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梁海战》：韩国人的意淫与李舜臣的牛皮

    《鸣梁海战》中被击毙的“海贼王”何许人也？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自古便不缺少统称“水军”的海盗集团。而随着战国争雄的愈演愈烈。本无统属的各地水军纷纷为豪门收购，成为了各战国大名“株式会社”的“海上事业部”。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倒也非常的热闹。更促进了日本列岛造船工业和舰载武器的升级换代。公元1576年，从属于织田信长的纪州水军领袖九鬼嘉隆在织田氏的全力支持下，建造出了宽七间(约12米)、全长十二间(约21米)，以两层漆木为樯橹，上覆铁板，内列火炮的“大安宅船”。两年之后，九鬼嘉隆正是以6艘大安宅船击破称雄濑户内海三十余年的毛利、村上水军联合舰队的600余艘木制战船。可谓一战便拉升了日本海战的档次。

 

    作为织田信长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丰成秀吉并非不重视水军的建设。早在受织田信长之命攻略盘踞本州西部的毛利氏领地之时，丰成秀吉便施展自己所擅长的招降纳叛手段，延揽以濑户内海芸予诸岛的村上水军。而此时本就是股权不清的村上水军内部也暗流汹涌。而首先背离毛利氏投向正是电影《鸣梁》中人称“(要成为)海贼王”的来岛通总和他的倒霉哥哥——得居通幸。

 

    作为村上水军的一员，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当然都本姓村上。不过公元1567年两人的老爸村上通康去世之时，通幸不幸被嫡出的弟弟通总挤掉了继承家业的权力。当时年仅十岁的通幸干脆自暴自弃，号称是土居氏和得能氏的子孙，给自己编了一个得居的姓氏。而公元1582年，21岁的村上通总率先宣布背弃自己母亲所出的四国岛土豪河野氏，投靠丰成秀吉之时，又遭到了村上水军其他几部的围攻。被打的一败涂地的通总只能逃往秀吉的军营避难。虽然村上通总能力一般，但出于千金买骨的目的，丰成秀吉事后还是替他出头，不仅从毛利氏和村上水军手中要回了其根据地，更以其所盘踞的岛屿赐姓“来岛”。至此，原本相对齐心的“三岛村上”水军归于解体。

 

    公元1585年，丰成秀吉以与其结盟的毛利氏为前锋，大举侵入四国岛。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两兄弟亦负弩前驱。面对丰成氏压倒性的优势，被称为“土佐之蝙蝠”的长宗我部元亲很快便宣布降服。得居通幸和来岛通总因此分别获得了三千石和一万三千石的封地。算是跻身入了战国大名的行列。可不要小看这一万三千石，要知道在电影《鸣梁》中登场的其他几位日军将领，藤堂高虎此时也不过两万石的封地，加藤嘉明此时仅三千石，要到一年之后才加封淡路城一万五千石。胁坂安治山城、摄津两领相加亦不过一万三千石的封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岛通总两兄弟可谓起点不低。

 

    丰成秀吉之所以肯给予来岛兄弟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分割的是四国长宗我部家的地盘，属于慷他人之慨。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收降四国之后即将要跨海远征九州，来岛兄弟麾下的水军可能会派点用场。但在公元1586年末丰成秀吉所发动的第一次九州征讨战中，来岛兄弟却根本没有发挥自己水军特长的机会，只能担任接应被岛津军诱引至户次川所败的丰成系武将仙石秀久及长宗我部的残军撤回四国的任务而已。第一次九州征讨的失败令丰成秀吉颇为不爽。公元1587年农历三月，他操控天皇宣布岛津氏为朝敌，一气动员二十二万大军杀奔九州。面对丰成系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岛津氏稍作抵抗便宣布降服。

 

    第二次九州征讨的成功，令丰成秀吉开始迷信于泰山压卵式的大兵团作战。两年之后，他故技重施，再度动员丰成系本部人马及盟友大名所部二十五万大军，海陆并进，杀向盘踞关东相模、伊豆等地已近百年的战国北条氏。来岛兄弟再度从军出征，但此时他们的风头不仅被曾经的织田系水军头领九鬼嘉隆盖住，甚至连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这些“半路出家”的水军将领也有所不如。毕竟加藤、胁坂两人自平定四国岛之后也受封于濑户内海沿海，造船募勇均有先天的便利。

 

