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庇护面谈技巧_美国宗教与政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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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宗教与政治（B）

[日期：2004-04-11] 来源：交流杂志  作者：Kenneth D. Wald [字体：]

美国宗教与政治（B）

Kenneth D. Wald文
发表:交流杂志/2000年第一期;学术交流网/美国社会生活/2004年4月11日转发

访谈录

上接A篇

问：换言之，政治造就了同床异梦的盟友。例如，在更为保守的问题上，极端正统派犹太教教徒与福音基督教徒便会采取一致行动。
答：的确是这样。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鲜有共同之处，但当涉及同一进程的某些其他方面时，他们便找到了共同点。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一直颇为幸运。美国没有变成北爱尔兰，因为每一问题都不仅仅涉及天主教与新教，而其中一方注定将取得胜利。在美国宗教体系中，宗教之间差别如此之大，派别如此多样化，以至于大至保持了某种平衡，避免了任何一个派别处于主宰地位。
美国宗教发展的趋势是更加多样化。自20世纪60年代移民法被修改以来，信奉所谓东方或亚洲宗教的人数已大幅增加。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代表了美国宗教的未来：更加多元化、更加的多样化，甚至在同一派别内亦是如此。
例如，南部浸礼教会（Southern
Baptists）可能正在分裂成为两大独立的派别。两大不同的趋势已经出现。美国犹太人从属于四、五个不同的传统或派别，如果你愿意使用这一术语的话。因此我认为，目前的模式将更趋于多样化。任何信仰欲取得主导地位也将变得更不可能。
问：人们都提到宗教利益集团外游说取得成功。这些活动与工会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石油利益集团以及其他群体所开展的活动有何区别？
答：我认为，广而言之，宗教利益集团与经济或劳工利益集团的游说方式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我同时认为其间存在差别。例如，宗教利益集团很少采取像政治活动委员会直接参与竞选捐款方式。但在其他方面，宗教利益集团会开展所谓的“基层”游说，鼓励其成员与政府官员展开对话，组织游行及公共信息运动。他们有时雇用职业游说者代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在某些意义上他们与一些世俗利益集团极其相似。
另一方面，我认为认识到有时与世俗集团的游说风格不同是十分重要的。宗教利益集团通常声称自己具有预言动机；换言之，他们极力促使政府官员注意到自己的宗教思想的真知灼见。在游说过程中，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精神的，而非金钱的方式。有时这意味着他们更难取胜，但他们关注的是更具广泛意义的问题。因此他们有时与普通游说集团极不相同。
宗教游说偶尔会采取我认为十分令人无法接受的方式。宗教利益集团可能宣称，“如果在此问题你不给予支持，你便在以某种方式阻挠神的旨意”。他们有时还真能将某一特定计划与上帝的指令联系起来。我所熟悉的大多数宗教传统会将其视为亵渎神灵，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将宗教原则或神的指令与政治行动计划联系在一起，我认为那不是宗教所应采取的行动，这实际上曲解了宗教的目的。
问：这是极右组织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的部分原因吧，即认为极右分子超越了传统宗教表达的恰当界线？
答：我认为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当时这些团体开始在华盛顿施加政治影响。我现在能够回忆起的有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宗教圆桌会议（Religious
Roundtable）。这些群体尤其擅长使用这种游说方式——进入立法者办公室并声称上帝的意志要求我们通过某项立法、某项平衡预算修正案，或者一项反堕胎修正案或者诸如此类法案。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徒劳无功，因为议员们——坦率地讲，以及美国公众——对于必须将他们的神圣教义写进某项特别政治计划的意图不抱好感。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那些保守的宗教群体已经从其80年代初的失败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如果你将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之类的组织与在某些方面为其精神前身的道德大多数派作一比较，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宗教游说采取了更为精明、更为敏锐的态度。你会发现现在的趋势不再是声称“这是上帝的意志”，而是“这是我们试图了解如何将我们的传统精髓应用于该问题或政策的谦卑努力”。他们现在也在更多地谈论学生的宗教自由而非学校的祷告仪式。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项战略转移。显而易见，领导基督教联盟的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在政治上较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或者众多为道德多数派效力者更为精明。然而，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学习的历程。人们从所属的教会及其一些教徒的反馈中受到了责难。他们终于明白，在将其政策倾向性与其宗教观点联系起来时适可而止是重要的。
在星期六早上我参加的礼拜中，我们为美国背诵祷文，在其中一段，我们请求上帝赋予立法者与政府官员以托拉（Torah）的洞察力。这不是要求他们改变信仰，祷文并未声称某些特定政策与我们的传统是一致的，而其他政策则不是如此。祷文说明我们的传统中有关何为公正、何为公平、何为合理的深刻理解应该成为政治进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对宗教的容忍限度。
问：那么，上述这些更为精明的右派团体所取得的成功实际上是否再一次证明了中间阶层美国人是如何看待整个进程的？
答：是的，我认为完全正确。
问：我感到，国外对于美国的宗教利益集团试图影响事关国家利益的政治或政策所造成的结果存在误解。
答：是的，我认为确实如此。我在国外讲学期间的确发现国外对美国政治中的宗教存在两大误解。其一是认为美国人不信奉宗教，宪法上的政教分离反映出对宗教的敌视。我已经表明我认为这并非事实——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正是因为国家未对宗教作出许可规定才使美国宗教如此充满活力。毫无疑问，与其他任何政府支持宗教的国家相比，美国的宗教是一个更具活力的制度和更有积极作用的因素。我认为这其中存在着某些有趣的市场经济原因。因此这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误解。我认为事实证明了它是错误的。
