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国家主义退潮下的新英欧互动——后脱欧时代英国—欧盟移民社会保障合作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21-03-20 20:12

　　围绕移民的福利和主权争议是影响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焦点议题。本文认为,逆全球化局势下超国家主义的撤退和国家主义的阶段性回潮在英国的国家、政党和国民层面构建了脱欧底色。对于移民"搭福利便车"的指摘则是一种"选择性建构",忽视了移民对东道国财政的积极贡献和其福利领取资格上的"次公民"待遇。英国加入欧盟四十余年来,形成了稳定的移民福利场域,"福利去边界化"和"福利超国家主义"的福利惯习（文化）持久地浸染和内化于各行动者,即使未来英国退出欧盟,惯习的粘性和英国—欧盟互动所留下的制度痕迹不会凭空消散;福利接受者的抵抗策略更使英国不能轻易关闭福利共治空间。因此,在后脱欧时代,英国难以回到福利的国家主义,未来英国和欧盟仍需在社会保障领域探索新的合作方案。这可能指向英国与欧盟在福利领域乃至国家层面的合作新路径:在国家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的耦合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探索还暗含英国未来重新校准自己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的尝试。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59(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5 页

【部分图文】：

欧盟在英国的净移民与英国失业率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作为超越学科边界的一般性理论工具,被广泛运用于众多学科的研究中。有后来者分别衍生出福利场域(Michel Peillon, 1998)和移民场域(Umut Erel,2010)的研究,本文则借用场域理论探讨移民的福利场域和惯习,其中英国—欧盟移民社会保障场域如图2所示。英国与欧盟四十余年的社会保障合作已形成稳定的移民福利场域和福利惯习(福利文化)。移民的福利场域是同时嵌入国家福利场域和欧盟一体化场域中的子场域,在其内部还存在众多亚场域,如养老金项目、医疗项目等。移民福利场域中存在福利提供者(包括决策者、管理者、提供者)、福利接收者、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社会性组织等行动者,各行动者在所处的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这些客观关系构成所在的场域(30)。行动者所处的位置由各自掌握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决定,这些资本大致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场域的结构关系不会直接转变为实践,其中的重要转换介质是为惯习。对惯习的定义可从两组关系展开,首先是行动者—惯习:行动者自身积淀的持久禀性建构惯习,惯习引导行动者对环境做出有意义的回应(即实践),在这里,惯习是历史镌刻在个体上的社会化的主观性;第二是场域—惯习:每个场域都形塑特定形式的惯习,惯习又引导行动者建构充满意义的场域,在这里,惯习是建构认知、评价的系统,它依托于客观系统,并建构一种“幻象”。由此可知,惯习仅与特定的客观结构或主体存在本体契合关系,而基于行动者类别和位置差异,场域中不只存在一种惯习,相应地,也将表现不同的实践或策略。在惯习之上产生的实践和策略以两种方式表现权力:一种是它们体现惯习所包含的统治结构,另一种是参与维护场域结构(分配相关资本)的斗争或转变。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与重构:以脱欧为背景[J]. 李靖堃.  欧洲研究. 2019(04)
[2]欧盟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原因与表现[J]. 郑春荣.  国际展望. 2017(01)
[3]世界社会中的不平等 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全球的社会保障[J]. 刘涛.  社会保障研究(北京). 2013(02)
[4]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J]. 门洪华.  开放导报. 2005(03)
[5]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J]. 蔡拓.  中国社会科学. 2000(03)



本文编号：309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