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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洪: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论
摘要:近代以来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学者,纷纷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者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科学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是近现代国内外研究者考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对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性的评述,认为中国人类学者投身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精神,值得21世纪的中国民族宗教研究者汲取弘扬。
Tag: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宗教人类学研究调查报告张泽洪在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世代居住着三十四个少数民族。中国西南丰富的民族宗教文化,在世界堪称为人类学博物馆。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受到重视,不断有人进入西南这片神秘的土地,考察少数民族古朴神奇的宗教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对近现代国内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有必要作一回顾性的总结评述,其研究取向和研究成果,值得21世纪的民族宗教研究者借鉴。
一、外国人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研究
1.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
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考察,始于元代游历西南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着《东方见闻》,有访问建都州（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云南大理的见闻,也有沿途民族风情的记述1。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旅行者、探险家逐渐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顿（T.Blaekiston）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1862年出版《扬子江五月考察记》,详述彝族、苗族的体质与风俗。美国人威廉?洛克哈特（W.Lockhart）1861年出版《中国的苗蛮》,对西南地区的苗族有详细记述。克拉克（S.R.Clarke）着《中国西南部的种族》,是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方面有价值的着述2。
19世纪70年代,先后进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英国人,有安德森、马嘉里、格罗夫纳、巴伯、麦克卡迪、吉尔?史蒂文森、索尔登等。巴伯在《金沙江:中国藏东及缅甸漫游记》中,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习俗。1882年至1884年,英国驻重庆领事亚力山大?浩熙率队考察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后来出版《华西三年记》。1867年,法国人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邺、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等相继从越南进入云南。其中特拉格来考察地区最多,他从元江河谷到大理,足迹遍及凉山会理、昭通、大关、宜宾等地,沿途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情况。此后法国人杜布益和爱弥?罗毅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罗毅着《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对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特别是婚姻形态有详细介绍。19世纪末法国人普亚、拉古柏里、德维亚等进入中国西南考察,后来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着作出版。法国奥尔良亲王曾赴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带实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运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不少人在传教地区调查当地民族问题,并发表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着述。其中成绩显着者有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汉名邓明德,或译为邓保禄）。1887年至1917年,保禄肺嵌谠颇下纺弦í族地区传教,直至病逝于该地。在路南彝区的三十年中,他学会彝语并能讲流利的彝话。他还向彝族毕摩学习古彝文,以致对彝族文化有较深造诣,被同行们称为"撒尼通"。保禄o维亚尔在深入研究彝族文化的基础上,1880年发表《云南罗罗文字研究》,1909年出版的《法倮字典》,是倾注他三十年心血的着述,法国文学院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他的着述为国内外学者所注目,当时不少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国人,都慕名到路南向他请教和索要有关材料。法国传教士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区传教十余年,着《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着部族》等书,介绍了云南地区彝族的风情。法国传教士马尔丹在四川彝族地区传教二十年,其间搜集了大量彝族风物和彝文文献。西方许多研究彝族文化的学者,都要运用他的资料或引用他的着述。美国牧师若克（Rock）曾长期在四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40年秋才离开昆明回国。