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教育_论“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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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
摘 要:农村劳动力逐渐短缺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的衰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瓦解,粮食安全危机凸现;而二元体制的泛化也阻碍了农民的城市化,形成庞大的伪城市化人群,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只有尽快转变以堵为目标的“三农”问题治理旧思维,进行深刻的农地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降低农民的城市化成本,减少伪城市化人口,缓解国家粮食安全危机与社会稳定危机,,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
关键词:粮食安全危机;伪城市化;社会稳定;三农问题治理 “三农”问题治理旧思维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基础上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以“堵”为特征;“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建立在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以“疏”为特征。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水旱灾害的频发,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则由于农村劳动力逐渐短缺,空心村问题加剧,使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土地被大量抛荒、弃耕、低效利用,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而二元体制的泛化也使农民城市化受阻,产生大量的伪城市化人口,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尽管新旧“三农”问题都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但由于新旧“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各异,引发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的原因不同,解决的方案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然而,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加上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旧“三农”问题治理思维依然很有市场,导致解决“三农”问题决策的频繁失误,“三农”问题不断恶化。只有正确认识新“三农”问题产生的新历史背景,存在的新矛盾,形成新共识,我们才能接受“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进行正确的治理“三农”问题决策,逐步缓解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新旧“三农”问题治理思维的碰撞
新旧“三农”问题治理的核心目标都是解决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旧“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人均耕地数量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严重滞后,农业生产力低,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联产承包责任尽管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作为一种过渡体制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制度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主要目标在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比率太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率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80%的农民向20%的市民供应农副产品,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市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低比例,那么中国农产品很快就会过剩。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低,导致农产品价格剧烈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二元结构理论就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它希望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但鉴于中国农民众多,为避免形成托达罗模式的城乡人口过度流动产生的贫民窟,降低大量流民带来的社会稳定威胁,也为了防止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城市化战略。一方面积极鼓励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的城市化;但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城市化设置重重障碍,如继续保留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难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制度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主要目标在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比率太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率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80%的农民向20%的市民供应农副产品,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市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低比例,那么中国农产品很快就会过剩。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低,导致农产品价格剧烈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二元结构理论就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它希望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但鉴于中国农民众多,为避免形成托达罗模式的城乡人口过度流动产生的贫民窟,降低大量流民带来的社会稳定威胁,也为了防止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城市化战略。一方面积极鼓励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的城市化;但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城市化设置重重障碍,如继续保留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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