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新时代新思维_论“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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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

发布日期： 2012-08-10 发布：  

  2012年第4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 要：农村劳动力逐渐短缺导致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模式的衰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瓦解，粮食安全危机凸现；而二元体制的泛化也阻碍了农民的城市化，形成庞大的伪城市化人群，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只有尽快转变以堵为目标的“三农”问题治理旧思维，进行深刻的农地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降低农民的城市化成本，减少伪城市化人口，缓解国家粮食安全危机与社会稳定危机，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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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粮食安全危机；伪城市化；社会稳定；三农问题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064—04
　　“三农”问题治理旧思维是建立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基础上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以“堵”为特征；“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建立在我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以“疏”为特征。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不断恶化，水旱灾害的频发，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国内则由于农村劳动力逐渐短缺，空心村问题加剧，使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难以为继，土地被大量抛荒、弃耕、低效利用，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现。而二元体制的泛化也使农民城市化受阻，产生大量的伪城市化人口，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尽管新旧“三农”问题都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目标，但由于新旧“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各异，引发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的原因不同，解决的方案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然而，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加上利益集团的阻挠，使旧“三农”问题治理思维依然很有市场，导致解决“三农”问题决策的频繁失误，“三农”问题不断恶化。只有正确认识新“三农”问题产生的新历史背景，存在的新矛盾，形成新共识，我们才能接受“三农”问题治理新思维，进行正确的治理“三农”问题决策，逐步缓解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新旧“三农”问题治理思维的碰撞
　　新旧“三农”问题治理的核心目标都是解决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旧“三农”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农业人口严重过剩，人均耕地数量低，工业化水平不高，城市化严重滞后，农业生产力低，劳动密集型的小农生产模式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联产承包责任尽管有其不完善的地方，但作为一种过渡体制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重要的农村制度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主要目标在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比率太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率只有20%左右，也就是说80%的农民向20%的市民供应农副产品，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市民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和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低比例，那么中国农产品很快就会过剩。因此，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由于粮食的需求弹性低，导致农产品价格剧烈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样，二元结构理论就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它希望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增加市民，最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但鉴于中国农民众多，为避免形成托达罗模式的城乡人口过度流动产生的贫民窟，降低大量流民带来的社会稳定威胁，也为了防止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政府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城市化战略。一方面积极鼓励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第三产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民的城市化；但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城市化设置重重障碍，如继续保留不合理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难以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通过对农地买卖的政府垄断，形成高房价，也为农民的城市化造成巨大障碍； 通过延长农民土地的承包期，防止农民失地，维护农村稳定。然而，这种保守的，以稳定为核心的离土不离乡城市化战略并没有取得成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资源聚集能力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当时的小城镇建设在内地基本失败，乡镇企业大部分破产，第三产业缺乏工业支撑发展缓慢。但沿海的开放与加工贸易的蓬勃发展，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离土不离乡政策的破产，跨区域农民工流动日益频繁。
　　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不断壮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不断减少，自2003年开始发源于广东的民工荒至今已蔓延到全国，标志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高房价与二元体制却阻碍了农民的城市化，形成规模庞大的伪城市化人群。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小农生产模式的衰落，大量土地被抛荒和弃耕、低效利用，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恶化；而伪城市化人口的不断膨胀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危机恶化，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传统保守的以堵为特征的制度设计显然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并且还可能进一步激化各种社会矛盾。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的城市化倾向极为强烈，依靠二元体制、高房价以及部分地区的驱逐令强行把他们驱逐回农村既不人道也不得人心，会导致他们的强烈反抗；而希望把部分农二代驱逐回农村，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复兴旧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以维护粮食安全既不经济也不可能。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国情的变化，因势利导，在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的背景下大力推动土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这样既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也应该尽快废除不合理的二元体制，允许城郊农地的非农化利用，打破政府的土地垄断，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使庞大的伪城市化人口尽快实现真实的城市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缓解当前面临的严峻社会危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
　　然而，新“三农”改革思维却遭到旧“三农”专家和利益集团的反对，后者依然确信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认为尽管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可以促进农地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可能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地，成为城市流民，威胁社会稳定；而贸然废除二元体制则会导致农民向城市的过度流动，使城市人口过载，产生大量贫民窟，影响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打破政府的土地垄断则会威胁到耕地红线，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得不偿失。在当前的维稳思维下，他们宁可损失效率，也不愿威胁社会稳定，因此他们依然坚持以堵为特征的“三农”问题治理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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