反应及政策举措。对历史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美国传统的朋友或盟友,伊朗是如何最终成为美国对手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因国家身份而改变了国家意识形态。本章还将论及伊朗对美表达不满的主要形式,阐述为何及如何自1979年起,伊朗对美敌意发生变化且在接下来几十年间持续。第四章:分析伊朗国家身份是如何演变并渗透至国家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本章将通过分析伊朗的政治话语探讨伊朗国家身份的起源及其引起美国国内关注和担忧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本章回应了论文中提出第一个问题,即国家身份在伊朗外交政策决策中的作用。此外,本章也试图梳理伊朗外交政策语境下其意识形态的主要变化以及伊朗由革命国家逐渐转变为务实国家的国家身份的转变。自1979年以来,伊朗历经了国家体系的重大变化。因此,伊朗的国家身份是多种身份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包括在古代称为“伊朗性”即我们现代所说的“领土完整性”)。霍梅尼的“伟大意识形态”强调向外输出革命以对抗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积极干涉的态势。作为什叶派伊斯兰教国家,什叶派本身就极为反感和抵制不健全的政策,这明显反应出伊朗国家身份的内核,对于理解伊朗的意识形态和国家身份是十分重要的。第五章:试图阐明哈塔米总统任期内的伊朗国家身份是如何从革命后转变并最终促使其外交政策改变的。基本上,本章将回答本篇论文的第二个问题即伊朗领导层是如何运用主体间性话语改变其国家身份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年轻一代对霍梅尼主义看法发生了改变,这促使他们支持甚至参与促进伊斯兰教现代化或民主化的实践,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详细阐述了'Ijtihad(教法创制)'的概念,指出伊朗急需改变存于其国家身份中的教条性信念。伊朗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探讨,体现出伊斯兰教雄辩理想在当代伊朗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坚信伊朗孤立主义政策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发展,民主价值也并不会损害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其次,作为改变伊朗国家身份的因素之一,本章也将分析伊朗在伊拉克战争后严峻的经济形势。最后,本章还将对哈塔米总统的核心动议“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行分析,可以说,这一动议与伊朗知识分子所畅想的民主原则是相关联的,作为对“文明冲突”的回应,它的提出也体现了知识分子所表达的精神。正因如此,哈塔米不断面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领导层强调,对话是缓和过去怨恨情绪的最好方法。第六章:分析哈塔米总统建构的伊朗国家身份与克林顿总统和布什总统的所认为的伊朗国家身份以及他们主要政策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本章将分别阐述哈塔米总统的外交政策决策以及其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时期和布什总统时期所取得的成果。起初,克林顿政府有意实现与伊朗关系正常化——显然,随着哈塔米总统的当政和伊朗政治语境的变化,美国政府曾有意改变对伊政策。因此,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伊朗和美国之间也做出了相关的政策努力,双方关系有所回温;进而,本章将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的正常化是如何在美国国内势力,尤其是国会对克林顿政府政策的限制下失败的。本章下一部分则将通过讨论哈塔米和布什关于伊朗国家身份的观点解释布什政府时期双方的外交政策。伊朗国内也曾对布什有所期待,但事实上,在美入侵阿富汗并与伊朗合作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后,美国政府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称伊朗为“邪恶轴心”。最终伊朗向美大幅妥协,从核问题到恐怖主义议题,从中东和平进程到经济制裁,都成为了伊与美谈判的筹码,但所有这些都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政府留给伊朗的谈判空间十分有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塔米总统的外交努力是失败的,伊朗与美关系正常化未能实现。第七章:试图基于上述章节的论述从经验上或理论上分析哈特米总统的外交政策未能实现与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因。本文作者通过对伊美关系的讨论论证国家身份对外交政策的因果性和实质性作用,重点分析了关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论述,独创性地运用团体身份和角色身份论证伊朗国家身份对哈塔米外交政策失败的因果性影响。除此之外,本文作者认为伊朗与美国之间对立的长期持续性使双方都产生了以文化为依托的表达对彼此愤懑的媒介,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存在,两个国家都希望可以在双边关系中发挥自身的独特性作用;也因此,美国并不信任伊朗可以在其国家身份下发挥不同以往的作用。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8
【分类号】：D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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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71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