19世纪90年代,英、法两国旅行者争相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省的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并从当地汉人手中收集彝文碑文和彝文古经。保尔凡┒蚨皆颇锨浮⒁土家妥宓厍疾欤鸭囊妥逵镅源驶阕柿纤徒话í黎东方人学会。戴维斯（H.R.Devies）在考察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时,也详细考察了云南沿途的少数民族,于1909年着《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柯乐洪,女探险家巴贝纳、温盖特等人,也考察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20世纪初叶,法国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势头有增无减。1907年,法国文学院院士夏瓦纳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1906年至1909年,多龙考察队先后在川、黔、滇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发表《中国非汉民族的历史记载》。1907年至1910年,吕真达考察队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彝区和云南彝区。吕真达着《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记叙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及其等级。这一时期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的英国人有李特、杰克、约翰斯顿、希洛克、费格生等人。李特《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小凉山区彝族作了介绍。直到1940年时,法国驻昆明领事弗朗索瓦,法国驻思茅领事彭斯诽啦撸还相继到凉山地区考察3。当时西方旅行者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成为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重要资料。这些人以考察所见而撰写的稿本或小册子,数以千百计庋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仅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的这类书就非常可观。
2.外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国外对纳西族东巴教的研究,肇始于传教士对东巴经的搜集。东巴经象形文字被带回西方,逐渐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兴趣。法国人巴克（Bacot）于1907年、1909年,两次到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调查,1913年在荷兰莱顿出版《么些研究》,成为西方东巴教研究的最早开拓者。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J?F?Rock）,1921年至1949年长期留居丽江,对纳西族东巴文化用功最深。洛克本来受美国农业部派遣,任务是采集植物标本,他却醉心于东巴教的研究。洛克的考察先后得到美国农业部、美国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等单位的资助,在丽江共购买了8000多册东巴经,这些东巴经手写本运回国后,被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机构,或卖给个人收藏者4。洛克在搜集东巴经的同时,十分注意观察东巴教的祭祀活动,甚至有目的地请大东巴为他专门表演东巴教的某些仪式。他从1924年发表《纳西人的驱逐病鬼活动》（美国《地理杂志》第46卷）开始,在美国、意大利、瑞士、联邦德国等国家先后出版或发表《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上下卷）、《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上下卷）、《纳西人的"那伽"崇拜和有关仪式》（上下卷）、《纳西人的祭天仪式》、《中国西南纳西人的"开路"丧仪》、《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写本目录》等十几种着述。经数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洛克在东巴教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西方学界被誉为纳西学研究之父。
洛克对东巴教的研究,为西方的纳西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洛克在丽江考察的时代,很多知识渊博的大东巴尚健在,他可以慎重选择有学识的东巴帮助工作。因此,那些大东巴对东巴教仪式和经书的解释、翻译,经洛克的研究得以保存于世,成为现在很难再获的民族宗教资料,其中有些经义是后世年青的东巴难以解释清楚的。洛克又有懂梵文和藏族文化的优势,对东巴教与本教教义中的文化互渗现象,能够阐释得比较清楚5。
继洛克之后的东巴教研究者有顾彼得（PeterGoullart）。1941年,路易钒璧攘斓嫉?国际援华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丽江建立办事处,顾彼得作为工作人员留居丽江八年,有机会考察纳西族东巴教。1955年在英国伦敦出版《被遗忘的王国》,较翔实地描述了所见丽江的风土民情,是认识当时纳西族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弥补洛克论着中的不足。1944年,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昆亭?罗斯福（Q.Rooseveldt）在丽江搜集1861册东巴经,其中有很多东巴教占卜经书。后来将其中1073册经书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88册卖哈佛燕京学院。罗斯福还于1940年发表《在魔鬼祭司的土地上》,刊载美国《自然历史》第45卷。昆亭?罗斯福还从云南沿怒江进入四川康区,沿途搜集民族学资料6。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博士（1870-1953）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考察,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田野活动。1902年7月至1903年3月,鸟居龙藏率考察团的中国西南之行,历时7个半月,路经9个省（市）,行程万余里。