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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发布时间:2016-07-14 16:06

  本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由笔耕文化传播整理发布。


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2013-09-25 信息来源:经济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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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这种增长模式需要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支撑。笔者利用安杜( Ando)、莫迪利亚尼( Modigliani)提出的消费函数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并予以创新,运用1985年~2010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起到正向推动作用。有鉴于此,笔者进一步提出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完善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保制度等统筹城乡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来,欧美遭受金融危机。受其影响,我国的出口增速放缓且下滑趋势明显,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挑战,而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也采取放宽消费贷款限制、实施补贴型惠农政策等一系列措施来启动居民消费,但结果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外贸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国民要具有稳定的安全预期。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被认为是经济的“减震阀”和“内在稳定器”,它发挥着收入再分配的重要作用。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给全体国民带来普遍的安全感。建立完善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但可以提高国民整体福利水平,还可以改变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行为,进而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刺激作用。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正由城乡分割向城乡统筹转变。相比较城市来说,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国家统计局所做测算显示,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为国家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在农村人口中对任何家电产品的普及率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增加238万台(件)消费需求。农村消费需求的提升对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实现,对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社会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农村消费并未真正启动。因此,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和农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给出两者之间的量化关系,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西方经典理论文献中,涉及社会保障与消费关系的理论主要有生命周期理论、绝对收入假说、预防性储蓄理论和永久收入理论等。总体来看,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同社会保障制度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退休效应、资产替代效应和遗赠效应等3种效应。但对于社会保障最终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仍存在较多分歧。Feldstein(1974)等认为政府的最低家庭消费保障、医疗保险等降低了未来收入及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储蓄,促进了居民消费;而Kotlikoff(1979)等通过部分均衡和总体均衡状态分析,将生命周期储蓄模型作为主要分析框架,发现社会保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私人储蓄,抑制私人消费。也有学者如Leimer等( 1982)认为社会保障与储蓄、消费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需要强调的是,国外大部分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这些研究成果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国内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在1997年之前,大多以绝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框架; 1997年之后,学者们一般以预防性储蓄理论为研究基础。如樊潇彦等(2002)将导致预防性储蓄的不确定性分为消费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利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并分别用其条件方差来表示,其研究结果表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1985年~1997年间中国居民储蓄增加的主要原因。1999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上升,收益增长的替代效应增大,远期收益的正向变动降低了即期消费,并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目前,国内关于社会保障与消费需求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不少分歧。一是认为社会保障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穆怀中( 2001)认为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私人消费、储蓄、投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他运用动态模拟方法分析养老保险对典型消费行为和储蓄的影响,认为当经济增长率为正时,养老保险对储蓄率有负面效应,其程度与养老保险的保障程度有关。二是认为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乃至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如郑功成( 2010)就认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是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关系。董拥军等(2007)对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发现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良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三是认为社会保障抑制居民消费,阻碍经济发展。如杨天宇等( 2007)采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发现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不但没有促进居民消费,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社保支出引起社会储蓄率的下降,从而抑制投资需求,挤出生产性支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四是认为社会保障和居民消费、储蓄的关系无法确定。孙永勇( 2007)利用国外社会保障与储蓄关系问题的理论分析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的储蓄效应,得出结论:由于人类消费或储蓄行为的复杂性,任何理论一般只能涵盖这种行为的一部分;同时,由于不同研究者研究方法不同、收集占有的数据不同、方程的设定亦有所区别等原因,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同,甚至相反。社会保障对私人储蓄、消费的净影响可能不显着。由于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二元消费结构,学者在进行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时,通常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关系和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与农村社会保障的关系两个角度分别进行。

