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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与重新审视宗教

作者：叶小文

现在，举国关注、共同努力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这应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社会”。就此，我想谈一谈“构建和谐社会与重新审视宗教”。

关于这个题目，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宗教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二）宗教是消极力量还是积极力量？（三）宗教是冲突因素还是和谐因素？对“一”，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宗教源远流长，谁也不可以否认。对“二”，有一个巧妙的回答：宗教人多势众，谁也不能够反对。对“三”，有一个模糊的回答：宗教错综复杂，谁也不容易把握。但是，光“简单”是不可以的，对反复出现、长期存在的东西，应该把握其规律。光“巧妙”是不可以的，对大量出现、普遍存在的东西，应该掌握好政策。光“模糊”是不可以的，对宗教问题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因此，对三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分别是：（一）根本是长期性，（二）关键是群众性，（三）特殊的复杂性。

根本是长期性

宗教从原始社会一路走过来，向未来社会一路走过去。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人们无法摆脱社会盲目异己力量的支配，在于劳动者对于剥削资本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在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醉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劳动者对于剥削资本所造成的巨大苦难的恐惧和绝望”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宗教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蓬勃发展。为此，2001年中央召开的宗教工作会议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那么，将来阶级和国家都消亡了，宗教继续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何在？为什么人们还有宗教需求？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回答。但马克思明确告诉过我们，宗教的存在和国家政治解放的完成并不矛盾。马克思说：“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我理解，“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约束说明他们的宗教约束”，也就是说，由于马克思处于充满苦难、充满压迫的阶级社会，更多关注人们的“世俗约束”，宗教主要是对苦难的说明和解脱，对“世俗约束”的忍耐、挣扎和反抗。

但到了新社会，这种“世俗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除，为什么“宗教局限性”仍然难以消除呢？我们是否可以接着马克思的话再说一句：“我们还应该用自由公民的世俗追求说明他们的宗教追求。”因为，人类有个永恒的主题，总是不满此岸的苦难，要走向彼岸的幸福。例如，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理想是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在不同的阶段走向幸福、追求幸福。这可以说就是一种“世俗追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追求；或者说，共同的幸福追求中又有不同的感受。对“世俗约束”的承受和忍耐、认识和解脱、挣扎和反抗，导致了人们接受“宗教约束”。对“世俗追求”的期盼和奋争、胜利和挫折、希望和失望，也会导致人们接受“宗教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宗教关注着人们对幸福的执着追求，反映了人们对幸福的诸多困惑，提供给人们对幸福的强烈诱惑，其实也是人们对“幸福追求”的“宗教追求”。

宗教的另一个功能是终极关切，这是幸福追求的未来约定，是精神追求在来世的兑现。人作为生命体有生老病死。人在临死前会问：有没有灵魂？下辈子怎么办？这就属于终极关切。着名的雕塑家罗丹有一个作品《地狱之门》，反映的就是人在临死前对上天还是入地的奋争。其中，有个人坐在门前冥思苦想，这就是“思想者”，他在想终极关切。

宗教还是一种生命观，各种宗教都强调“安顿好自己的生命和身死”。基督教讲“永生天堂”；伊斯兰教讲“再生天园”；佛教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道教讲“长生久世、长生自然、长生不老”。

其实，中国的儒家学说早就回答了关于幸福追求、道德约束、终极关切的问题，它有个基本的命题：“生命的安立”。人是一个生命体，有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有生命的活跃和生命的安定。安身立命，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宗教有这么多功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宗教的作用，必须科学地对待和冷静地批判宗教。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批判宗教，当然是对宗教的否定，但又不是简单地否定。人们常思考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很少注意生命观、生命安立的问题，而宗教总是用虚幻的方式关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生命的安立。我们讲得很少的问题，宗教讲得很多；我们讲得令人将信将疑的问题，宗教假借神之口让人坚信不移；我们使人虽然相信、但难以坚信的问题，宗教却假借神之力使人乐此不疲、无怨无悔。因此，宗教可以成为世界上如此众多人的入脑入心、有内在约束力甚至精神控制的生命观，成为总是“围绕人转动”的太阳。当然，是虚幻的太阳。人在实现彻底解放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自由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达到“围绕着人自身转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总是有围绕着人转动的宗教会与之相生相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类不能没有太阳；相生相伴、挥之不去，我们不能不关注和研究虚幻的太阳。