其中,在贵州、云南、四川3省的调查时间有4个半月。鸟居龙藏主要进行苗族、彝族调查,测量各地苗族的体质,记录苗族、彝族的语音。鸟居龙藏考察团携带笨重的玻璃感光片大型照相机,路经苗岭、大凉山,翻越大相岭,早出晚宿,日行平均20-30公里,最高日行达50-60公里。所到之处详细记录当地的地名、地形、土壤、植被,注意各民族服饰、语言、住居、神话、婚丧习俗、仪礼、社会组织等生活文化实态的考察,同时进行人体测量,考古调查,沿途拍摄了400多张照片。这次考察成果有《苗族调查报告》的出版,此书共分十章:旅行日记、苗族的文献、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分布与神话、苗族的体质、苗族的语言、苗族的土俗及土司、苗族的花纹、苗族的笙、铜鼓、结论7。鸟居龙藏在1926年出版《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这部中国西南的旅行日记,记录了西南的侗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傈僳族、藏族及明代进入贵州的汉族--"凤头鸡（笄）"、"里民子"的生活文化实态。此书是外国人深入中国内地,用科学方法记录各民族生活文化实态的重要着作,为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提供了珍贵田野资料8。
1910年至1911年,德国人劳西纳（F.W.Lensehner）到广东乳源瑶山考察,着《中国南方的瑶子》,是德国学者有关瑶族的着述。岭南大学教授霍真（R.F.Fortune）率考察团到广东连县瑶山调查,1939年《岭南科学杂志》十八卷第三期,刊登了这次考察的研究报告,有霍真《瑶族文化概况》,李智文《八排瑶之来历及其社会组织与争端》,李季琼撰《瑶族家中之生育婚嫁与丧葬》等五篇论文。美国人布朗（Brown）在华西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曾赴越、理番一带作彝族、羌族调查。至20世纪2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着述已有七十余部。
二、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学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一批中国人类学者开始进行民族调查,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始。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曾在德国研究民族学,他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国内一些大学相继组建人类学研究机构,不少学生到外国攻读人类学,有关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刊物逐渐问世。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其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逐渐成为人类学者调查的热点区域。
1.西南少数民族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
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术机构,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最早,亦最有成绩。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学研究室,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等,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面也有成就。20年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已经有人类学科的设置。1934年,中央大学社会学系设置文化人类学、中国民族文化课程,由黄文山、孙本文、卫惠林、何联奎、胡鉴民、邱长康主讲。1935年中山大学研究院分三个研究所,语言历史研究所改称文科研究所,分历史学部和中国语言文学部,由杨成志任所长。后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由杨成志兼人类学部主任,并招收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在国内高校中具有悠久传统。
1922年,成都华西大学成立边疆研究学会,以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为主旨。该会发起者为华西大学的外国学者,并于1923年创办《华西边疆学会杂志》。四川大学在校长任鸿隽指导下,曾在法学院成立西南社会研究部,由胡鉴民教授主持。1934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专任研究员凌纯声,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族学会。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会员成立时仅33人,至1936年增至51人,汇聚了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民族学者。1936年2月,中国民族学会出版《民族学研究集刊》,发表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着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注意。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刊物,早期有1930年10月创刊的《新亚细亚杂志》月刊,专门研究边疆及民族问题,对西南少数民族研究有极大贡献。1938年10月,凌纯声、方国瑜、徐益棠等在昆明组织开展西南民族研究,并以中国民族学会西南边疆月刊社的名义出版《西南边疆》月刊,1941年秋,移会址于成都华西坝,设通信处于金陵大学,由徐益棠暂负书记之责。该刊1944年6月第十八期出版后停办,是抗战时期有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刊物。1940年春成都华西大学组建中国文化研究所,由闻在宥教授主持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1940年创办《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至1949年共出九卷,其中第一卷分一至四号,第九卷分一至二号。1941年8月,中国边政学会在重庆巴县创办《边政公论》,至1948年共发行了七卷四期,是当时最具影响的中国边疆民族学杂志。30-40年代创办的少数民族研究学术刊物近三十种,出版少数民族研究专着百余种。