  如上所述,目前关于社会保障支出与消费关系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大部分研究得出了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的结论,尤其在养老金财富占居民财富值比重较大、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国家,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作用更为显着。从1991年到201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08.6元增加到5500. 62元,农村消费市场自然被看做是危机之际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因此,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2010年的中央财政预算,已经把农村社会保障作为保障民生、拉动内需的重点来投入,中央财政安排的新农合、农村低保、农村社会救助等方面的补贴资金有较大幅度增加,也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试点预留了资金。但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到目前为止,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仍在理论探索中,而对新农合、农村低保、农村社会救助等不同类型社会保障方式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更是匮乏。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安杜(Ando)、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提出的消费函数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并予以创新,运用1985年~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和农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给出两者之间的量化关系,从而提出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三、农村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民消费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和内需不足的现象。为此,政府采取了降低存款利率、开征存款利息税、放宽消费贷款的限制等一系列措施来启动居民消费。但现实情况却是,改革开放30多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1% (杨达,2011),而农村居民的消费率却呈现出逐年大幅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农村居民消费仍面临增长幅度偏低、与城市居民消费能力差距拉大、消费结构差距明显等问题(罗勤,2010;孙连铮等,2011)。目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农村消费环境较差,服务体系和销售网络不健全;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大,预期收入不确定等等。除上述因素外,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是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短缺。这里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其他各种城市居民享有而农村居民享受不到的公共服务等影响农民预期支出的公共社会保障产品。

  回顾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城镇已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制度、职工福利及社会优抚等项目齐全的保障制度,这为城市居民构建了一张相对完善的“安全网”,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晚且项目残缺。就社会保险看,仅有从2003年和2009年才分别开始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其他社会保险项目。就社会救助而言,除“五保户”供养制度一直较为稳定延续外,救灾扶贫还缺乏稳定而连贯的制度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刚开始铺开。就社会福利而言,乡村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农村居民较少感受到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安全可靠性,以至于社会保障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城镇职工的专利。

  从微观视角来看,农民在日常消费中切实面临着对保障品与一般消费品的权衡取舍。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城市居民拥有而农村居民享受不到的待遇,统统构成农村居民消费的机会成本,影响着他们消费决策中的边际倾向,而保障品的缺失必然会增强农村居民的预防储蓄动机,从而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分别以社保处于最低水平和最高水平为例,来说明社保影响消费的过程。当社保水平较低时,政府为提高社保水平,会增加社保的支出,此时会产生两种反应:一是增加后的社保能使居民感到有保障,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增加即时消费,减少储蓄;二是增加后的社保仍不能使居民感到有保障,他们对未来有较多担忧,依然增加储蓄,减少即时消费。相反,当社保水平较高时,政府可能会调整较高的社保水平,进而减少社保支出,此时也会产生两种反应:一是面对减少后的社保,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不变,对未来依然持乐观态度,仍不会增加储蓄,也不减少即时消费;二是面对减少后的社会保障,居民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发生了变化,他们又产生了后顾之忧,于是增加储蓄,减少即时消费。那么,社保支出的变化是否与消费需求的变化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呢?下面,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进行考察。

  (一)构建模型

  社会保障领域的代表性消费函数是安杜( Ando)、莫迪利亚尼( Modigliani)提出的消费函数形式,其后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根据他们的已有模型进行改进。因此,本文将Ando和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

  Ct =+β1Yt + Y1Wt-1 (1)

  在公式( 1)中,农村居民在t年的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以Ct

  表示,农村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以Yt表示,t-1年末农村居民的人均储蓄以Wt-1表示。这里,我们以农民人均储蓄代替农村人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因为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工具单一,个人储蓄为农村居民主要的金融资产)。现将社会保障变量引入公式( 1),构建存在社会保障情况下的居民消费函数

  Ct =+β1Yt + Y1Wt-1 + Y2SSWt(2)

  在公式( 2)中,农村居民在t年的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以Ct表示,t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以Yt表示,t-1年末农村居民的人均储蓄以Wt-1表示,t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人均支出额以SSWt表示。用于实证的数据来源于1985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

  (二)协整检验

  我们在不改变原序列的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量的对数形式表示为lnC、lnY、lnW、lnSSW,得出

  lnC t =+β1 lnYt + Y1 lnWt-1 + Y2SSWt(3)

