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写的书_钱穆和钱钟书_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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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

何晓明

内容提要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其治学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祖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钱穆毕生坚持的治学路径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这与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认知与评价有关。钱穆治学的逻辑方法，是“推寻与会通”。所谓“推寻”，就是寻求新知，发现问题；所谓“会通”，就是贯通事理，解答问题。钱穆探寻学问的重心，不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前进的趋向，而是“人生的内在面”，也就是余英时说的为中国人招“魂”。钱穆一向认为，学问关键处是“察”历史之“变”。他反复告诫学生，要区别大变与小变，善于从历史进程各时期的变动中，寻求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从“变”中看传统、精神、力量、生命、个性。钱穆曾多次对学生论及专业训练的“出入”、“功力与智慧”问题。他认为，，这里面既包含了古人的治学经验，更是自己的“做学问的方法论”。其要点是“治学当就自己性近，又须识得学术门路”。总之，概括钱穆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就是“探人生文化真谛，为千年故国招魂”。

关键词钱穆

学术研究

内在理路

在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的百花园里，钱穆先生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夺目的芬芳奇葩。无论是与同时代的学人诸公相比，还是与近３０年来的研究新著对照，钱先生研究的博大气象、精当见解和典雅文风，都是一代风范。本文探讨钱先生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①，希望从中采掘、吸收有益于今Ｅｔ学坛的思想营养。

化’之息绝为可悲”④。在他看来，民族的历史积淀是文化；民族的特点在于其文化精神。因此，民族、历史、文化三者是统一的。所以，钱穆讲的历史、“国史”，都是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⑧

什么是文化？钱穆的理解是：“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㈣文化即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它包括各方面、各部门，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也可以说，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舍却历史，即无文化。⑦

立足于这种“大文化史观”，钱穆以为：今Ｅｔ所需“国史新本”，即“文化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二，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供改革者参考。⑨它的特点是，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既避免“泛滥而无归”，又避免“空洞而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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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宗主：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

钱穆一向主张，做学问不可有门户，但不可没有宗主。这里的“门户”，是指狭隘的学问派别意识，这里的“宗主”，是指广博的学问理论基础。钱穆一生的学问宗主，是民族、历史、文化三位一体的“大文化史观”②。８４岁那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特辟以钱穆命名的学术讲坛，邀请先生为开坛讲演人；钱穆为此准备的讲演题目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并称“此实余三十年向学一总题”⑨。

钱穆认为，民族与国家，都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故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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