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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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   Post By：2010-4-12 9:22:05 [只看该作者]

　　摘  要：用分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储蓄的因素，结果发现：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储蓄并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于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面小；前两期的储蓄是影响居民本期储蓄行为的重要因素；暂时收入对居民储蓄行为有正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改革，民众支出的不确定性并未明显提高，因而不确定性对民众储蓄的影响显著但较弱；价格水平的变动和地区虚拟变量对城镇居民储蓄行为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社会保障，不确定性，城镇居民，消费，储蓄

　　经济学理论中，储蓄是投资的源泉，在经济增长中居于重要地位，国外许多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皆与储蓄直接相关。最近两年，中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出口增速放缓，甚至下滑，外贸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较大挑战，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保增长成为当前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这种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政府、学界以及企业界的共识，但问题是，一直以来，我国居民的储蓄率较高，居民消费不振，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障碍。这里采用2000年以来的分地区面板数据，分析了社会保障、不确定性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

　　一、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储蓄和消费的研究较多，主要涉及影响储蓄和消费的因素，包括收入、利率、预期、投资收益等。一般认为，收入对储蓄有正的影响，关键问题是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对储蓄的影响有何差异，有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现期消费主要取决于过去的消费水平，而受暂时性收入的影响较小。物价可能对居民消费和储蓄存在一定影响，它会导致居民当期消费的增长，从而降低储蓄水平。有关利率对储蓄的影响，国内研究的结论不一致。理论上讲，利率可能通过改变储蓄的收益率来影响储蓄，但许多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对于利率变动的敏感度并不强。张文中、田源等发现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并不显著。李焰研究发现1952—1992年利率与储蓄之间存在微弱的负效应，1979—1992年则有不显著的正效应。

　　还有一些学者展开了预防性储蓄的研究，徐绪松和陈彦武建立了一个模型，将导致预防性储蓄的总不确定性分解为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和消费增长的不确定性，分别用其条件方差来表示。樊潇彦、高红霞的研究表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1985—1997年间中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陈学彬、杨凌、方松则发现：1994年以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上升，收益增长的替代效应增大，远期收益的正向变动将降低即期消费，并增加预防性储蓄。

　　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对储蓄影响是一个较为久远的话题，1908年英国的《老年人养老金法》就指出：“我们的一些证据……已经表明……这种非缴费型养老金可能会对节俭和储蓄产生副作用。”但从推理上并不能直接得出社会保障会降低储蓄的结论。如果个人将社会养老金看作一种资产，对储蓄具有资产替代效应，就可能降低私人储蓄的必要性；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可能引致提前退休效应，就可能刺激居民储蓄，实证研究也反映出了社会保险对储蓄影响的不确定性。费尔德斯坦（Feldstein）发现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大约减少了个人50%的储蓄，从而使资本存量减少了38%，低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存在时其应达到的水平。雷默和勒索尼（Leimer，Lesony）认为费尔德斯坦的计算过程有误，他们利用费尔德斯坦的模型却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家庭储蓄影响不显著的相反结论。柯斯克拉和韦伦（Koskela，Viren）对OECD国家的研究也发现社会保障对家庭储蓄率没有显著性影响。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在经济理论中，关于社会保障是否更可能提高或降低消费或者劳动供给这个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令人困惑”。国内有关社会保险对储蓄影响的研究刚刚起步，实证研究则相对缺乏。田存志和杨志刚用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证明在一定条件下养老金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张翠珍则利用人口预测和基本养老金给付估计的数据说明社会养老保险对中国城镇居民储蓄有抑制作用。

　　从上面的综述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往往混淆了消费模型和储蓄模型的区别，认为既然消费是储蓄的反面，那么，采用消费模型来研究储蓄问题当然不成问题，事实却不一定如此。而且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福利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对居民的收入和居民的储蓄以及消费行为可能产生很大影响，但我国目前对储蓄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并未涉及到这个方面，故我们研究探讨社会保障水平对城镇居民储蓄的作用，以期更深入了解居民的储蓄行为。

