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社会经济的再认识 ——以军事财政与全国性市场为中心

【摘要】 本文从唐宋时代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军费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说起,继而引入北宋这一中国历史上执行募兵制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随即,紧密围绕着北宋军事性质的国家财政(“军事财政”)与由其主导所形成的全国性市场,分为财政实物化时期与财政货币化时期,对两者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进行论述。概而言之,站在朝廷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就是借助财政控制市场、从而确保其北方边境的军需供给。为此,本文的论述过程遵循了军事财政获取物资手段的变化历程这一时间顺序,在不同时期的论述重点亦有所不同。在实物化时期,论述以入中贸易和与之密切相关的茶盐国家专卖制度为重点,分析的实质,是朝廷与商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货币化时期,本文则以王安石变法对农村实施的货币政策为重点,分析的实质则是朝廷与农民之间的交换关系。而本文之目的,即在于通过分析军事财政和全国性市场在不同时期的关系,以期对北宋一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获得些许较为客观的再认识。 

第一章北宋以前由府兵制到募兵制的历史沿革

第一节府兵制前期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经济联系

—、府兵制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目的

府兵顾名思义即置府收兵，唐长孺先生将之概括为：“军属于府、军民分治，所谓府兵即是属于军府的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设置军府的方式征募士兵极为普遍，而真正将其发展为盛极于隋唐的府兵制度则始自西魏大统年间，奠基人是北周的实际缔造者宇文泰。府兵最初的骨干，是由他统领的六柱国军队；而从大统八年（起至大统十六年（年，则可以看做府兵制发展的初期阶段。

宇文泰生于武川，是鲜卑化的匈奴人，同时汉化又很深。而他所统领的六柱国军队则以北魏的六镇军为骨干，原本由贺拔越、尔朱天光率领，西迁入关中镇压农民起义，而后才经宇文泰整合，史载：“大统八年（年，宇文泰仿周典置六军，合为百府”。初时，这支军队‘‘有众不满五万”，编制上则是“府不满百，每府一郎将统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大将军统二府，一柱国统二大将军，凡柱国六员，复加持节都督以统之”。其中，宇文泰实力最强而被推为共主，“位总百挨，督中外军”，开霸府于同州、占据关陇乏一隅，与高齐、萧梁争霸天下。

在六柱国军队中，有鲜卑人、鲜卑化的汉人，也有汉人和其他民族，陈寅恪先生认为其主体是“是鲜卑及六镇之胡汉混合种类及山东汉族武人”“与农民迥然不同”，“是境内（关中地区——笔者注）为一特殊集团及阶级”。虽然这支军队的成分复杂，有六镇职业军人与部落武装杂糅的特点，但其骨干大都来自武川镇，故笔者认为它在性质上仍是乡兵集团，与魏晋南北朝以来遍布北方的乡兵大体相同，即：作为私人武装，其人员由地方豪强所荫蔽的附户及拥有的部曲组成，其经济基础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依赖本乡本土，有着极强的地域性。

而所谓的“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脱离了本乡本土——宇文泰号称“关西大行台”，可见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因此，宇文泰的部队在关中没有土地作为经济基础和依托，不但缺乏寓兵于农的条件，而且客居异地，甚至都不具备自己置府收兵的实力。而当时情势又是，南北对峙而北魏分裂，三强争霸，宇文氏实力最弱，较之“国富兵强之山东高氏”和“江左萧氏”，“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藉俱远不如”‘，且宇文泰与东魏一战又新败于部山（大统九年，年）而元气大伤，故在府兵制设立之初，事关宇文氏集团生死存亡的首要任务就是大力扩充兵员，以适应严峻急迫的军事压力。

第二节均田制主导下的府兵主体自耕农化过程

一、军队规模的扩张与自耕农群体形成的关系

军队编制体制的发展是由其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目的所决定的。如上所述，在府兵制发展的前期，宇文氏集团为了巩固在关中的地位而极力拉拔和掌控关陳地主，所以，通过吸纳地方豪右、由“当州首望”统领乡兵从而收编他们的队伍，也就成为了府兵制发展前期的主要任务——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府兵制是以“募将”为主的。

而自大统十六年（“籍民有财力者为府兵”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宇文氏集团在关中立足已稳，而对外征战之中又逐步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优势。而为了满足进攻所需要的更为庞大和充足的兵源，府兵制的发展趋势随之转向，由“募将”转为“招兵”，开始了大力扩充和整顿乡兵亦即外府军的进程。

那么，通过扩大外府兵的规模来适应对外扩张作战任务之需，就成为了大统十六年以后及至隋唐府兵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伴随着频繁的外战征讨，中国历史在这一时期幵创了一个大一统时代。府兵在其中的作用，正如《玉海兵制》引《邨侯家传》所言：