    声势浩大的北条氏讨伐战，最终以北条氏主城小田原在海陆包围下宣布开城投降而告终。至此丰成秀吉不仅完成形式上对日本列岛的统一，更令其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对战争的看法。在丰成秀吉看来日本列岛经理百年战国的历练，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体制。通过被称为“太阁检地”的日本全国经济大普查和土地所有制调整，丰成秀吉基本掌握了日本全国年生产力的经济数据。随后再依照每个大名、家臣所领有的石高数，去分配兵员和战争物资采购数，数十万大军便可以迅速完成集结和调遣。正是缘于对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原始“总体战”体系的自信，在丰成秀吉眼中远征朝鲜将成功的复制九州、北条讨伐战的辉煌。

 

    为何丰臣秀吉侵朝兵力甚至可以压倒明军？

 

    应该说丰成秀吉的这套战争理论在陆战中确实行之有效。在此后漫长的“壬辰朝鲜战争”中，日本远征军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兵员，而国力远胜于其的大明帝国在兵力上反倒处于劣势。但丰成秀吉将这套理论照搬到海战领域，却不得不说有胶柱鼓瑟之嫌。从公元1591年农历正月下达给各大名的水军征召动员令中，不难看出丰成秀吉完全按照陆军的模式，进行着海战的动员：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十万石准备大船两艘……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十人……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十万石建大船三艘、中船五艘。所需建造费用，由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迨船建造完毕后，再行付清。

 

    以当时日本全国的石高约2500万石，沿海约占一半计算。在丰成秀吉的指挥棒下，为远征朝鲜征调、新建的战船可达七百余艘，且自带水手。仅从数字上来看不可谓少，但是丰成秀吉的征召令中并没有提及这些战船的武备问题。当时日本虽然已经实现了火绳枪的国产化，但大口径火炮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换而言之，集中到远征军手中的这七百艘战船上面连一门火炮都没有。

 

    从各地征调的水手可以满足战船的正常航行需要，但一旦发生海上战斗仍需专业的水军。但相对于第一波次投入朝鲜战场的15.8万陆军而言，首战朝鲜的日本水军仅有9200人，这个集合丰成系所有水军人马的数字，甚至远远低于战国时代鼎盛时期的村上水军一家的兵力。织田信长手中仍船坚炮利的日本水军，缘何在远征朝鲜之时缺兵少炮呢？出现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归咎于丰成秀吉于1588年所颁布的《海贼停止令》。

 

    仅从字面上看，天下已定，要求各地水军停止“海贼”行动无可厚非。但事实上日本各地的水军除了打家劫舍之外，更多的时候是扮演着海上收费站和镖局的角色。正应如此，日本水军的主力舰被称为“关船”，意即在海上的航行要道设置关卡，以收取“帆别钱”。而客户如果愿意以“警固料”的名义出钱，各水军也不介意用小型的快船(小早)提供武装护送的物流服务。长远来看，帆别钱、警固料对日本国内贸易的发展都是有害的。但丰成秀吉以行政手段将其一刀切，却不免操之过急。《海贼停止令》一出，各地的大小水军集团顿时星散，其中当然不乏有好事者，加入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等人的水军远征朝鲜，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就此从良，过上了打渔经商的平和生活。从这一点来说被编入四国诸大名组成的第五番队(兵团)渡海犯朝的来岛通总所部，可以说是九鬼嘉隆之外，唯一一支成建制参与远征朝鲜的战国水军余脉。

 

    还原鸣梁之战前真实的李舜臣：并非常胜

 

    最早与对手交锋于海上的朝鲜水军将领并非李舜臣，而是庆尚右道水军节度使(朝鲜方面简称为右水使)元均。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海军主力，元均虽然接战不利，被迫放弃战略要冲巨济岛。但毕竟也算是敢于亮剑，比起一炮未放便“敌前转进”的左水使朴泓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当然朴泓也并非全无贡献，他至少在跑路之前凿沉了自己麾下所有的战舰。毕竟当时朝鲜水师所使用的主力舰——板屋船，无论是吨位还是火力均强于日本方面大量使用“关船”，即便面对十万石大名才能建造的安宅船也并非不能一战。

 

    元均兵败之际，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呼叫支援。但近在丽水港的李舜臣却发挥了“友军有难，不动如山”的精神，不仅自己不出兵，还派人告诫元均“勿令妄动”。当然李舜臣的行为后来被朝鲜王国官方认定为属于“大将气度，伺机而动”。可怜的元均带着庆尚道残存的4艘板屋船在巨济岛附近徘徊了近半个月，李舜臣的援军终于到了。此时距离日军登陆釜山，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过在李舜臣看来自己的战机恰恰就在此时，毕竟日军主力已经北上汉城，巨济岛一线留下的不过是负责掩护后方兵站的少数警戒部队。在会合元均所部之后，1592年农历五月七日，李舜臣集中24艘板屋船、57艘小型战舰(挟船、鲍作船)冲入藤堂高虎所部泊停的玉浦港。