　　二、现有消费和储蓄理论

　　消费理论主要包括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理论、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和莫迪利安尼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该理论也可以被看作储蓄理论）。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如果现行收入不变，消费倾向将是一个稳定不变的常数，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边际消费倾向会随收入提高而下降。相对收入假说提出了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指消费支出不仅受到现期收入、过去的消费和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周围人的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棘轮效应则指短期消费函数曲线就像棘轮一样，收入偏离长期增长趋势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小于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对消费的下降起着阻滞作用。持久收入假说将个人的实际收入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短期的货币冲击只能带来暂时收入的变化，只对暂时消费产生影响；从长远来看，决定个人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不是暂时收入而是持久收入，储蓄的波动主要是由暂时收入的波动造成。生命周期假说则认为，消费者总是根据一生的收入水平安排最佳的消费和储蓄，人们倾向于在年轻时劳动并储蓄，以备将来养老，在老年时，人们将花费年轻时的储蓄。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要使效用达到极大，消费者必须均匀地消费其一生的财富，储蓄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财富储蓄和跨期平滑消费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说，虽然人一生的收入不稳定，消费却相当稳定。

　　储蓄理论则包括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缓冲库存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人们储蓄的目标是为了应对不确定性，如果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消费者就会选择进行更多的储蓄。缓冲库存储蓄理论则认为储蓄可以在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发生差异时起到缓冲作用，在资金充裕时存钱，以满足未来收入的变动或者支出的变动。Ffin和Thaler认为消费者通过储蓄和借贷来拉平短期收入波动，人们在收入较低时进行借贷，在收入较多时进行储蓄，从而使自己的短期收入保持相对稳定，这样还可以使消费在长期中与收入轨迹更加紧密，但该理论需要以较为发达和完善的信用市场为基础。Demon和Carroll认为人们因为高贴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居民不愿承受负债等原因而进行储蓄。Bard、Skinne和Zeldes则认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和福利计划是对低消费水平的保险。

　　三、模型与数据

　　在有关我国居民储蓄的实证研究方面，有些研究采用消费模型，有些则采用储蓄模型。虽然储蓄和消费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消费和储蓄往往受到不同动机的影响，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有时相差较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偶问题。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遵循不同的行为准则，即理论上S＝I-C，但实际中不一定能采用消费模型来研究储蓄行为。在某些时候，中国人储蓄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将来的消费，而是由于利他主义动机而产生的，现有消费模型往往缺乏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1.模型选择

　　实际上，现有消费和储蓄模型具有结合的可能性，这里试图将持久收入模型和预防性储蓄模型加以结合。持久收入模型认为个人（消费者）对将来具有预期，而预防性模型也认为消费者预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或支出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在现期采取储蓄的预防性行为。对个人来说，未来的不确定性包括：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个人对未来收入存在预期（上升或下降），如同消费行为，个人的储蓄行为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也受到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如果个人预期其将来收入会增加，则可能适当降低当期储蓄，增加当期消费；如果个人预期收入会降低，则会相应增加当期储蓄。在支出方面，个人同样也存在预期，会为将来可预料（子女的教育、住房、疾病）的和不可预料（人身或财产意外）的支出而进行储蓄。这里将持久收入模型和预防性模型结合起来，构建了储蓄的预期模型：个人在预期将来的收入和支出的基础上决定当期的储蓄。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1）式中，S表示储蓄，St-i表示消费的滞后值（消费受到前期储蓄的影响），yc表示暂时性收入，yp表示持久性收入，ue表示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

　　在选择理论模型之后，需要考虑具体的计量模型。在计量模型的选择方面，国内的研究主要采用时间序列、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也有少量研究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虑到储蓄和消费都有一定的惯性，即储蓄和消费都受到历史因素、偏好的影响，而人的偏好往往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我们采用L（L取决于模型的检验）期滞后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试图分析我国三个经济地带的城镇居民在储蓄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建立了两个地带性虚拟变量（D1和D2）。D1表示中部地区是否存在明显储蓄差异的虚拟变量，D2是用来检验西部地区是否存在明显储蓄差异的虚拟变量。模型如下：

　　2.数据的选用及说明

　　首先是储蓄的数据。根据以上讨论，储蓄是个人未用于消费的可支配收入，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而来（不包括西藏）。利率或投资价值可能对储蓄有一定的影响，国内对利率的研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许多研究认为居民储蓄对利率不甚敏感，我们将其作为随机性残差变量，通过模型设定和残差检验来处理。

