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变化与规制效应研究

发布时间：2020-07-26 20:41

【摘要】：环境污染是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和公共政策的差异,不同国家(地区)所遭遇的环境困境以及治理难度却迥异。工业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表明,污染会同时影响着生存和发展。一方面,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损害会加速人力资本折旧,另一方面,污染还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污染的效应不仅是一个总量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结构和分配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污染是一个关乎效率和公平的重大公共议题。当下,中国环境的累积负荷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形势之严峻以及修复之艰难已经充分显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4),而经济发展呈现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阶段性特征,则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使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须更加科学的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作为环境保护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规制政策,被公认为污染的“杀手锏”,但是却被认为会影响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就业分配等,要进行环境规制就必须平衡“污染”与“发展”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与“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治理结构、以政府机制为主的治理机制、以过度分权为主的治理体制”高度相关,与调整经济结构的长期性相比,要解决当下的中国环境问题,对公共政策的结构进行调整、对治理机制进行创新、对治理体制进行改造显得迫在眉睫。在剖析和总结中国环境质量变化和治理机制演进的基础上,从效率和公平两个维度评估环境质量的健康经济效应和分配公平效应；在此基础上,引入环境规制和分权变量,评估环境规制的系列环境、经济和社会效应；最后,引入社会资本机制,探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治理机制的互动及其效应。本文结论和优化路径包括：(1)在Blanchard(1985)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环境污染如何通过健康影响到经济增长,平衡增长路径中的最优增长率受到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环境因素对长期最优增长的影响可以由污染对预期寿命的影响来解释,教育和医疗卫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健康风险。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1992-2011年我国28个省份数据,通过面板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在克服内生性影响基础上,考察了环境污染对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确实对国民健康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健康影响到经济增长,教育人力资本和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减轻污染健康风险,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害还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联立方程组检验进一步表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这表明,通过一定的环境污染代价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可能并不具有持久性,过度污染会拖累和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代价和健康代价是综合评估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参考标准。对此,应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加强环境教育,普及环境健康知识,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2)结合现有文献和构建的世代交叠模型,提出了“污染健康”陷阱问题,同时基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环境污染会引致差异化的污染暴露水平和污染健康效应,带来健康不平等,进而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新的来源。将个体社会经济特征数据与地市污染数据有机嵌套,利用广义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发现,污染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及其不平等的重要传导机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容易暴露于污染之中,健康影响更大；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较重,污染的健康经济负担呈现出明显的累退分布,即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区,所承担的污染健康成本更高,对GINI系数的贡献度为1.33%-3.84%,对Theil-T指数的贡献为2.640%-7.24%,对Theil-L指数的贡献为4.51%-9.19%；利用1998-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解释了污染通过健康影响地区内和城乡间不平等。由于污染带有明显的“亲贫性”以及当下污染形势的严峻性,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可能面临着较为突出“污染健康贫困”陷阱风险。(3)首次利用国务院2003年实施的限期达标制度所划分的“达标城市”和“非达标城市”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利用基于趋势评分的双重差分方法,有效控制了内生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全面评估了环境规制的“降污”和“增效”效应(又被称之为“双赢”效应),并从制度特征差异的角度探讨了环境规制“双赢”效应的异质性,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推动环境规制改革提供了思路,最后采用替换样本和指标、准倍差法以及反事实估计的稳健性分析证实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归结起来,本文得到结论包括：一是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可以降低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但中长期面临着不确定性和反复性。二是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会降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环境规制的其他经济社会效应的凸显,特别是环境规制政策及其所引致的“降污”效应可以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以及降低健康成本、促进公共交通、绿化发展以及降低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效应会被逐步抵消,并由负转正,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协调性,这一点也体现在环境规制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上。这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生产率的影响与环境规制及其“降污”效应所带来的系列社会经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环境规制的“减排降污”效应还影响着甚至决定着“经济增长”效应。三是环境规制的经济社会效应受制于地区特征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越高、国有经济比重越低、融资约束越强、政府质量越高和社会资本越充分,环境规制的降污效应越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扭曲效应越低,进而可以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于放大环境规制的正向效应和减弱扭曲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4)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至今缺乏来自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尤其是内在机理解释及检验。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利用大样本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相比较达标城市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而且行业竞争有利于抑制不利影响。该规制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尽管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进入率在下降、退出率在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产业层面重构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质量越好、绿色偏好越强,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能够得到一定抑制,稳健性分析也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可靠性。(5)依据中国环境管理实际以及科层制特征,立足分权体制框架,运用不同级次政府环保机构人员设置和变迁过程来透视环境事权划分和测算环境分权度,数据显示,从1992-20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管理总体上处于分权阶段,但无论是总体分权,还是行政分权、监测分权和监察分权,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集权趋势,这与中国环境管理体制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完全吻合,也符合近些年来中央政府介入和干预地方环境管理力度加大的实际。在此基础上,采用静态、动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及方法,全面客观直接的考察和评估了环境分权的效应。结果显示,环境管理分权、行政分权、监测分权、监察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出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关系；环境分权加剧了财政分权对环境保护的激励不足,地区腐败水平恶化了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影响；分地区的实证检验发现,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环境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说明了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更为关注；伴随着环境分权度的下降,环境分权的年度效应逐步降低并由正转负,这表明近年来中央政府环保干预力度的加大产生了积极效应；环境分权、监测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呈U型关系,而行政分权与监察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6)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采用结构方程中的MIMIC方法测算了2004-2011年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水平,我们发现,从2004-2011年,全国平均社会资本水平分别为0.017675、0.017261、0.017551、0.018018、0.019496、0.022297、0.025436和0.029265,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总量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将“是否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基于测算得到的政府质量指数和市场化程度指数,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环境如何调节着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种因素,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同时,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本文结论对现阶段中国环境治理机制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因此,本文建议：第一,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第二,有效预防和化解“环境健康贫困陷阱”风险,建立市场主导型生态补偿制度以及“污染-健康”赔偿机制；第三,全面评估和权衡环境规制的成本和收益,在原有的环境规制中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构建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环境规制体系：第四,分权型环境管理体制改革需多方联动,即环境行政体制、监察体制改革须与监测体制改革相衔接并做好相应的配套工作；第五,重视和鼓励社会机制在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多和更大的作用,尤其重视制度环境的重塑和引导。
【学位授予单位】：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5
【分类号】：X321
【图文】：