另外一大误解是认为在某些政策领域，宗教利益集团完全主导了事态进程，我们听到最多的例子便是美国的犹太社区和以色列。我认为有趣的是，一方面可能存在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利益集团发挥影响的政策领域。此即因为一系列原因对美国犹太人具有根本意义的政策区域。在众多犹太人看来，，他们的命运在诸多重要方面与以色列国的存在休戚相关。在诸多情形下，这一政策领域对于犹太人的生存与安全至关重要。这还是一个大多数人都承认直至最近均无其他任何利益集团涉足的政策区域。因此你可以预料，如果在任何政策区域，某个宗教群体能施加巨大影响，应属诸如中东（Middle
East）地区或美国犹太人社会那样的群体。
但事实上，证据表明尽管美国犹太人在某些重要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统认为他们所倾向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美国犹太人与政府当局意见相左时，(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如此)，他们几乎未能取得任何成功。例如，他们未能阻止里根（Reagan）政府出售预警（AWACS）飞机。他们未能说服乔治·布什（George
Bush）解冻对以色列国的贷款担保。如果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认为以色列在谋求中东和平的进程中不够积极，美国犹太社区今天是否能阻止他试图向以色列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我对此颇有疑意。因此，如果总统成为盟友，利益集团就会取得很大成功。如果总统并非盟友，那么犹太社区在上述方面通常不可能取得成功。
问：这些年里我们在目睹宗教容忍的同时也目睹了宗教不容异说。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宗教不容异说可以被阻止或缓和吗，应采取何种方式？
答：我认为，美国的事实表明，一方面，就大众而言，宗教容忍确有发展。显而易见的是，明目张胆的反犹太主义与反天主教主义现在只是在极端运动中才会出现的现象。例如，与过去相比，美国人更愿意将选票投向具有少数族宗教背景的候选人。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为公开的宗教歧视有所减少感到鼓舞；社会对宗教歧视越来越难以接受；由于人们信奉少数族宗教而阻碍其成功的可能性日渐减少。
另一方面，令我感到担忧的是，在社会边缘，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暴力有所增长。例如，我们在反堕胎运动的极端组织中看到了这一现象，他们炸毁堕胎诊所、杀害其工作人员。我们发现，这种暴力现象同样存在于主要是西部各州的某些民兵运动的极端组织，那些州的所谓基督教身份（Christian
Identity）运动煽动了几起谋杀和暗杀事件。因此，主流社会传来的是好消息；而来自社会边缘的消息则令人忧心忡忡。
事实表明，与此类暴力斗争的途径首先是强有力的执法——严肃对待这些威胁并作出恰当处理。另一条也许更为重要的途径是，社区本身必须奋起谴责。在反犹太破坏行为时有出现的蒙大拿州比灵斯（Billings,
Montana）发生了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社区成员决定，在修殿节（Hanukkah）期间，如果破坏者以窗户里放有犹太人节日用大烛台的房屋为袭击目标，比灵斯的每个人都将在窗台上放置大烛台。我认为，如果社区明确表示根本不会容忍此类行为，也就传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问：假如美国生活中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保持现状，目前是否出现了将在今后几年内以某种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问题？
答：我认为，在过去10到15年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两大真正有趣的变化。第一是福音派基督教徒的在政治上的崛起。该教派现在大概已吸纳多达25%的美国民众，但过去人们却很少听到其有组织的政治呼声。自1980年以来，福音派教徒的政治呼声更为引人注目、更加充满自信。尽管他们的做法不够成熟，他们毫无疑问地经历了一个学习、借鉴过程、但是，总的来说，以前处于政治边缘的福音派教徒终于真正成长起来了。
我认为，另外一大转变则寂静得多，但也同样有趣。这便是美国天主教徒不断变换的角色。过去，天主教徒只有在涉及天主教的直接利益时才比较积极地参与政治。教会学校的公共资金问题或者公开的反天主教活动是以往将天主教徒卷入政治领域的问题。
很明显，目前天主教徒已在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上立足，其获取成功的方式饶有趣味但并非总是始终如一。我们大多数人将天主教会视为反对堕胎者以及支持生命运动的推动力量，然而与此同时，天主教会非常积极地为美国贫困阶层直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教会在说西班牙语的群体、重返其工人阶级信徒基础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同时也显示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Vatican
II）制定的一整套改革方案所产生的影响。
问：你在书中写道，美国宗教与政治的联合利弊兼而有之。你能概述一下你的观点吗？
答：我认为，任何不带偏见者都必须承认，宗教有时使我们的政治得到了升华，并促使我们以最佳的方式采取行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大概是宗教建设性地参与政治制度的高潮。
另一方面，任何不带偏见者也会承认，宗教煽动了某些过激行为。当人们将宗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时，宗教似乎在鼓励极端的暴力行为。美国曾经发生过我们很多人感到羞耻的事情：炸毁堕胎诊所与民兵运动中的暴力便是最近两例。
在我看来，宗教与政治之间联系的利弊取决于人们以何种方式将宗教价值观融入政治进程。我认为，如果他们赞同那种胜利者的观点认为掌握了所有答案，而只是让我们的政治制度从属于明显的宗教传统，麻烦也会接踵而至。
我认为我们的宗教传统不是十分明显的；在将其运用于政治领域时需要采取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即意识到我们仅仅模糊地了解我们的宗教信念在世俗领域的意义。当人们以谦逊、容忍的态度对待宗教问题，并认识到当你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时，那么我认为这种宗教和这种宗教冲动便十分具有建设意义。
1997年3月美国新闻署（U. S. I. A.）
电子杂志《美国社会与价值观》（U. S. Society & Values）

转发时分A、B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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