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陶器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发布时间：2021-01-26 12:16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陶器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陶器演变的过程与机制尚不清晰。根据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7个文化序列的21处遗址点出土陶器数量、高度及组合（种类）可知在新石器—铜石并用时期,罐类数量比例上升,盆、壶、瓮类数量比例和高度（罐除外）下降,组合由复杂演变为简单;青铜时代中晚期的卡约文化时期,罐类数量比例达到最高,盆、壶、瓮类器皿数量比例衰落发展;辛店文化至寺洼文化时期,罐类比例和高度较卡约文化时期下降,盆、壶类数量比例和高度上升,组合由简单演变为复杂。结合研究区周边的气候记录及考古材料,发现气候变化、生产水平、生计方式、社会组织、财富观念及技术革新等是导致甘青地区陶器演变的影响因素。
【文章来源】：四川文物. 2020,(03)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甘青地区自然环境与文化序列概况图
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在河湟地区主要受制于农作物生长季的积温。[41]持续的低温环境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区农业生产系统，迫使其先民的生计方式趋向转型或衰落。在此过程中，先民认识到外来动植物（麦类作物、羊等）在寒冷环境下适于种植和饲养的特点，使得过去以粟、黍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在齐家时期（4.3～3.6 ka BP）向农牧兼具的生计方式转变，生活方式由定居农业向畜牧转变。而相较于农业而言，畜牧业需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经营，加上流动性较大，导致了陶器制作式微；此外，社会组织变化（氏族制度趋于解体）、部落间战争频发，[42]使得过去稳定的社会局面和经济生活遭受破坏，可能促使已往的财富观念发生了变化，如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墓葬中1/3的墓中出土有铜器（铜指环、铜泡、铜镜等）。[43]在4.0 ka BP左右，麦类作物（大麦、小麦、青稞）、家畜羊、青铜冶炼技术等包裹体引入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44]恰在此时，绵长发展万余年的陶器制作盛极而衰，轮制技术落至低谷（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尤为显著），这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陶器手制传统的介入，以及西方先进冶金术传入后手工业技术的重点转移有关。[45]如火烧沟墓地发掘有随葬铜器200多件，[46]虽发现的数量不多，但足以证明四坝文化时期，冶铜业的发达程度。
青藏高原高山草甸/草原和沙漠过渡区的孢粉记录显示，[33]8.0～4.0 ka BP森林扩张、气候湿润，6.0 ka BP左右达到鼎盛期。[34]丰沛的降水，适宜的气候条件，促使灌溉农业活动达到鼎盛，农业技术水平提高。马家窑早中期（5.3～4.8 ka BP），青海东北部出土的炭化粟黍种子出土率从仰韶晚期的0.71粒/升增加到34.1粒/升；[35]柳湾马厂类型墓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粟、黍农作物遗存，[36]粮食随葬则说明当时农作物已有剩余。石质工具统计结果显示，[37]马厂类型期间，乐都柳湾和民和阳山出土的生产工具比例分别占84%、77%。综上可知，适宜的气候促使粮食作物增收，农业生产力也随之发展。柳湾马厂中期墓地中随葬陶器在10件以上的墓葬占该期总墓数3/5以上，马家窑文化中期后，制陶业已从其他行业中独立出来，并有专门从事陶器制造的工匠，或出现陶器加工行业。[38]上述证据充分表明当时制陶业已较发达且具备一定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盆类的数量比例呈下降趋势，可能是材料限制所致，未能反映真实情况。表一所示，仰韶文化时期盆类的实际统计数量为6件，马家窑文化时期盆类的实际统计数量为437件，明显与图二所示情况不符。结合高度变化（图三）看，罐类和盆类高度下降，数量比例上升，这可能与先民注重数量多寡、忽略高度大小的思想观念有关，先民制造陶器除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外，可能还要满足财富心理和用于厚葬的需要。