　　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数据：收入被分为暂时收入和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则是指临时的、偶然的、不规律的收入，是现期收入与持久性收入的差值；持久收入是指消费者可以预见到的长久性、带有规律性的收入。所有省市区的数据都源于相应年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我们采用过去3年的平均收入来表示持久收入这个方法计算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则用当前收入减去持久收入来获得。

　　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是各地区社会保障数据，社会保障数据根据各种社会保险金的支出数额来计算。社会保障支出是分地区的总数据，用其除以各地城镇的常住人口数量，便获得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价格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影响居民消费和储蓄的重要因素，我们将物价因素考虑进去，用各地区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来表示。

　　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设定也是个难题。一般说来，未来的不确定包括收入的不确定和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个人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对持久收入的估计上，剩下需要计量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一是总支出的不确定性，二是重要支出的不确定性。总支出的不确定性由过去3年消费支出的方差表示；考虑到以往的调查中，教育、医疗和住房是中国居民储蓄的主要目标和预防对象，我们以居民教育、医疗和住房消费支出的方差作为总支出不确定性的比较变量。

   四、计量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比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更为复杂，通常的OLS和ML估计一般要求残差遵循许多基本假定，但现实中这些假定往往是难以满足的，而广义矩估计（GMM）仅要求模型满足一组矩估计条件，是比较理想的估计方法。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保证了动态面板数据中系数估计的一致性。因为担心模型出现设置错误问题，对模型进行了GMM过度识别约束的检验——sargan检验，其结果见表1.模型1是假定只有上一期的储蓄影响本期储蓄而得到的回归结果，模型设定检验（sargan检验）拒绝了sargan的过度识别约束检验的零假设，说明模型设定错误。模型2和模型3是假定上两期的储蓄影响本期储蓄而得到的回归结果，两个模型的sargan检验接受了零假设，说明模型设定正确。模型2与模型3的区别在于，模型2中的不确定性是用总支出的变动来表示的，模型3中的不确定性是用教育、住房和医疗这三大支出的变动来表示的，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表明，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数据差异不大，进而说明民众所能觉察到的支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教育、住房和医疗支出的变动。由于总支出的变动表示的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较大，这里主要利用模型2来分析各因素对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

　　模型2的估计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多有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地方。首先，模型3的 Wald检验拒绝了模型的全部系数均为零的假设。对于储蓄来说，储蓄的一阶滞后（L1.）和二阶滞后（L2.）都有显著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3和0.19，即往年的储蓄对本年储蓄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作用。城镇居民的暂时性收入（disinc）对储蓄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其系数为0.24，永久性收入对储蓄的影响虽然为负，但不显著。对于风险性因素来说，用总支出方差表示的风险和三大支出的方差表示的风险对储蓄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用总消费支出方差表示的风险对储蓄影响的系数为0.03，而用三大支出方差表示的风险的系数为0.02，但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都比较小。社会保险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储蓄不显著。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不显著的变量，如物价。需要注意的是，2000-2007年间中国物价水平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甚至在有些年份（2000年和2002年）还出现通货紧缩，城镇居民对于物价水平反应不强烈也属正常。地区变量也不显著，这说明上述因素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

　　模型表明城镇居民的储蓄主要受到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即期影响为0.16，长期影响为0.62（0.43＋0.19），故可支配收入对储蓄的总影响达到了0.78.储蓄的惯性反映了民众多种心理和行为因素，包括中国传统的习惯和对财产的态度等等。中国人传统习惯上就比较节俭，其将资产和财富留给后代的愿望也比较强烈，导致中国城镇居民历来储蓄率较高。而且一般中国人都有“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的思想，在储蓄方面的表现就是下一年的储蓄至少不亚于上一年的储蓄。

　　两种方法计量发展，到2000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加上子女上学等的费用在2000年左右逐渐稳定下来，且父母的收入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狭义的三大支出（教育支出、住房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就反映了这个事实。另外，由于模型采用了动态模型，一部分风险在以前的储蓄里都显现了出来，故支出风险对储蓄的影响相对较小。