马克思以“太阳”为喻，何其了得！埃及文明长达六千年，其法老文明信奉的正是“太阳神”！埃及文明就是尼罗河的文明。尼罗河是南北向的，有东、西岸。太阳升起总在东岸，所以所有的神庙一定在东岸；月亮总在西岸，所以金字塔之类的陵墓一定在西岸。太阳每天早上升起，走一天后就死亡而变成月亮，埋到墓里，然后有神用船把它拖过尼罗河，又变成太阳，周而复始。这就是法老文明的理念。太阳神神殿的遗址留存至今，虚幻的太阳竟留下了如此凝重的石柱，默默地耸立了六千年，仿佛在向人们诉说，诉说宗教的长期性，诉说看待宗教不可简单化。

关键是群众性

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统计，现在全世界的64亿人中，有48亿人信教。其中基督教信徒有20亿，伊斯兰教徒有13亿，佛教徒约3亿，印度教徒约7亿。中国有多少教徒呢？周总理说过“一个亿”。

怎么看待宗教？2001年，中央召开了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由于宗教的群众性，往往构成非常强大的社会力量。处理得好，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稳定产生积极作用，处理得不好，就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甚至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关键看能否有效地管理或引导它们，减少它们中的消极因素，发挥它们中的积极因素。”这是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宗教的“二因素论”。宗教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但肯定积极因素不是为了发展宗教。“应当努力将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

举一个例子，2002年2月23日到3月31日，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曾赴台湾地区举行供奉活动。佛祖释迦牟尼涅盘后，他的遗骨化为很多舍利子，其中有个指关节就是“佛指舍利”。佛经上说舍利子乃“最上福田”，是最有福的宝物。赵朴初诗云：“玉棺启见佛指骨，曾使唐皇泪盈目。想见当年丈六身，一弹三界群魔伏。凝视莹莹润有光，不同凡质千年藏。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这样极其珍贵的佛指舍利，是怎样到台湾去供奉的呢？

台湾星云法师精通佛教，善于讲经说法，以佛光山为名在世界各地修建了很多庙宇。有一次，他托付一个美籍华人向中央有关领导，表达坚决反对邪教、主张祖国和平统一的想法，并提出想去扬州看望老母亲的请求。领导同志同意了，派我到南京跟他会面。我说：“星云法师，赵朴老有句话：有好题目就可以作好文章。佛指舍利、佛牙舍利到了香港和其他地区，万众归心、认祖归根。”星云法师说：“我要请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到台湾。”我说：“星云法师是要‘三通未通、佛祖先通’吗？”他说：“正是此意。”

但是台湾当局不同意直航，偏要从香港绕一圈。佛龛固定在飞机中部，从香港绕道的时候，出了问题。佛龛外表金碧辉煌，里面却因为一起飞，有根木梁松动了，塔尖歪了。返航来不及，又没法打开。只好暂时用袈裟把外面遮盖起来，但不是长久之计。真是出师不利。大家都急了一头汗。情急之下，我心想：飞机起飞时跟降落时角度相反，也许塔尖会正过来，就说：“星云法师，让大家念经吧。”于是，大家开始念经，到了香港一看，果然正过来了！我就对星云法师说：“本来说‘三通未通、佛祖先通’，后来非要佛祖绕路。佛祖摇头叹气、似有不悦。大家念经，我佛慈悲，它就正过来了。”这段话后来登在台湾的报纸上，老百姓说，灵啊，佛祖也主张“三通”！