2.抗日战争前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调查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推动了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研究。当时所谓的西南边疆,除现西南川、滇、黔、桂、藏五省一市（重庆）外,还包括湘西、粤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总数约在二千万以上。西南地区战略后方地位愈显重要,要了解西南民族的社会文化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
我国最先对西南少数民族作调查的学者,首推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1928年7月12日,杨成志赴云南作民族调查。他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派遣,在云南调查太源山及昆明附近的彝族,调查区域遍及滇川交界的大凉山、昆明及河口一带。至1930年3月23日返广州,着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9。杨成志根据考察中搜集的彝族宗教资料,在《地学杂志》1934年第1期发表《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文中将搜集到手的一百三十部彝族经典,分为献祭、祈祷、酬愿、做斋、禳祓等十六类。杨成志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县东乡大麻苴村调查,拜彝族毕摩张正为师,学习翻译彝文经典《太上清净消灾经》,后来发表《罗罗太上清净消灾经对译》10,此文对研究彝族宗教与道教关系颇有价值。
1934年春,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雷马峨屏考察团深入大凉山考察,翌年发表《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11,被认为是研究凉山彝族问题必不可少的文献。丁文江从欧洲学成归国后,前往云南作地质调查。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察活动,使他在民族研究领域作出成绩,丁文江编撰《爨文丛刊》12,收录彝族传说故事及毕摩经典数种,实为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重要文献。
1933年5月至8月,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苗族地区进行考察,后来发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该书第八章《巫术与宗教》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不同意鸟居龙藏报告苗族"已失去其固有之宗教"之说,认为苗族"保存了固有的宗教"13。1934年至1936年,中央研究院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前后派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等赴云南作边疆民族调查,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滇东南的彝族,滇西的傈僳和傣族,陶云逵调查滇西南的傣族及滇西北的纳西、傈僳。考察报告散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人类学集刊》、《西南边疆》、《地理杂志》等刊物。1935年7月20日,陶云逵在云南东巴教圣地--中甸县北地,请一名四十岁的东巴巫师作羊骨卜,此人据称为东巴教祖师丁巴什罗第九十五代嫡徒,他根据观察结果并参考纳西族占卜经典,撰写《么些族之羊骨卜及贝巴卜》14,开创了研究东巴教卜书卜法的先河。
我国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以对瑶族的考察最早亦最深入。1928年夏天,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严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他们在凌云县北部六个瑶族村寨考察一个月,翌年发表《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5。1928年,中山大学生物采集队第一次赴广西大瑶山采集动植物标本,队员任国荣兼作民俗调查,着《广西瑶山两月观察记》。1931年春,该队又第四次赴广西大瑶山作第四次采集,队员注意调查广西古陈一带瑶人的风俗习尚,庞新民着《广西瑶山调查杂记》,姜哲夫着《记广东北江瑶山荒洞瑶人之建醮》,姜哲夫、张亻及、庞新民着《拜王--广东北江瑶山瑶人风俗之一》116。1935年秋,燕京大学派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象县进行瑶族调查。他们于11月18日进山,从柳州以东象山的大藤瑶山开始考察,12月16日在完成花篮瑶地区调查转移地点时,费孝通不幸误踏陷阱,其妻王同惠溺水身亡。费孝通在广州治伤期间,整理王同惠的调查资料,遂有王同惠着《广西省象县东南花蓝瑶社会组织》的问世17。
1936年冬,杨成志率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广东北江瑶山考察团,深入曲江县境瑶山考察,该团由研究生及考古学、民族学与民俗学本科生共八人组成,对瑶人的社会经济信仰文化等作深入调查,收获颇多。1937年中山大学《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出《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专号》,计三百四十页,二十万字。其中江应木梁撰写《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研究报告,涉及瑶族宗教中的神庙及拜神仪式,瑶人信仰中之神的分析,巫师及宗教法事,魔法、占卜及民间禁忌等内容。杨成志撰写《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18,对考察团的考察作了科学总结。
凌纯声亦致力于瑶族研究,用法文发表《亚洲西南瑶族之民族学的研究》,在理论探讨方面贡献尤大。徐益棠1935年暑假赴广西象平调查瑶族,历时四月。后来陆续发表调查研究的成果有:《广西象平瑶民之生死习俗》;《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广西象平间瑶民之法律》;《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婚姻》,《广西象平间瑶民之饮食》19。其中《广西象平间瑶民之宗教及其宗教的文献》,对瑶族宗教的神话、庙宇及祠堂、敬神及请神、请神唱词、法具等有较深入的研究。
3.抗战期间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北方各学术机构相继迁徙至西南后方。国内人类学者结集西南,专家如凌纯声、陶云逵、吴文藻、杨成志、闻在宥、吴定良、顾颉刚、李方桂、史图博等在云南,卫惠林、黄文山、马长寿等在重庆,徐益棠、胡鉴民等在成都,都注意实地调查研究。在这些专家指导下,又有无数青年学者,或从事田野考察,或从事室内研究,作出许多成绩。在这人才云集于西南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是人类学理论探讨还是实地调查,都使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进入高潮。