隋受周禅，九年而灭陈，天下统一皆府兵之力也。……后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之力也。

贞观中，北灭突厥延陀，列州府至翁海；西取电兹等城郭诸国，置二城而尽臣西域君长；灭吐谷）浑己而复之降晃、党项，为三十六州；高宗东灭高丽、百济，迁其人于中国，列其地为州县，以新罗为鸡林都督府，以波斯为大疾陵都督府，亦府兵也。

其中，隋灭陈之战规模浩大，一次即投入兵力万以上，而唐灭东突厥、平吐谷浑虽是局部战争，但战线却更长，却仍可一次投入万以上的兵力，这充分说明府兵一经拣点，即可在短时间内集合起规模数十万的军事力量，从而能够在开疆扩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功效。那么，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军事动员能力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很显然，单单依靠规模有限的内府兵抑或“富豪”组合是不行的，而其基础就在于随均田制推行而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自耕农群体。

第二章募兵制下的国家财政与全国性市场

第一节募兵制主导下的北宋国家财政

一、是否冗兵？——“养兵之制”之辨析

前文己经分析了均田制崩淸以及逃户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农业人口相对过剩，但均田制却无力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在北宋，封建租佃制已基本确立，而劳动力生产要素也有了明确的主户与客户之分。根据漆侠先生的研究，客户在北宋约占总户数的三成多，且多为佃农，靠租种地主土地的生产方式，而北宋主户集中在乡村四、五等户，大多为自耕农与半自耕农，约占总人口的五成左右，将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以及乡村客户相加，则占总户数的以上。这反映了北宋这个新兴国家建立时所继承的基本阶级状况，从中可以发现，新兴的封建租個制的生产关系的确能够有效地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然而即便如此，北宋户数与人口数均在较短的时间里大大超过了前代，这也是事实。因此同样是地少人多的客观经济环境，租佃制即便比均田制更为先进，却依然无法避免生产要素流动所造成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而且，如果考虑到宋代的土地流动速度大大超过前代：不抑制土地兼并与买卖，土地流转的速度也更快、“千年田换八百主”，税赋不均不公之类的外部因素甚至比前代更加恶劣，以至有“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传世名言，加之天灾人祸、统治者与既得利益者的过度贪婪等等——这些方面均已为历代方家所经典分析论述过，而叠加在一起，农民的失业仍会成为一个必然出现且难以忽略的问题。

而一个更加不容忽略的的现实则是，劳动力要素宋代的流动性亦是大大加强，封建租佃制在极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庄园制所造成的农业人口迁徙上的障碍。据《宋会要》载，天圣五年（月皇帝诏曰：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往，多被主人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栏占，许经县论样。

这说明，无地农民、特别是乡村客户在宋代的的迁徙自由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确认。虽然局限于当时的实际交通水平，无地农民与乡村客户即便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恐怕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大范围的迁徙。但无论如何，依靠出卖劳动力而在乡村之间移动在宋朝是不犯法的了，这无疑会促进劳动力在土地多和土地少的区域产生相对的流动。

第二节军事财政膨胀性需求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一、军事财政推动的全国性粮食需求与供给

由于北宋制定的“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只完成了一半，即在统一中国的南方地区一一尤其东南六路这一财赋重地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而在试图收复北方的幽云十六州而与契丹的作战中却接连遭受重挫且无力再战。雍熙北伐失利之后，随着南北战略形势逆转，为应付北方劲敌强大的军事压力，北宋不得不在国土的北方五路，亦即现今的河北、陕西、山西三个方向设置重重障碍，并长期布置数十万重兵。而同等数量乃至更多的军队，则布防在国都汗梁周围，时刻充当着战略预备队。在军事上，这完全是为了应对不利形势而采取的无奈举措，却给北宋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原本在宋初经济尚属发达的北方地区变成了长期正面防守的前线，自唐代便因农业与手工业发达而闻名的河北地区，生产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对此欧阳修曾描述道：

河北之地，四方不及千里，而缘边广信、安肃、顺安、雄霸之间尽为堵水，民不得耕者十八九。遣、卫、德、博、滨、沧、通利、大名之界东与南，岁岁河突，民不得耕者十五六。…又泊淀、不毛、监马棚牧与夫贫乏之逃而荒弃者，不可胜计。

可见在北伐受挫后的由于长期军事上的对峙，至迟在欧阳氏生活的仁宗时期，以河北为代表的北方社会经济萧条，已是难以逆转了。

与此同时，边防军需庞大的物资消耗却在持续膨胀。河北地区逐渐屯兵马、益将帅、当粟之飞拘，金帛之委输，赡给赏赐，不可胜数”、至景佑元年（，岁费会粮总额已逾一千万石，其可自给的军粮数额也不过只三成而已，而其余七成皆要依赖中央的供给此后，西夏的崛起与宋夏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又使得北宋的西北边陲亦即现今的陕西成为了与河北同等重要的防御区域，军事物资的需求因之大大扩张，在仁宗景祐元年（，三司使陈琳奏言：