出民用企业汽车拥有量和汽车驾驶员人数都呈现不断±升的趋势，且在进入２０逡逑世纪９０年代Ｗ后，上升速度不断增加，这与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体逡逑制结构的调整紧密相连。从１９８１年－２０１２年，中国的二氧化硫巧工业二氧化硫排逡逑放量经历了一个倒Ｕ形的变化（见图２－９），二氧化硫从１９８１年的１３７１万吨上逡逑升至２００６年的２５８８．８万吨，再下降至２０口年的２１１７．６万吨，工业二氧化硫从逡逑１９９１年的１１６５万吨上升至２００６年的２２３４．８万吨，再下降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９１１．７逡逑万吨。之所Ｗ在２００６年出现了拐点，是因为２００７年召开的十Ａ大对深入贯彻落逡逑实科学发展观做出了明确耍求，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使经济逡逑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目标。另外，烟尘、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来逡逑看从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０年呈现出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见图２－１０），烟尘排放量由１９８１逡逑年的１４５４．２万吨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８２９．１万吨，ｌｉ：业粉尘排放量由巧８１年的１４２２．１逡逑万吨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４４８．７万吨，工业烟尘由１９９１年的８４５万吨下降至２０１０逡逑年的６０３．２万吨。逡逑ｍ逡逑

２．１．４固体废弃物巧染逡逑中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现状令人触目惊也，包围NB中型城市的重重＂废物山’’、逡逑在郊区建立厂房的工业企业遗留在±壤中的各类固体垃圾、未得到有效无害化处逡逑置的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物等给居民饮用的水源和呼吸的空气都造成了影响。据逡逑《２０１３年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３２７７０１．９万吨，较２０１２逡逑年减少了约１０００万吨，综合利用量（含利用往年胆存景）为２０５９１６．３万吨，较２０１２逡逑年增加了近４０００万吨，综合利用率为６２．３％较２０。年提高了１．３个百分点。２０１３年，逡逑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１．７３亿喃，无害化处理能力为４９．３万吨／日，无害逡逑化处理量为１．５４亿吨，无害化处理率为８９．０％。从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２年，中国的工业逡逑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２－１１），与此同时工业固体废弃物逡逑综合利用率也在上升。王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由１９８１年的３７６６４万吨增加至２０１２逡逑

２．１．４固体废弃物巧染逡逑中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现状令人触目惊也，包围NB中型城市的重重＂废物山’’、逡逑在郊区建立厂房的工业企业遗留在±壤中的各类固体垃圾、未得到有效无害化处逡逑置的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物等给居民饮用的水源和呼吸的空气都造成了影响。据逡逑《２０１３年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３２７７０１．９万吨，较２０１２逡逑年减少了约１０００万吨，综合利用量（含利用往年胆存景）为２０５９１６．３万吨，较２０１２逡逑年增加了近４０００万吨，综合利用率为６２．３％较２０。年提高了１．３个百分点。２０１３年，逡逑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１．７３亿喃，无害化处理能力为４９．３万吨／日，无害逡逑化处理量为１．５４亿吨，无害化处理率为８９．０％。从１９８１年至２０１２年，中国的工业逡逑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２－１１），与此同时工业固体废弃物逡逑综合利用率也在上升。王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由１９８１年的３７６６４万吨增加至２０１２逡逑

本文编号：277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