 

    必须指出的是初次出兵朝鲜之时的藤堂高虎领下不过两万石，因此全力动员也不过出兵2000人，根本不好意思在前线冲锋陷阵，只能以水军的身份在后方打打秋风。而正在他率部上岸扫(抢)讨(劫)之时，李舜臣的大军突然杀到。停泊于岸边的30艘日军战舰根本来不及还手就被李舜臣以舰炮、火箭击毁了24艘。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打了这样一场奇袭战固然是大捷。但事后朝鲜方面宣传毙伤日军4000人左右却显然有些不厚道。

 

    成功奇袭玉浦之后，李舜臣随即打算将舰队临时停泊在巨济岛的永登浦过夜，但侦察船又传来了有小股日军正从附近经过的消息前往合浦。李舜臣随即又率队前往截杀，又一气击沉了对方6艘战舰中的4艘(一说5艘)。连胜两阵的李舜臣显然有些亢奋，第二天又按照此前侦查所获的情况，率军突袭了巨济岛对面的固城赤珍浦，又故技重施击沉了13艘处于停泊状态下的日军船只。不过此时汉城陷落的消息传来，一扫李舜臣、元均所部原本高昂的士气，于是在“诸将放声痛哭”的情况下，两道水师联合舰队宣布解散，各回本镇。

 

    应该说李舜臣所在的丽水港此时远离日军的进攻轴线，相对安全。而元均所统率的庆尚右道水军不仅船少兵寡，而且防区内的大多数良港、锚地均已落入敌手，在一线与敌周旋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正是得益于元均所部始终活跃于前线，才能领李舜臣于丽水安心休整一个月，并根据战场需要建造了第一艘“龟船”。

 

    根据李舜臣《乱中日记》的记载来看，朝鲜水师很早便已有过使用龟船的历史。而其更为古老的名字——“蒙冲”则似乎暗示了这种战船有着中国血统。而结合中国古籍中关于艨艟(蒙冲)的记载更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此船(艨艟)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基本上与龟船的设计理念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这种战舰在中国战场被淘汰后会在朝鲜以龟船之名复活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缘于自宋元以来，中国造船工业及火器运用日益发达。曾在冷兵器时代具有良好防护性的艨艟由于不利于架设多重帆橹机动性不强，且在大口径火器面前生存能力堪忧而逐渐淡出一线。而在朝鲜战场之上，由于日军缺乏火器且主战场集中于沿海港汊而重新给予了一展拳脚的机会。

 

    中远距离以弓矢、火绳枪射击，近距离投掷被称为“焙烙”的火药罐杀伤对手甲班的有生力量，最后以水手跳帮，白刃肉搏结束战斗的模式堪称战国日本水军的“三板斧”。但这些战术在面对李舜臣的龟船面前显然都很难奏效。龟船的上半部包覆的六角形的甲片，可以有效的抵御日方的中远程投射武器攻击，而甲片上林立的铁锥也能令对手英勇的跳帮成为一场可怜的自杀。不过和大众传统的理解相悖的是，事实上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朝鲜水军所投入的龟船总数不过3到5艘。

 

    李舜臣首次投入龟船的战斗是在1592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的泗川浦海战之中。根据元均从前方传来的情报，李舜臣于当天率军突袭泗川浦的日军。不过日本方面显然吸取了此前的教训，始终将舰队停留在狭窄的港区之内。面对近两百挺铁炮(火绳枪)组成的日军火力网，初次上阵的龟船不负众望，突入港内一举击沉了对手大半的战舰。当然这种明显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武器如果面对的是大明水师，可能还没靠近就被弗朗机炮打成了筛子。

 