[39]综合马家窑文化早中期墓葬资料，发现该时期随葬品多以陶器为主，这与上述认识较一致。铜石并用时期，数量比例显示（图二），罐类较前文化时期有显著提高，盆类、壶类及瓮类数量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盆类和瓮类变化较为明显；高度变化显示（图三），罐类、盆类、壶类及瓮类四种器型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罐类高度在四坝文化时期达到最小值（3.5厘米）；陶器组合（表二）较新石器时期相比趋于简单化，即齐家文化时期11种、四坝文化时期5种；四类器物的实际数量由多变少（表一）。综合上述结果分析可知，该时期先民对于陶器的使用减少，表现在作为盛食器的盆和具有储藏功用的瓮几近消失，器型组合单一且器物向小型化发展，暗示了当时农业活动有所减弱，陶器制作可能不再是当地先民生产生活的全部。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陶器:彰显史前文明色彩的媒介[J]. 李曦珍,李金桃,庞倩.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11)
[2]川西马家窑文化彩陶来源再检视——以陶器化学成分分析为中心[J]. 向金辉. 四川文物. 2018(04)
[3]成都平原出土史前陶器岩相学初步分析[J]. 江柏毅. 四川文物. 2018(02)
[4]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人类对不同海拔环境的适应策略探讨[J]. 张山佳,董广辉. 第四纪研究. 2017 (04)
[5]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演变初探[J]. 孙卓. 江汉考古. 2017(03)
[6]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及相关问题[J]. 陈宥成,曲彤丽. 考古. 2017(06)
[7]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J]. 刘莉. 中原文物. 2017(02)
[8]共存与交流——青藏高原东北部史前陶器来源地分析[J]. 侯光良,鄂崇毅,杨阳,王青波. 地球环境学报. 2016(06)
[9]孢粉记录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更尕海地区中晚全新世植被和气候变化[J]. 刘思丝,黄小忠,强明瑞,林雪如,白志娟,彭卫. 第四纪研究. 2016 (02)
[10]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J]. 陈国科,张良仁,王鹏,王辉,李延祥. 考古. 2015(10)
博士论文
[1]青海省东北部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演化过程与植物遗存研究[D]. 贾鑫.兰州大学 2012
硕士论文
[1]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中出土的石质工具初步分析[D]. 张鑫.西北大学 2010
本文编号：3001097
【文章来源】：四川文物. 2020,(03)北大核心
【文章页数】：10 页
【部分图文】：
甘青地区自然环境与文化序列概况图
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在河湟地区主要受制于农作物生长季的积温。[41]持续的低温环境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区农业生产系统，迫使其先民的生计方式趋向转型或衰落。在此过程中，先民认识到外来动植物（麦类作物、羊等）在寒冷环境下适于种植和饲养的特点，使得过去以粟、黍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在齐家时期（4.3～3.6 ka BP）向农牧兼具的生计方式转变，生活方式由定居农业向畜牧转变。而相较于农业而言，畜牧业需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经营，加上流动性较大，导致了陶器制作式微；此外，社会组织变化（氏族制度趋于解体）、部落间战争频发，[42]使得过去稳定的社会局面和经济生活遭受破坏，可能促使已往的财富观念发生了变化，如青海贵南尕马台齐家墓葬中1/3的墓中出土有铜器（铜指环、铜泡、铜镜等）。[43]在4.0 ka BP左右，麦类作物（大麦、小麦、青稞）、家畜羊、青铜冶炼技术等包裹体引入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44]恰在此时，绵长发展万余年的陶器制作盛极而衰，轮制技术落至低谷（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尤为显著），这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陶器手制传统的介入，以及西方先进冶金术传入后手工业技术的重点转移有关。[45]如火烧沟墓地发掘有随葬铜器200多件，[46]虽发现的数量不多，但足以证明四坝文化时期，冶铜业的发达程度。
