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国家芬兰的中国文化语言翻译问题研究(2)

第二节对儒、释、道的芬兰语翻译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古典典籍作品译成芬兰语并在芬兰出版几乎屈指可数。中国古典文化的第一本芬兰语译本是派嘉?尔瓦斯特（Pekka Ervast,1875-1934)从英文翻译的《道德经》, 1907年发表于报纸《内心》。 尔瓦斯特出生于一个开明的瑞典语家庭，尽管当时的芬兰语复兴运动兴盛(fennomania),家里主要还是说瑞典语。派嘉?尔瓦斯特的第一任老师就是自’己的母亲，在其教导下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第一门外语-法语。他对语言和写作都非常有兴趣，也有天赋。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用九种不同语言写了一篇比较语法，例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拉丁语。12岁时他写了第一本书，内容是法语的冒险奇遇小说。他在十一二岁开始就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他父亲与阿莱克西斯?基维（创作了第一本芬兰语小说）相同时代，认为在芬兰自由作家是无法生存的，所以希望派嘉.尔瓦斯特能在大学任职。实际上派嘉?尔瓦斯特从未做过任何体力实际的工作，因为他的背部在幼儿时扭曲，后来一直残废。他1895年加入瑞典的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 1907年开创了芬兰自己的通神学会(Suomen Teosofinen Seura),并且担任了十年的秘书长。在1905-1907年间任杂志《内心》的主编，之后1908-1920年担任杂志《知者〉〉(Tietaja)主编。在1920年芬兰通神学会解散后，他如办了玫瑰十字社(Ruusu-Risti society),并出版杂志《玫瑰十字》、Ruusu-Risti)。

派嘉.尔瓦斯特不会中文,所以他的翻译主要借助于西方其他国家译本，在《道德经》一本的前言中尔瓦斯特谈到自己主要参考了 “1894年Walter R. Old的英译本还参考了 M.Julie翻译的版本以及埃里克?福尔克（ErikFolke,1872-1939) 41的瑞典语译本《道和德的书》、boken om tao och te)" <2。尔瓦斯特的译本出版时写了一个介绍性的前言，包括对中国三个主要宗教：儒、释、道的地位的介绍。对于儒教的认识，尔瓦斯特把它类比为基督教：“无须怀疑儒教是高尚的学问，如果中国人民更虔诚地遵从孔子的教导，如同基督徒遵从耶稣的教诲一样，那么中国人将被认为是幸福而富有智慧的民族。” 43特别强调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重要作用和核心地位：“目前中国有三大国家承认的宗教，儒教、道教、佛学，但是只有第一个被认为是正统的宗教，其他两个一直以来只是处于合法地位的宗教派别。朝廷的书院教授的都是儒学，科举考试中道教徒和佛教徒也不能与儒生竞争。这很自然，因为孔子世俗的实际的处世哲学更适合朝廷的官吏及百姓，他们的对生活兴趣是很‘实际’的。并且中国的天性可能更倾向于外在的礼数和智慧；中国式的‘狡聽/聪慧’产生了很多警旬格言。中国官话中说道教徒和佛教徒是‘无用’之徒，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益处，‘只考虑来世的问题’ “。这种评价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同样这些人在西方国家这也被称为“梦想者”或者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总是在生活中寻求比日常书院教育更深层的知识。

第三章五十年代：繁荣的十年..................48

第一节关注新中国................48

第二节中国文化翻译的迅速增长................52

第三节左翼人士翻译中国当代作品................66

第四章二十世纪下半期对中国文化的翻译：起伏的四十年................73

第一节六十年代：开始关注古典小说的翻译................74

第二节七十年代：红色的左翼思想影响................78

第三节八十年代——回归哲学宗教................84

第四节九十年代通过海外关注文革................90

第五章新世纪的百花齐放................98

第一节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回归................98

第二节关注当代文学................105

第三节小说读本还是历史读本：海外华人作品................108

第六章译者的变化：转译到直译

第一节文化精英的翻译

芬兰早期的翻译是在民族运动的背景下大量翻译外国著作，与中国“五四”时期的翻译有些类似，体现在两点：一，转译多，基本没有直译自中文的译本，大多译自德语、英语、瑞典语、俄语等；二，文化精英的翻译，早期译者身份多是文化界精英。

转译指并非直接译自原文，而是通过另一种语言作为翻译媒介。转译在世界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史上都很常见261。在芬兰很长时间内，除了一两位传教士进行的翻译，基本没有从中文直译的译者。从整体转译的语言而言，英语数量最多262。早期的古典小说和诗歌主要从译自德语。从地缘文化而言，虽然芬兰周边的两个邻国的汉学都各有传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但是经由瑞典语和俄语转译的中国文学数量并不多。