1938年11月至1939年7月,庄学本在宁属的越、冕宁、昭觉、盐源、盐边各县十二个彝族村落考察。1941年5月,庄学本撰写《西康夷族调查报告》,作为宁属考察报告第七号,由西康省政府发行,其中有考察所得彝族宗教的情况。193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贵州民族调查团。1939年春,中央庚款董事会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梁瓯第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曾只身深入大小凉山考察,他功成归来后撰写考察报告书,提交给中英庚款董事会。1937年,马长寿率民族考察团赴凉山彝区调查,撰写《凉山罗夷系谱》,此数十万言的调查报告未曾公开发表。后来华西五大学组织凉山抗战劝导团的考察活动,马长寿专门撰写《凉山罗夷的族谱》20,1940年7月至11月,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二十人的"边区施教团",赴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彝族地区考察,金陵大学教授徐益棠参加这次考察活动。考察报告书《雷马峨屏纪略》21,其中徐益棠《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张云波《雷马屏峨边区之夷务及倮罗文化概论》,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内容,约占报告书的三分之一。徐益棠《雷波小凉山罗族调查》,又在《西南边疆》第十三期发表,其中精神生活部分谈彝族的宗教和艺术,内容涉及彝族巫教的神灵、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1941年夏,高伦率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大凉山彝区考察,高伦后来撰写《大凉山彝区见闻录》22。1940年夏,林耀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之后,翌年回国受聘于成都燕京大学执教。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率考察团深入大凉山彝区考察,后撰写调查报告《凉山夷家》,书中有彝族宗教情况的介绍,194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23。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胡先晋女士在《美国人类学家》发表长篇评介文章。
1939年4月至5月,雷金流赴云南赝江松子园彝区调查,撰写《云南赝江罗罗的祖先崇拜》24。陶云逵考察云南的彝族,撰写《大寨黑彝之宗族与图腾制》、《西南部族之鸡骨卜》25,马学良30年代在云南从事彝族语言调查时,常随彝族毕摩参加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后来陆续发表有关彝族宗教的论文,如《黑夷做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黑夷风俗之一--除祸祟》,《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从倮罗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倮族的招魂和放蛊》,《罗民的祭礼研究》26。陈宗祥1946年冬穿越大小凉山,进行彝族社会组织和宗教的调查,其中用两月时间在德昌县考察栗粟与水田两民族,撰写《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图腾制度》27。陈宗祥《倮罗的宗教》28,探讨彝族宗教信仰的神鬼,彝族宗教活动的巫师,彝族宗教祭祀的仪式,认为彝族宗教保持着原始宗教的本来面目。四川大学胡鉴民致力于岷江上游羌族的调查,撰写《羌族之信仰与习为》29,是羌族宗教研究的力作。
大夏大学自抗战后迁徙贵州,鉴于贵州民族研究的重要,学校特设社会研究部,相继由吴泽霖、岑家梧主持。该部组织定番,安顺,卢山,三合,都江,下江,榕江,永从,荔波等地苗族、仲家（布依族）考察,撰写调查报告《炉山黑苗的生活》十卷,《安顺苗的生活》一卷,《定番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炉山县苗民调查报告》十卷等。岑家梧在调查中注意研究宗教问题,先后撰写《贵州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30,《水家、仲家风俗志》,对仲家（布依族）的作解仪式,有较为详细的考察研究31。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收集的民俗品,专门设立边疆文物陈列室展出。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还主编《贵州日报》副刊"社会研究",此栏目每双周星期二出版,登载该部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风俗、神话等文章,1940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收录该部在《贵州日报》副刊发表研究苗族的八篇论文。
抗战期间对瑶族的研究成果,有胡耐安《粤北之山排住民》,于1940年9月出版。该书第三章《粤北山排住民之宗教》,分述巫师之教育、等级、法器、经典、符、法术、庙宇、节期。1941年4月25日至5月4日,杨成志又率研究生赴粤北乳源瑶山考察,梁钊韬负责调查宗教问题,后撰写《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32,杨成志撰写《《粤北乳源瑶人调查报告》33,内容包括瑶族宗教信仰的考察总结。
我国纳西族学者方国瑜教授,是以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东巴教最有成绩者。1933年秋,方国瑜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受命回丽江调查,在东巴经书及教义、道场研究方面作出成绩。他撰写《么些民族考》,被誉为纳西族历史文化的奠基之作。1935年7月完成《纳西象形文字谱》书稿,内容有东巴经义的解释,为中外学术界所推崇,国外学者称方国瑜为纳西学之父。傅懋责力教授从1940年起开始研究纳西语,对东巴经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其力作《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堪称科学详实的东巴经译注范本。另一研究东巴教有成就者是李霖灿,他1940年6月至1943年9月间在云南丽江、中甸、维西、宁蒗等县考察,先后聘请东巴杨学才、和才、和文质帮助翻译考察工作,经历数年的纳西族东巴教实地研究,于1944年出版《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5年出版《么些标音文字字典》。1946年撰写《么西经典六种》,其中"占卜起源的故事"、"多巴神罗的身世"、"都萨峨突的故事"、"某莉庆孜的故事",是东巴教占卜、超度、祭龙王的重要经典34。吴泽霖《么些人之社会组织与宗教信仰》35,对纳西族东巴教及宗教传说,有较为详细的研究。