    泗川浦之战的胜利和龟船的实战表现，极大的增强了李舜臣的信心。何况此时全罗右道水军节度使李亿祺正率部赶来会师。兵强马壮的李舜臣决定以固城外海的蛇梁岛为基地对日军进行长期作战。农历六月初二，李舜臣率部进击固城唐浦，首次遭遇了日军主力战舰安宅船。而这艘战舰的主人正是颇受丰成秀吉宠幸的龟井兹矩。由于长期为丰成氏经营银山，因此据说早年枪术过人的龟井兹矩在日本国内战功寥寥，可能是为了安慰其作为武士的面子。丰成秀吉此时给他的官位有些吓人——琉球守、台州守(没错，就是中国浙江的台州)。可惜名号吓不死人，在朝鲜军的猛攻之下龟井兹矩所部兵败如山倒，他本人一把写着“龟井琉求守殿”的军配(扇子)也成为了李舜臣的战利品。于是逃回国内一直活到江户时代的龟井兹矩便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中朝两国眼中首个阵斩的日本大名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李舜臣又连续于唐项浦和永登浦击败了赶来支援的日本海军。来岛通总的哥哥得居通幸便在此两役中座舰被击沉，无奈于附近陆地登陆后自尽。不过在朝鲜的史料之中，这位仁兄也是死在电影《鸣梁》中箭术拔群的顺天府使权俊弓下。更为悲剧的是得居通幸死后他的领地还被丰成秀吉没收，转授给了他的弟弟来岛通总。而此时李亿祺的加入令朝鲜水军三道联合军队已经拥有了近百艘战舰的实力。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兵力为后盾，李舜臣才敢与集结于巨济岛的日军主力正面决战。而讽刺的是此战日方虽然投入了胁坂安治、九鬼嘉隆、加藤嘉明三大水军主力，但在战场之上却始终只有胁坂安治所部。这场被称为闲山岛海战的大捷，宛如一支功效强劲的鸡血，令李舜臣发动了自己统率海军以来最大的冒险行动——突袭釜山。

 

    1592年农历九月一日，李舜臣集结三道水师74艘板屋船辅以挟船92只。大举冲入釜山港。但此时釜山集结的日本水军的船舰已经超过四百只，且已做好防御的准备。朝鲜水军奇袭失败遭遇日军的强大反击，朝鲜将领郑运被击杀，朝鲜水师损失惨重，甚至连李舜臣险些被俘虏。此战之后李舜臣不敢再轻言出击，而转为攻击没有战船防护的运输船团。当然这样的失败是不会出现在伟大光正的朝鲜史料之中的，于是釜山之战的经过被修正为：“舜臣与元均悉舟师进攻、贼敛兵不战、登高放丸。水兵不能下陆、乃烧空船四百余艘而退”。而关于釜山之后，朝鲜水军再无主动出击的记录则完全是已经参战的大明帝国的错：“但不幸的是握有当时作战权的明朝军队为了进展顺利与日本的议和交涉，竟给陆军和水军下达了停止战斗的指示，令人悲愤不已。韩国战争休战也按并不希望的方向进展，结果签定休战协定时竟也要承受作为战争当事国却未包含在协定文件签名方的凌辱”。

 

    走向鸣梁——李舜臣的冤狱和复起

 

    大明帝国在“壬辰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对于中日朝三国的民众而言，从1593年开始的明、日和谈都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而恰恰就在和平谈判进入最关键阶段时，朝鲜国王李昖突然宣布将李舜臣下狱。事后朝鲜官方的说法是中了小西行长的反间之计，元均等军中将领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朝鲜国王李昖激愤之下失去了理智，才会行此昏招。这个说法虽然流行，但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小西行长要散布李舜臣谋反的谣言不难，难的是这个谣言要有人肯相信才行。要知道当时的李舜臣已升任三道水军统治使之一，但比其位高权重的职权大有人在。其次就算李舜臣要谋反，以其手中拿区区数千人的水军登陆之后也难成大事。显然事情的真相其实并非那么简单。

 

    要搞清楚李舜臣“冤狱”的真实原委，当然首先要回顾一下“壬辰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朝鲜王国中枢的党争态势。虽然经过战前的巧妙布局，身为“南人党”领袖的柳成龙拥有着最为稳固的政治基本盘。但战争初期各条战线的节节败退还是令他和“北人党”领袖李山海双双引咎辞职。不过李山海外放之后仍然多次遭到南人党的弹劾，很快就丢失了所有的官职，变成了一介白丁。而柳成龙虽然被下放到外职，但以招募义军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兵权。同时在海、陆两军之中有李舜臣、权栗这样的潜力股。派往明廷求援的李德馨也是柳成龙的亲信，果然大明帝国援军一到，主将李如松便点名要柳成龙前来助阵。一时间“南人党”声势大振，俨然成为了朝堂的主宰。但“月盈则亏”的道理，自古便是官场颠扑不破的铁律。就在朝鲜宫廷重回汉城，柳成龙官复原职的同时，“南人党”也成了朝野上下的众矢之的。为了能把南人党给打倒，北人党试图抓住南人党的根基予以沉重打击。在明军主力撤出朝鲜后，支撑南人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就是屡立战功的李舜臣领导的朝鲜水军了。因此，在“北人党”看来要除掉柳成龙，首先就要先把李舜臣给除掉。