芬兰东边的大国俄罗斯与芬兰关系紧密，从1809年到1917年独立之前，芬兰一直是俄罗斯的大公国，但是俄国汉学对芬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五十年代苏联时期，卡累利阿地区的翻译出版对芬兰的汉学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十年之内借由俄语转译了近十本中国现当代的小说和民间故事集，在苏联的卡累利阿地区出版，包括周立波、赵树理、茅盾等人的短篇小说。此外芬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图眷.乐晗1946年从回到芬兰之后，1958年主要从俄文翻译了《毛泽东选集》。芬兰的中国哲学文学译本译自俄语的也只有不到十本的数量。经由瑞典语只有三本，虽然翻译数量并不大，但是瑞典汉学对芬兰汉学的影响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借由第三种语言的转换中，当然容易产生文意缺失或者差误，但是也并非没有优点。鲁迅对“重译”（通过低三种语言的间接翻译）的观点认为：第一，这是一种便捷的了解世界文学的方式，即使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可以了解文学的概貌；第二，可以减少译者对于原文好处的取舍之难；第三，原文的难以理解之处译者会加注解，为后来的转译者提供了理解的便捷途径。从这三点而言确实适用于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史。如果单独培养芬兰的汉语翻译者，恐怕到现在芬兰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也才刚刚起步。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如果没有德国译本的帮助，《红楼梦》恐怕要晚半个世纪、甚至更多才会与芬兰读者见面。此外欧洲的汉学发展比芬兰起步早,所以在同期其他欧洲主要国家的汉学已经日趋成熟。芬兰的译者可以享受欧洲文化圈的汉学成果，比较其他欧美国家不同的译本，精选出较好的汉学著作或者译本，较为准确地翻译中国文化，从而加速促进了芬兰汉学的发展。

第七章 结论一反思芬兰的中国文化翻译的普遍性与独特性

一、起步晚、发展快、转译多

从1907年第一本《道德经》的芬兰语到现在，不过百余年，在人类文明史而言只是转瞬一瞥。从中文直译或者其他语言转译的文学哲学作品大概不到一百本，加上海外华裔作者有关中国的报告、传记、及虚构类小说的翻译大约两百余本。放在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悠久的历史，以及庞大数量的文学作品大背景下，只是沧海一粟。甚至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例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也仅仅处于職跚起步阶段。但是任何个案都应该在自身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言说。十九世纪芬兰民族主义高涨，艾利亚斯?林纳（Elias Lonnrot) 1835年搜集口头民歌编写出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 1849年完整出版，直至此时第一篇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发表后芬兰语才受到重视。芬兰语文学直到1870年经第一本芬兰语创作的小说--基维（Aleksis Kivi)的芬兰语小说《七兄弟》(Seitseman veljesta)而诞生。相较于此，中国文化在芬兰的翻译并不算晚，将考察对象放在芬兰语文学发展语境下，甚至芬兰民族文学发展的语境下相比较，芬兰对中国文化的翻译甚至使发展非常快的。

中国文学在芬兰的翻译和传播，从时间和传播路径而言，属于欧洲的“下游”地区。一直以来除了派蒂?涅米宁和王为义等个别译者从中文直接翻译，芬兰的译介语言大多借助第三国的翻译，例如英语、德语、法语、瑞典语和俄语。这主要也得益于芬兰的翻译发展较晚’同时代欧美汉学对中国文学文化翻译和研究都已经逐步发展成熟，芬兰的翻译可以借鉴的文本众多，资源丰富。

从历时的角度分析芬兰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史，本文为了便于叙述，将翻译史划分为二十世纪上半期、五十年代、二十世纪下半期和新世纪。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源自全球背景下世界格局的变化、中芬关系的变化、中国自身发展的变化、芬兰政治及文学发展的变化。这些外部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翻译发展，虽然从文本上有时不得体现，但是从早期传教士翻译哲学文本，二十世纪前期文学家译介中国文学，也反映芬兰自身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国文学文化作品在芬兰的翻译不仅仅是几个汉学家的工作，从书目可以看出，大多数的译者都是芬兰的专业翻译家不仅仅从事中国文学文化的翻译，还大量翻译欧美文学。此外还有一类芬兰著名的作家。五十年代芬兰左翼文化人士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而新世纪开始出现专业汉语翻译译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可以清晰的看到政治关系、世界格局的变化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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