  接着,我们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其他所有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的,除变量lnW[( C,0,0)]形式的检验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过程外;二阶差分检验除5个检验外,其余都在5%显着水平上平稳,其他二阶差分检验均在1%显着水平上显示平稳。可见,lnC、lnY、lnW和lnSSW均为二阶单整的序列。所以,可以对这4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于是我们采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似然比( LR)检验方法来确定4个变量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关系的进一步检验,我们发现变量lnC、lnY、lnW和lnSSW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研究lnC、lnY、lnW和lnSSW之间的协整关系是有意义的。得出结果为

  lnC t =0.6532 lnYt +0.1603lnWt-1

  ( 0.0155) ( 0 0127) ( 0.0139)(4)

  + 0.0423 lnSSW-0.0010

  ( 0.0072)

  似然比: 139.728

  从以上各个变量的符号来看,农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SSW长期来说对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起促进作用,这说明农村社保的支出对扩大农村内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从变量的系数来看,由于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系数0.0423为正,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增加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建立在协整检验理论基础上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既能反映变量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修正的机制,也能反映不同经济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长短期相结合的经济计量模型。我们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上述已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进行回归,于是得出误差修正模型为

  D( C) =-0.7659CointEQ1 + 0.62930

  (-0.5017)(-0.3722)

  [-2.9776] [1.6909]

  [C(-1)-0.7544D( Y(-1) )-0.0239D( W(-1) ) (5)

  (-0.3460)(-0.0787)

  [1.9545][0. 3037]

  –0.1175D( SSW(-1) )]

  (-0.0676)小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0.4050]中括号内为t统计量值

  从方程( 5)发现,虽然个别系数存在t值不显着现象,说明方程局部失去了一定的解释能力,但误差修正项的其他回归系数的t值检验却是显着的,通过回归,说明变量指标之间先前的均衡误差是基本合理的。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从D( SSW(-1) )的系数可知,从短期来看,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显着增加,但根据协整检验的结果,长期来看,社会保障的投入可以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另外,从误差修正项的回归系数为-0. 7659可以看出,变量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对当期消费支出增长速度的变化具有抑制作用,故长期存在的协整抑制了消费支出的增长。因此,我们需要致力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歧视性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村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化、公平化的社会保障。只有推行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公平化,才能减少农民消费时的后顾之忧,使其化即期收入为即期消费,才能真正解决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目前,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基本社会保障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因此,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

  (一)努力扩大社保覆盖范围,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享有社会保障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探索,我国已形成了以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保覆盖范围狭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所谓覆盖范围狭窄,是指我国国有企业职工、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和参照国有企业办法实行社会保障的城市集体企业职工是我国社会保障实施的主要对象,而失地农民、农村地区居民和带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即农民工)始终处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地带。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要统筹考虑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将各类人群,包括处于边缘地带的失地农民、农村地区居民和农民工等均纳入覆盖范围,实现城乡统筹。在农村,首先应当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应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社会基本保障与集体保障、土地保障、家庭保障及其他补充保障相结合的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者面临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诸多困难时,都能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或帮助,使社会保障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减震阀”和“内在稳定器”。

  (二)完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机制

  目前,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有效衔接的关键是妥善合理地解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应为农民工建立一个过渡性的新型“统账结合”的“大账户”制度模式,即社会统筹账户(空账)附加个人账户(空账)与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相结合的社保制度体系。此模式不仅能够降低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缴费基数,而且还创造了与现行城镇职工基本社保制度相衔接的接口,适应农民工转移保险关系和流动就业的需要,能够有效推进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并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应考虑到不同年龄、不同人群的特点、不同地区经济的差异性及其最迫切的需求,,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保障制度的可行性、适应性及弹性,努力实现失地农民的全覆盖。具体来讲,对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被征地农民,将其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已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被征地农民,采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对仍保留农业户口的被征地农民,将其纳入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对符合农村特困救助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被征地农民,采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并给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保障。这种灵活性安排只能作为短暂的过渡性安排,待时机成熟后,应完全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此基础上,引导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接轨。

  综上所述,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农村居民消费树立充足的信心、提供乐观的预期,使农村居民敢于消费、放心消费,从而为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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