 

    而所谓的“小西行长反间计”也并非是说李舜臣谋反。当时小西行长有一个名为“要时罗”的部下早年便诈降卧底于朝鲜军中。小西行长通过其传递假情报给朝鲜军方说日军主力某天将会由通过海路抵达朝鲜。朝鲜政府随即要求李舜臣出兵截杀。而李舜臣不知道是看破了这一诡计还是老成持重。总之未按令出兵。“北人党”趁势攻击李舜臣公然违抗军令导致丧失破敌良机。柳成龙考虑到大局初定，不想与“北人党”产生大规模冲突，因此弃车保帅，没有积极阻止北人党弹劾李舜臣。

 

    1597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三道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被革职治罪押送到了义禁府。朝鲜国王李昖下令“国罪不容恕”要求“鞫问至自白为止”。因此李舜臣多次受到了严刑逼供，但好在“南人党”在朝堂之上仍占据主要席位，朝鲜水军诸将如李亿祺、忠清道水军节度崔湖等人也为其鸣不平。最终朝鲜官方也觉得对李舜臣通敌、谋反的指控有些站不住脚。于是免其死罪，再度让他白衣从军。而柳成龙在关键时刻没有保护自己心腹的行为也令“南人党”上下寒心，为其最终失势埋下了隐患。

 

    李舜臣下狱的这段时间，正值明日和平交涉正式决裂，丰成秀吉随即向部下再度发出了出阵朝鲜的动员令，而此次的计划不再是好高骛远的一举征服朝鲜甚至要将战火烧过鸭绿江。丰成秀吉认为“全罗道是否压制事关全局成败，此后再行攻略忠清道及其他地区”。因而日军首要目标便是扫荡朝鲜水军。而此时朝鲜水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已经由元均担任。元均和李舜臣私交甚恶，李舜臣甚至在自己的《乱中日记》中写到：“在天地之间，像元均这样凶恶的人实在是非常少有的”。但常年与日军周旋的经验还是令其认识到朝鲜水军的长处在于机动游击，正面与日军交锋并非取胜之道。但是在上峰的严令之下，元均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率军出击。

 

    1597年农历六月十九日，朝鲜水军与进攻安骨浦和加德岛的日军船队首次遭遇。多年的养精蓄锐和不断加封早已令藤堂高虎、加藤嘉明成为领有十万石的大名。面对兵强马壮的对手，朝鲜水军很快便败下阵来。半个月之后元均裹伤再战，将朝军水军分为两队再度出击，但仍以失败而告终。为此，元均为已经升任朝军最高指挥官——都元帅权栗的严厉斥责并遭到了杖刑。无奈之下元均再次从闲山岛的本营出击，农历七月十五日夜晚，朝鲜水军主力停留在巨济岛跟漆川岛之间的漆川梁。得到消息的日本水军决定主动出击，藤堂高虎率领水军从海上包围朝鲜水师，而岛津义弘率陆军狙击逃亡的朝鲜士兵，海战一爆发朝鲜水师便溃不成军，上千人被斩首数千人跳船逃亡，朝鲜水师的船舰约160只被日本俘虏，元均、李亿祺、崔湖皆战死，除了庆尚右水使裴楔所部的12艘板屋船外朝鲜水军几乎全军覆没。

 

    随着日军全罗道平定的顺利推进，到农历九月中旬，全罗道残存的朝军控制地区仅剩全罗道南部一隅。朝军在漆川梁海战大败后，其水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再度启用李舜臣为三道水军统制使也无法挽回战力上明显的差距。为此，日军陆军继续向全罗道南部进军，水军则沿海一路西进，从水陆两路迫近鸣梁海峡一带。而电影《鸣梁》的故事大体便是从这里徐徐展开。

 

    今天李舜臣仍旧是支撑韩国人的精神力量。据说如果有外国人第一次来到韩国后，在大街上无论男女老少随便找人问其最爱戴的历史人物是谁，可能三人中就会有一人会回答是李舜臣。象李舜臣那样强烈影响韩国人的人物少之又少。但透过历史的真相，我们不难发现他也有迷茫和冲动，也有党同伐异的政治算计。但这并不影响其在鸣梁之战中力挽狂澜的历史意义。正如西方人口中的斯巴达三百勇士不能和温泉关划等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