青藏高原高山草甸/草原和沙漠过渡区的孢粉记录显示，[33]8.0～4.0 ka BP森林扩张、气候湿润，6.0 ka BP左右达到鼎盛期。[34]丰沛的降水，适宜的气候条件，促使灌溉农业活动达到鼎盛，农业技术水平提高。马家窑早中期（5.3～4.8 ka BP），青海东北部出土的炭化粟黍种子出土率从仰韶晚期的0.71粒/升增加到34.1粒/升；[35]柳湾马厂类型墓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粟、黍农作物遗存，[36]粮食随葬则说明当时农作物已有剩余。石质工具统计结果显示，[37]马厂类型期间，乐都柳湾和民和阳山出土的生产工具比例分别占84%、77%。综上可知，适宜的气候促使粮食作物增收，农业生产力也随之发展。柳湾马厂中期墓地中随葬陶器在10件以上的墓葬占该期总墓数3/5以上，马家窑文化中期后，制陶业已从其他行业中独立出来，并有专门从事陶器制造的工匠，或出现陶器加工行业。[38]上述证据充分表明当时制陶业已较发达且具备一定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盆类的数量比例呈下降趋势，可能是材料限制所致，未能反映真实情况。表一所示，仰韶文化时期盆类的实际统计数量为6件，马家窑文化时期盆类的实际统计数量为437件，明显与图二所示情况不符。结合高度变化（图三）看，罐类和盆类高度下降，数量比例上升，这可能与先民注重数量多寡、忽略高度大小的思想观念有关，先民制造陶器除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外，可能还要满足财富心理和用于厚葬的需要。[39]综合马家窑文化早中期墓葬资料，发现该时期随葬品多以陶器为主，这与上述认识较一致。铜石并用时期，数量比例显示（图二），罐类较前文化时期有显著提高，盆类、壶类及瓮类数量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盆类和瓮类变化较为明显；高度变化显示（图三），罐类、盆类、壶类及瓮类四种器型均呈下降趋势，其中罐类高度在四坝文化时期达到最小值（3.5厘米）；陶器组合（表二）较新石器时期相比趋于简单化，即齐家文化时期11种、四坝文化时期5种；四类器物的实际数量由多变少（表一）。综合上述结果分析可知，该时期先民对于陶器的使用减少，表现在作为盛食器的盆和具有储藏功用的瓮几近消失，器型组合单一且器物向小型化发展，暗示了当时农业活动有所减弱，陶器制作可能不再是当地先民生产生活的全部。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陶器:彰显史前文明色彩的媒介[J]. 李曦珍,李金桃,庞倩.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11)
[2]川西马家窑文化彩陶来源再检视——以陶器化学成分分析为中心[J]. 向金辉. 四川文物. 2018(04)
[3]成都平原出土史前陶器岩相学初步分析[J]. 江柏毅. 四川文物. 2018(02)
[4]青藏高原东北部青铜时代中晚期人类对不同海拔环境的适应策略探讨[J]. 张山佳,董广辉. 第四纪研究. 2017 (04)
[5]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器演变初探[J]. 孙卓. 江汉考古. 2017(03)
[6]中国早期陶器的起源及相关问题[J]. 陈宥成,曲彤丽. 考古. 2017(06)
[7]早期陶器、煮粥、酿酒与社会复杂化的发展[J]. 刘莉. 中原文物. 2017(02)
[8]共存与交流——青藏高原东北部史前陶器来源地分析[J]. 侯光良,鄂崇毅,杨阳,王青波. 地球环境学报. 2016(06)
[9]孢粉记录的青藏高原东北部更尕海地区中晚全新世植被和气候变化[J]. 刘思丝,黄小忠,强明瑞,林雪如,白志娟,彭卫. 第四纪研究. 2016 (02)
[10]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J]. 陈国科,张良仁,王鹏,王辉,李延祥. 考古. 2015(10)
博士论文
[1]青海省东北部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文化演化过程与植物遗存研究[D]. 贾鑫.兰州大学 2012
硕士论文
[1]甘青地区史前墓葬中出土的石质工具初步分析[D]. 张鑫.西北大学 2010
本文编号：300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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