　　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险支出）也出人意料地不显著。实际上，如果采用一阶滞后模型，社会保障支出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也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对储蓄具有明显负影响，但这些模型设定有误，无法采用。我们对社会保障支出负影响，且不显著的解释如下：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支出结构缺乏对居民的更好保障。以1996—2005年北京市失业保险的收支数据来看，失业保险基金收入超过90%来自于城镇居民缴纳的失业保险金，而只有50%左右作为失业保险金发放给个人，这说明失业保险金的财务成本达到了50%左右，远远高于国外10%左右的社会保险支出成本，由于大量的失业保险金并没有为民众所享有，其自然无法体验到社会保险带来的安全感，其他社会保险项目也是如此。同时，2006～2007年，北京市登记失业人数为10万左右，而领到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仅为3万人左右，即仅有30%左右的失业人员领取了失业保险金，大量失业人员没有获得失业保险金，虽然失业保险的覆盖面逐渐扩大，但其领取比例则没有明显改善，失业保险对居民保障的有效性可想而知。

　　五、结论：扩大内需的政策性建议

　　通过以上计量分析，我们结合已有研究，从储蓄和社会保障的层面，提出当前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性建议。主要包括尽可能提高民众可支配收入、改善社会保险支出结构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覆盖范围、改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适当协调储蓄的收入性和区域性等等内容。

　　1.必须尽可能地提高民众的可支配收入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只有不断增加国民收入，提高国民的购买力，，才能扩大消费需求。虽然从消费与GDP的比例来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过低，但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来讲，城镇居民的消费率并不低，其平均消费支出占其支配收入的75%左右；与此相对应的是，GDP中国民收入所占据的比重相对较小。实际上，这表明目前扩大消费需求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而是提高GDP中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国民收入，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国民进行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以私人投资的增长来逐渐降低政府投资的比重，并促进产业的升级，在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推动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职工的可支配收入。

　　同时，积极开拓农村消费市场。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的提高更需要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来实现，但是，考虑到农村的社会保障相对较弱，居民的教育、文化和交通通讯需求仍然比较大，通过满足农村居民交通通讯、家用电器更新换代，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兴旺，但这必须以农村收入的增长为基本前提，这就需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各项扶农政策。

　　2.改善社会保险的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

　　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的影响一直受到国外（特别是储蓄相对较低的国家，如美国等）经济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一些研究也表明社会保险会降低民众的储蓄。国内一些学者提出通过社会保障的改善来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这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险并没有对城镇居民的储蓄产生显著负影响，这表明，我们需要改善社会保险的支出结构，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的领取水平，让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体能够享有相应的保险权利。另一方面，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虽然中国城镇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覆盖面相对较高，但是，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障覆盖面较为薄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非正规部门的社会保险参与率。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

　　3.改善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

　　从以上食品支出，但毫无疑问的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将会逐渐下降，食品支出不可能成为居民消费的新增长点。2007年，消费支出中第二大项是教育文化服务，占了14%，第三大项是交通通讯，占13%，与1997年相比，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也只占10.7%，交通通讯消费仅占5.6%。文化娱乐、消费服务和通讯服务应该成为增长点，在文化娱乐服务方面，民众精神需求的提升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精品，交通通讯方面满足了民众旅游、交友等等的需求。随着中国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看齐，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服务方面的支出将大大增加，只要社会和企业能够有效提供这些产品，其在消费中的比例还会有明显的增长，是今后较长时间内国民消费的新增长点所在，也是扩大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关键所在。

　　4.适当协调储蓄的收入性和区域性的平衡

　　首先是收入的平衡，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不利于总消费的增长。从近年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数据来看，中等偏下户收入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的比率，与中等收入户的收入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比率的比值约等于1，中等偏上收入户与中等收入户的相应比例为1.13，而中等偏上收入户与高收入户的比例则上升到1.16，高收入户与最高收入户的比例则猛增到1.52，这说明如果能够采取适当的增加低收入户收入的政策，可以有效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另外，虽然总体上随着收入的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但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地区差距较为明显。自2000年以来，毫无例外，各地城镇居民的消费率逐渐下降。2000年，各地区的消费率普遍在75%-85%之间，而2007年，各地区的消费率则下降到65%～75%，其中，广西下降了20个百分点，北京、浙江、江苏、重庆、河南和宁夏则下降了13—15个百分点，边际消费倾向确实在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较快。江苏、浙江、北京等省市的消费率不到70%，广东地区的消费率则达到81%，所以，首先需要提高江苏、浙江和北京等地区的消费水平，以拉动全国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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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贵州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张士斌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 徐天祥 来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本文关键词：社会保障、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