后论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跋涉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况,从他们实地考察中撰写的通讯可以睹见。费孝通、王同惠《桂行通讯》,陶云逵《俅江纪程》、《新平通讯》,庄学本《西康木雅贡噶雪山游记》。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林耀华《大小凉山考察记》,方国瑜《裸黑山旅行记》,李式金《澜怒之间》36,阅读这些人类学者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行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老一代学者投身于学术的执着追求。杨成志在《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中说:"要望民族学逐渐在中国发展起来,尚待一般同志们更加努力宣扬,尤其是抛开了书本能够实行到山国去或边疆去!"37梁瓯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文末说:"凉山欢迎的是刻苦自励,有作为肯牺牲的青年,不是一些企图做团圆富家翁的人物。"38徐益棠曾评价当时中国的人类学者,"鄙夷名利,断绝仕途,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39。杨成志赴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在高山峻岭之区,或穷乡僻壤之处,与罗罗同享衣、食、住、行的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或汉化的生活。"40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中国人类学田野工作并没有止步,一代人类学家的学术精神值得今人汲取。甚至在一衣带水的东瀛日本,为弘扬鸟居龙藏的学术精神,已将鸟居龙藏《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改编为《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号召日本青年学者向鸟居龙藏学习,投身到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去。
（责任编辑:唐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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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国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考证马可波罗在云南的行程甚详,载《西南边疆》第四期,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1939年1月。
2.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5页。
3.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陶学良《彝族文化研究鸟瞰》,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84、811-814页。
4.关于洛克收集的东巴经的下落,据德国学者雅纳特（K.L.Janert）《洛克收集的东巴经及其在德国的藏本》介绍:很大一部分手写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约4000册售给私人（此部分称为"赫伦梅勒(Heronmere）收藏本");约1000册手写本和大量"赫伦梅勒收藏本"的微缩胶卷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学院（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获得1000册左右;洛克赠送给他的朋友和熟人共约25册;15册"左拉"（Dso-la）手写本在中国出版部门被盗。包括洛克个人收藏的照相复制本在内的1115册手写本被马尔堡德国国立图书馆购买（其编号是:"Hs,Or,Collection"Hs,Or,301-677,1362-1590,1593-1594,1596-1601,"K,Or,Collection"K,Or,1-501）。参见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杨福泉白庚胜编译:《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第216页。
5.杨福泉、白庚胜《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述评》,杨福泉、白庚胜编译《国际纳西东巴文化研究集粹》,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
6.《中国原始宗教资料丛编?纳西族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7-28页。
7.杨成志《苗族的名称区别及地理上的分布与神话》,是此书第三章内容的翻译,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三集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西南民族研究专号》,1928年。后来全书由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8.黄才贵《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我国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鸟居龙藏《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鸟居龙藏全集》第10卷第219-521页;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鸟居龙藏全集》第11卷第1-280页,东京,富山房,1926年。9.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30年。
10.《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北平,1932年10月,第175-198页。
