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发布时间：2021-06-05 08:39
基于新中国70年城乡关系演化的实践,选取西北地区30个地级市数据,测度2000-2017年各区域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在时序上表现出稳步提升且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的特点;城乡融合的空间格局表现出中心极化和群体集聚特征;经济总量、生活水平、空间聚集、城乡往来、投资生产和社会保障六个维度均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西北地区需要对城乡进行统一规划,促进要素的双向流动,并以城市群为依托,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通过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园区建设来支持小城市发展。在此基础上应积极融入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战略中,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7(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2002-2012年西北五省的城乡收入比
第一阶段为2000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几乎没有融合度达到“极高”的城市，且将近50%的城市落入“极低”融合度的区间，导致西北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村居民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差距显著；第二阶段是2002年至2008年，许多城市跳出了“极低”的区间，高融合度的城市数量在缓慢增加，这段时间内，随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城市对农村产生涓滴效应，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中央政策也为城市融合的进程创造了条件；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2012年，融合度极高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多，而极低融合度的则明显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农村在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大大提高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城乡集聚效应增强；第四个阶段为2013年至2017年，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城市都摆脱了“极低”的帽子，开始向较高的融合度转变，高融合度逐渐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类型，这是因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着眼于农民的利益，乡村振兴战略同步促进农村的发展，城乡融合有了新的进展。本文进一步以2000年、2006年、2012年和2017年为各阶段的代表性节点，分析其变化特点后可以发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大多数地区是从相邻城乡融合类型中发展而来的，没有出现倒退，并且部分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甚至出现了越级提高。例如，2006年，榆林从融合程度极低跨越到一般程度；2012年，定西、铜川、延安、宝鸡、榆林均发生越级提高；2017年，包括渭南、安康、商洛、咸阳、宝鸡在内的5个地区发生越级提高，其中渭南市甚至连跨两级，实现超速发展，这进一步验证了西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增长的特点。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2000-2017年西北地区30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极值和标准差（图3），二者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表明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异显著。西安、克拉玛依、嘉峪关在初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就比较高且发展速度飞快，在2000-2017年间平均增长了2.504 7，而固原、天水、平凉这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仅增长了0.468 9。就地区融合水平的大小来看，其排名次序几乎固化，很少发生被赶超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优势资源往往会流向发达城市，利益固化和较为分散的分布格局使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特征。（三）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特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中国70年城乡关系:历程、转变、启示[J]. 鲍宗豪,岳伟. 学术界. 2019(06)
[2]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 文琦,郑殿元. 地理研究. 2019(03)
[3]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问题与路径[J]. 李爱民. 宏观经济管理. 2019(02)
[4]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J]. 韩俊. 理论视野. 2018(11)
[5]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刘明辉,卢飞. 农业技术经济. 2019(02)
[6]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张改素,王发曾,康珈瑜,杨慧,丁志伟. 经济地理. 2017(04)
[7]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J]. 刘守英. 中国乡村发现. 2016(06)
[8]西北城市群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四维测度及政策建议[J]. 魏丽莉.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5)
[9]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J]. 孙铁山. 经济地理. 2016(05)
[10]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临夏州为例[J]. 斯丽娟.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博士论文
[1]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D]. 李春玲.陕西师范大学 2017
本文编号：3211828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7(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页数】：13 页
【部分图文】：
2002-2012年西北五省的城乡收入比
第一阶段为2000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低，几乎没有融合度达到“极高”的城市，且将近50%的城市落入“极低”融合度的区间，导致西北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偏向的政策造成农村发展滞后于城市，农村居民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远低于城市居民，城乡差距显著；第二阶段是2002年至2008年，许多城市跳出了“极低”的区间，高融合度的城市数量在缓慢增加，这段时间内，随着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城市对农村产生涓滴效应，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中央政策也为城市融合的进程创造了条件；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2012年，融合度极高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多，而极低融合度的则明显下降，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农村在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大大提高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城乡集聚效应增强；第四个阶段为2013年至2017年，在此期间，几乎所有城市都摆脱了“极低”的帽子，开始向较高的融合度转变，高融合度逐渐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类型，这是因为新型城镇化战略着眼于农民的利益，乡村振兴战略同步促进农村的发展，城乡融合有了新的进展。本文进一步以2000年、2006年、2012年和2017年为各阶段的代表性节点，分析其变化特点后可以发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大多数地区是从相邻城乡融合类型中发展而来的，没有出现倒退，并且部分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甚至出现了越级提高。例如，2006年，榆林从融合程度极低跨越到一般程度；2012年，定西、铜川、延安、宝鸡、榆林均发生越级提高；2017年，包括渭南、安康、商洛、咸阳、宝鸡在内的5个地区发生越级提高，其中渭南市甚至连跨两级，实现超速发展，这进一步验证了西北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增长的特点。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2000-2017年西北地区30个地级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极值和标准差（图3），二者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表明西北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异显著。西安、克拉玛依、嘉峪关在初期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就比较高且发展速度飞快，在2000-2017年间平均增长了2.504 7，而固原、天水、平凉这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仅增长了0.468 9。就地区融合水平的大小来看，其排名次序几乎固化，很少发生被赶超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优势资源往往会流向发达城市，利益固化和较为分散的分布格局使城乡融合发展表现出“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特征。（三）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特征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新中国70年城乡关系:历程、转变、启示[J]. 鲍宗豪,岳伟. 学术界. 2019(06)
[2]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J]. 文琦,郑殿元. 地理研究. 2019(03)
[3]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问题与路径[J]. 李爱民. 宏观经济管理. 2019(02)
[4]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J]. 韩俊. 理论视野. 2018(11)
[5]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刘明辉,卢飞. 农业技术经济. 2019(02)
[6]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张改素,王发曾,康珈瑜,杨慧,丁志伟. 经济地理. 2017(04)
[7]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J]. 刘守英. 中国乡村发现. 2016(06)
[8]西北城市群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的四维测度及政策建议[J]. 魏丽莉.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5)
[9]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J]. 孙铁山. 经济地理. 2016(05)
[10]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临夏州为例[J]. 斯丽娟.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01)
博士论文
[1]西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D]. 李春玲.陕西师范大学 2017
本文编号：32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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