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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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期构走中美軒型大国关糸的路径选棒达巍【内容提要】年以来，美国官方开始逐渐接受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因此尽快提出符合中国利益、又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实践路径就成为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年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首脑会晤中提出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三条路径的起点。“不对抗、不冲突”是低层目标，在这一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有相当基础，提升关系的路径是维护和加强中美现存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相互尊重”是中层目标，即中美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和核心利益，实现路径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中间点逐步推进增加信心，但不奢求建立高水平信任；“合作共贏”是高层目标应设定在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上，实现路径可以是两国共同维护、改革和建设国际制庋。综合来看，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冷静管理双边、建设国际制度”。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近中期看，需要依靠现实主义对中美双边关系的清醒认识、现实心态与精心管控；从中长期看，则需要两国超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束缚。【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对外战略【作者简介】达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邮编【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一引言自年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中美塑造“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以来，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必要性、可能性等讨论比较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政府和学术界虽普遍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模糊但潜在有用”但美方对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却始终存有疑问。美国官学两界不断提出的问题是：“新型”意味着什么？“大国”的定义是什么？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对美政策上会做何种调整？中国希望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做什么调整等等。③总体来说，美国官员及学者强调，要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相对宏观的概念降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层面来讨论。年月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正式接过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标志。此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国务卿约

翰克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先后访华，在多次肯定中美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开始将网络安全、朝核问题、两军关系等内容作为检验新型关系的“试纸”。显然，美国政府在接过中方概念之后，迅速反客为主、为其所用，向其中填充美国希望解决的问题。而中国官方及学界至今仍较多地停留在相对原则性的表述上，如提升战略互信、用好现有机制、加强在朝核与气候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管控分歧等。这些说法固然正确，但是比较模糊，对“新型大国关系”究竟如何“新”、哪里新，表述不够清晰、具体。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可能造成中国逐渐失去对这一话语的实质掌握。这是一个值得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年月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①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一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年月日第版。②：”，，③笔者与美国智库学者的访谈华盛顿年月日。④“：”仑洛年第期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非正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以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是中国领导人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进一步阐述。然而，美国学者和官员对“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疑惑仍未消除。②考虑到年月日中美即将举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尽快进人逐步落实阶段，提出中国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路径和具体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试图以习近平主席阐述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三个层次为分析起点，在具有一定操作性的层面探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与路径，并对这一问题做出初步的思考。笔者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内涵可以视做构建这一关系的低、中、高三个目标；朝向这三个目标，本文试图勾勒三条实现路径。目标与路径共同构成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低、中、高来区分三个目标及三条路径是因为三个目标是逐渐从被动的、消极的、低水平的议程过渡到主动的、积极的、高水平的议程。“不对抗、不冲突”是要避免中美之间某种状态的发生，是关于“不……”的议程；“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一起去做某些事情、实现某种状态，是关于“要……”的议程，因而是主动的、积极的、高水平的“相互尊重”则介于两者之间。划分低、中、高三条路径，

并不意味着三条路径必须依循从低到高的顺序去追求和实现。实际上，三条路径涉及的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同步推进。二低层路径：维护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不对抗、不冲突”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重内涵。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学者最经常提及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就是要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③“不冲突”，意味着中美两国要避免世纪上半叶德国、曰本崛起导致两次“热战”那样的悲剧；“不对抗”，意味着中美还要避免世纪下半叶美①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载《人民日报》年月日第版。②笔者与美国外交官员的谈话，北京年月日。另可参见“，。③此词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参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苏之间全面对抗的冷战。“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一个崛起国会弓起现存霸权国的恐惧并最终升级为战争。实际上世纪国际关系史上三个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案例比“修昔底德陷阱”远为复杂。第一个案例是世纪上半叶德、日崛起，最终确实导致了战争；第二个案例是世纪末到世纪上半叶美国崛起在此过程中美英并未发生战争。对此现象的普遍解释是美英同为英语国家，拥有相似的意识形态。以上两个世纪上半叶的案例似乎说明，当崛起国与霸权国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则很难避免冲突乃至战争。第三个案例是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关系。美苏两国长期全面对抗，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即使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你死我话”的状态，但两国之间并未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苏两国长期维持“冷和平”与美苏两国的战略核力量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局面有关。在涉及核大国的争端中，不能轻易考虑动用核武器，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常规冲突以及常规冲突的升级。这一案例似乎说明，到世纪下半叶，由于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也能够实现“不冲突”，但是未能实现“不对抗”。年以后，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巨大差异。世纪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呈现出崛起态势；到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国崛起势头更加明显。从年至今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在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不仅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与日、德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尽管年的时间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不算长，但其

间中美关系的成功实践似乎巳显露出一种超越“热战”和“冷战”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迹象。确保美苏“不冲突”的核力量的相互确保摧毁实质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核大国之间彼此对另一方负有一种责任也高度依赖对方履行这种责任即不破坏核平衡，不打破核禁忌。由于核武器的毁灭性，相对的核平衡一旦达成，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敏感性、脆弱性等概念就不再重要。这种相互依存是一种“战略性相互依存”，即相互依存关系的利害攸关性如此之高，一旦打破将关系到双方的生存。美苏因为核能力上的战略性相互依存而实现了“不冲突”。而中美在过去多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冲突而且也没有全面对抗，其原因是，相较于美苏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仅有核威慑这一根支柱，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存有四根支柱，远比美苏之间丰富。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一根支柱同样是核平衡。这一支柱如何在双边关系中①“：“，，珐年第期维持战略稳定、防止冲突前文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一般认为，中国对美国拥有‘最低威慑能力。在年公布的《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中，解放军第二炮兵的职责就是“在国家受到核威胁时……做好核反击准备，慑止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在国家遭受核袭击时使用导弹核武器独立或联合其他军种核力量，对敌实施坚决反击”。这种第二次打击能力就意味着核威慑能力。虽然中美核力量对比关系不能与美苏或今日美俄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最低威慑能力已经可以确保中美间战略性相互依存的这一根支柱的有效存在。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二根支柱是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这是冷战时期美苏所没有的。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国家发展路径的相互依存以及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在国家发展路径上，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在世界领先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崛起，使得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在冷战后形成一个共识：即要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融入到相互连接的世界经济当中。这就意味着主要大国不愿承受退出相互连接的世界经济的高昂代价。这种相互连接一旦中断就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在宏观经济层面，中美相互依存的程度则达到了类似战略核力量那样的“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中美之间在近十几年形成了所谓中美贸易额将近亿美元中国通过贸易获得贸易盈余，并用外汇储备购买了万亿美国国债。②依靠这种宏观经济“链条”，美国在金融危机前长期得以维持低物价、低利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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