11.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全文共一百二十四页,1935年印行。
1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3.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7页。
14.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第一卷,1938年12月,第87-144页。
15.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版,1929年1月。
16.《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1932年10月,第45-82页、第83-88页、第89-119页。庞新民还撰写《广东东北江瑶山杂记》,后收入《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9月出版。
17.广西省政府特约研究专刊,1936年。王同惠遗着《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年由北平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参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页、33页。
18.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38年。
19.《金陵学报》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1938年5月11月印行;《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1942年9月;《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8月;《边疆研究论丛》（1942至1944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
20.《边疆研究论丛》（1942至1944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年刊行。
21.全书336页,附地图,于1941年7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印行。
22.《零玉碎金》第一辑,台湾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年9月,第1-253页。
23.林耀华新着《凉山彝家的巨变》共四编,将1947年出版的《凉山夷家》收入第一编《凉山彝家》,第1-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5月。
24.《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
25.《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一期,1943年9月;《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二期,1943年11月。
26.《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五、六期,1943年7月;《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九期,1944年9月;《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1947年3月;《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边政公论》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学原》第二卷第二期,1948年。
27.28.《边政公论》第六卷第四期,1947年12月;第七卷第一期,1948年3月。第七卷第二期,1948年6月。
29.《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成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1年。
30.《边政公论》第四卷第二、三期,1945年3月。1944年《风物志》月刊第一期亦载此文。
31.此文1944年写于贵阳,1949年修改后收入《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印,1949年12月。
32.《民俗》第2卷第1、2期合刊,1943年。
33.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版,1943年。
34.李霖灿1978年4月在台湾出版《么些经典译注九种》,及《中甸县北地村的么西族祭天典礼》（《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九期、十期,1960年）等论文,有赖于40年代在纳西族地区考察所奠定的资料基础。郭大烈:《李霖灿与纳西族东巴文化》,魏治臻:《〈么西经典译注九种〉的内容和特点》,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455-464页、452-454页。
35.《边政公论》第四卷第四、五、六期合刊,1945年6月;第七、八期合刊,1945年8月。
36.1935年10月撰写,《北平晨报》连载;（1）《西南边疆》第十二、十四、十五期连载,1941年5月,1942年1月,1942年12月,（2）《边疆研究通讯》第一卷第五、六期;《边疆研究论丛》（1941年度）;《教育新时代》第一卷第七期至第二卷第一期连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五、六期,1944年5月、6月;《西南边疆》第十五期、十六期,1942年5月,1942年12月;《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七期（1944年7月）,第四卷第二、三期（1945年3月）,第四、五、六期（1945年6月）。
37.《民俗》第一卷第三期,第3页。38.《教育新时代》第二卷第一期。梁瓯
第《我怎样通过大小凉山》,1944年由贵阳文通书局出版。
39.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妨期,1942年1月。
40.杨成志《罗罗说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三期,193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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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9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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