佛指舍利在台湾所到之处引起空前轰动，恭迎场面盛大，，台湾有2400万人，参加供奉的就有400万，整个行程长达37天。

护送佛指舍利的车队进入台北市区时，十万多佛教信众聚集在道路两旁，夹道恭迎。他们摆设香案，供奉鲜花、果品，手持恭迎旗，齐诵佛号，许多人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有的人跟在车队后面三跪九叩，顶礼膜拜，一度造成交通拥堵，场面相当热烈。台湾佛教界在台湾大学体育馆举行了有五万信众参加的佛指舍利安奉仪式。星云法师在安奉法会上说：“两岸相隔几十年，佛指现在来台，能充分发挥它的慈悲，让我们两岸的心融在一起。”中台禅寺的惟觉法师说：“这样的场面很难得，完全是大众发自内心的。两岸佛教同根同源，通过这一活动，使大众的这一观念得到了加强。法亲，人更亲。”他还说：“这不仅是一种宗教交流，更是一种感情交流。”许多台北市民特别是老人都激动地说，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佛指，是今生最大的福分。他们祈盼佛指舍利保佑台湾，保佑同文同种的两岸人民。台湾佛教信众说，“这是两岸最亲切、最自然、最和气的交流”。

前一段，连宋访问大陆期间，中央电视台播放一个关于两岸关系大事记的新闻，其中2002年佛指舍利赴台供奉活动，与汪辜会谈、江泽民发表关于祖国统一的八项主张、春节包机、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等并列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事件。足见，佛指舍利赴台供奉在两岸交流中占有的重要一席。这项活动确实“圆满出色”，确实“可圈可点”，不但使两岸佛教界之间同根同源、法乳一脉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深化，而且也使两岸同胞之间的同宗同祖、血浓于水的亲情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特殊的复杂性

在中国看来，宗教当然是和谐因素，但在世界看来却非常复杂，热点很多。2000年世界宗教大会的宣言说：“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

举一个例子，阿以冲突——剪不断、理还乱。18岁的巴勒斯坦女孩竟然跑到超市里做人体炸弹，她死前身上天天背着炸药睡觉。她的父母都不知道，而且她自己还给自己录像：“无自由、毋宁死；无尊严、毋宁死。”巴勒斯坦很多孩子对犹太人都恨之入骨。这个民族为什么如此前仆后继、敢于牺牲，巴勒斯坦的这些孩子们为什么愿意去当人体炸弹，愿意去死呢？争端的后面有宗教的情结。

尽管在世界上宗教问题有特殊的复杂性，热点很多，但在中国的宗教应该是和谐因素。我们把眼光放回我们自己，回到构建和谐社会与重新审视宗教上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谐社会应当是团结的、充满活力的；有效率的、公平的；矛盾化解、社会稳定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宗教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务院刚刚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开宗明义第一条：为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维护宗教和睦和社会和谐，特制定此条例。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全世界信仰宗教者是大多数。新中国的宗教能够成为和谐因素，这有多美！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社会的和谐首先是人的和谐。如果总是抱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是达不到和谐的。和谐社会就要“和而不同”：和谐而不相同，不同而互相包容；和谐而共生共长，不同但相辅相成。费孝通有遗言：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方为和美。

中国的宗教是“以和为尚、和气东来、和风西送”。何为“以和为尚”？佛教中的“六和敬”是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人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我编了一个新“六和敬”：“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新“六和敬”从人心讲到家庭、讲到社会关系、讲到国家、讲到世界。何为“和气东来，和风西送”？我们要重开五千年东方文明智慧之花，催生新世纪和平进步之果，我们要为当今这个很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为了迈向全球化的世界寻求引导全球化的理念。今天，中国正努力和平发展，大家正构建和谐社会，祖国正迈向和平统一，世界也企盼天下太平。这一切都需要“和”，都崇尚“和”，都以“和”为贵，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新中国的宗教在自己的旗帜上大写着一个“和”字。新中国的宗教应当是积极的力量，是和谐的因素。我们要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事业上来。新中国的宗教在正确方针政策的引导下可以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构建和谐社会、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和平发展、为天下太平、人类幸福，做出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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