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景制作、空间支配与国家转型：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

发布时间：2018-12-11 23:07

【摘要】：本研究的内容是关于一座北方小城的地志学。人类学的“地志学转向”强调关注世界的物质性特别是人们居住的真实空间,通过追寻社会能动者寻找道路的过程,从物理意义与社会意义上理解他们的运动及其开辟的道路。在这座小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中,我将视城市为一个延续的、有机的整体,通过城市空间的历史变迁以及历史建筑、公共空间与家园的地志脉络,呈现中华帝国晚期至当下空间支配的不同类型,由此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以往人类学城市研究不同的是,我将关注的对象从组织、机构乃至特定群体等“人”的要素转向“地景”这一“物质性”要素。这样的视角既有效解决了城市研究的片面性问题,从整体上呈现出一座城市流动的画卷,也实现了“人”与“物”、“过去”与“当下”乃至“自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在对历史本质的反思中,历史人类学提出了历史制作的概念,用以突出历史的多元性、主体性以及建构性。借鉴历史制作的概念并受其启发,我提出了“地景制作”的概念。一方面我将分析其中的文化象征与历史书写,探讨其中的文化实践与过程,另一方面意欲突出这一过程是谁的建构,其中的权力关系如何。换言之,地景制作更为关注的是历史的主体性与多元性,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强调人与地景的相互建构。正是在地景制作的视角下,城市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得以总体呈现。在城市的地景制作中,国家权力经常是这一过程的支配性因素,其他社会力量同样也是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主体因素,城市地景是多元权力关系下各种主体共同的作品。城市的地景制作在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形貌的同时,也产生全面的影响。一方面,国家主导的地景制作有效推动了国家权力对城市的支配;另一方面,地景制作对大众生活、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乃至城市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城市地景制作的历史实践过程的呈现,我将中华帝国晚期至当下的空间支配类型做出如下划分:帝国晚期的“象征支配”:通过城池、风景、街道、牌坊、坛庙的地景制作,帝国权力与文化实现了地景化、符号化,从而自然地、持续地进入到个体生活与观念之中,成为大众自觉接受与认可的文化正统。象征支配致力于对大众伦理道德与信仰的教化以及对帝国文化霸权的维护。毛时代的“总体支配”:在“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国家政权借助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全面支配。这既包括对城市空间与形貌的规划与再造,也体现在对个体身体、财产乃至命运的支配中,更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强制渗透与控制。当下的“日常支配”:发展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暴力日益成为一种渗透到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霸权。在个体身体、身份、思想的外在、强制性控制逐渐减弱的同时,发展话语之下个体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谋生方式到消费内容,从城市环境到个体家园,从身体健康到休闲方式,从生活习俗到思想观念,都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的规划之中,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地景制作的历史实践与空间支配的类型划分呈现出不同时期国家权力的政治意识与目标指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与有限且低效的外在控制相比,帝国的象征支配无处不在且影响深远,帝国统治更多体现在象征性意义上,以文化领导权的维系与帝国统治的象征存在为根本目标。而总体支配、日常支配呈现出的则是国家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彻底改造与全面发展。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建立起全面而有效的动员机制、控制机制以及运行机制,从而具有典型的“动员型国家”的特征。“动员型国家”在不同阶段又有着具体差异:毛时代的“总体支配”与当下的“日常支配”分别呈现出国家作为“全能型”与“主导者”的角色定位。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转型可归结为: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意识形态下,国家由一种无为而治的象征性统治转变为无处不在的支配主体,由此开始了在自觉政治意识下全面地规划、动员并改造社会的过程。这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转型更多的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单向性渗透,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完成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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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单位】：上海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C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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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2373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