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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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迫在眉睫。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分化,使得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占据农民工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来的出路必然是在城市定居。那么,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关系着我国的长治久安,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和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着重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角度研究其市民化,即在目前的政策制度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分析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之前,对市民化程度进行测度是有必要的。本文首先提出了市民化程度的一种新的测度方法,它是从市民需求与市民供给的角度进行的。在测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后,本文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研究准备。对应文章的第一章。该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对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后,提出本文的研究目标和主要的研究内容,同时对本文所用到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主要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概述。最后,界定了本文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的理论背景和政策背景。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对应文章的第二章。该部分主要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静态和动态角度进行分析。在静态角度,运用一般均衡的基本理论,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它们之间的耦合对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促进市民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耦合程度越高,越会促进市民化程度的提高。在动态角度,运用演化博弈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博弈对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农民工的市民需求会促进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只有政府提供的市民供给数量大于农民工的市民需求数量,才会产生稳定的均衡。在目前城市政府市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市民需求和市民供给会促进社会效用的最大化。 第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包括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三章对本文经验分析中运用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比较了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在自身特征、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差异。第四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需求,界定了市民需求的概念及其测度指标,并认为市民需求存在一个阈值,只有在阈值之上的劳动供给曲线才为市民需求曲线。该理论的经验分析表明,在阈值之下,收入对市民需求有显著的正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在该阶段追寻着收入的最大化；而在阈值之上,收入对市民需求无显著的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在该阶段追寻着效用的最大化。第五章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供给,界定了市民供给的概念及其测度指标,分别从工作稳定性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较为稳定,不会轻易离职；而在城市工作时间的长短,会影响他们选择是否职业流动,但在城市的工作时间与职业流动次数的多少不呈正相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在城市的工作时间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第六章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了样本地区的市民化程度和市民抑制程度,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第四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对应文章的第七章。本章根据第六章得到的市民化程度和市民抑制程度,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样本地区沈阳和余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市民抑制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沈阳和余姚两地区的市民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Blinder-Oaxaca分解发现,系数差异是导致两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而在系数差异中职业阶层的差异可以基本解释全部的市民化程度差异。同样,两地区在市民抑制程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Blinder-Oaxaca分解发现,特征差异的贡献达到40%,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分解的方法,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贡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提高对降低市民抑制程度有正向的影响,而只有在市民抑制程度较高时,提高人力资本才会降低市民抑制程度。 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对应文章的第八章。针对本文分析得到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新生代农民工微观管理对策。在户籍制度方面,应取消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福利分配制度,降低农民工落户门槛；在居住方面,鼓励用工单位自建宿舍,将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房享受范围；在人力资本培育方面,首先,加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其次,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最后,增强企业对农民工在职培训的积极性；在社会资本构建方面,首先,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契约型社会资本的构建,其次,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型社会资本的构建,最后,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自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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