河北岁费当粮千二十万，其賦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

第三章实物化时期北宋对全国市场的控制............95

第一节北宋财政“实物化”与“货币化”时期的划分及依据.....95

一、获取军粮的主要手段——和籴的兴起.........99

二、和籴规模的扩大及其作用........102

第二节北宋政府主导下的入中贸易.......107

一、入中贸易的历史沿革及交易方式.........107

二、交引的性质及其与入中贸易的联系.....111

三、“入中”贸易与专卖之间的联系.......115

第三节市场控制之一：从茶法变迁看入中贸易与专卖的关系.........120

一、林特茶法一朝廷对入中价格的首次调控........120

二、李谘的通商法：“贴射”与“现钱折中”........122

三、天圣一景祐间茶法的两次反复........125

四、总结：禁榷是朝廷控制入中贸易的必要手段........127

第四节市场控制之二：从盐法变迁看专卖与全国流通的关系......129

一、盐法变迁与全国性流通的关系概述.......129

二、钞盐法之前解盐专卖沿革简述......135

三、庆历八年钞盐法：财政货币化的表现......137

四、专卖与财政货币化对商品流通的实质影响......140

第四章熙丰变法时期的货币财政与商业流通的实质......145

第一节新法的运作模式与朝廷的货币收入......146

一、免役法与免役钱的征收......146

二、青苗法与青苗息钱的征收.....149

三、市易法与各地市易务的建立及其作用......150

第二节变法时期的朝廷与农民的交换关系.........160

一、免役钱、青苗钱及其与农民的关系.....160

二、朝廷与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163

第三节变法对货币化财政的影响——货币积累效应...171

一、新法的货币定向积累效应......171

二、货币积累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钱荒”的实质....173

第四章熙丰变法时期的货币财政与商业流通的实质

在上一章中，我们考察了的北宋财政货币化的出现及其与全国性流通的关系：一方面，朝廷开始普遍使用货币在沿边采购军粮，另一方面则以“通商”的名义实施钞盐法等新政，旨在扩大商人对国家专卖商品的特许经营范围。然而结果却是，财政收支货币化得以固定，但全国性流通的规模反而缩小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是否有所变化呢？

正如前章表—所显示的那样，庆历八年以后包括熙丰便是其在内的差不多整个十一世纪的后半段，朝廷征收的商税一直在低水平位置上徘徊，这说明商业流通的规模在熙丰时期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然而朝廷的货币总收入却在熙丰时期跃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熙宁十年（前后则达到了有多万贯左右（图—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在、卖收入与处于停滞的商税收入之外，幵辟了新的货币收入来源。因此本章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从分析上一章并未交代的这个“多万贯”数字因何而来开始，继而展开对王安石变法与财政货币化、全国性流通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的论述。为此，我们不妨从与货币收入和全国性流通密切相关的免役法、青苗法与市易法入手，来看看的这些新法的基本的运作模式，以及它们为朝廷带来的货币收入情况如何。

在此想说明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评论王安石变法，而是分析变法对北宋货币化财政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影响。虽然会不可避免地论及免役法、青苗法等新法中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定、以及执行情况，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说清楚新法的货币收入是如何产生的，并将这些由新法而为朝廷带来的货币收入加以总结，用作本文分析的具体依据。而对市易法的关注重点，则在于朝廷在各地所建立的市易务的作用。而与此无关的内容，本文将舍去不论。此外，本文所分析的货币收入本身是不带有任何立场的数字，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观察当时北宋的财政货币化情况，至于这些数字背后所反映出的阶级压迫、社会不公等封建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则是不言自明的，除非必要，本文将不把这些内容作为论述货币财政时的关注点。顺便说一句，在王安石身后，他的变法已为历代史家研究和评议了多年，这样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以笔者浅薄的学识与有限的学力，尚无力运用丝毫笔墨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议”之上的，这还是需要日后长期的勤奋积累之后才能做的事情。

结论：从商业流通角度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再认识

本文从唐宋时代由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时期军费与国家财政的关系说起，继而引入北宋这一中国历史上执行募兵制时间最长的封建王朝。随即紧密围绕北宋的军事性质的国家财政，以及由其所主导形成的全国性市场，分实物化时期与货币化时期，对两者相互关系及其特点进行了论述。概而言之，这种关系站在朝廷的角度看，就是朝廷借助财政控制市场的关系。虽然市场也会对此产生反作用，但是在举国之力经营财政加超强专制集权的双重保障下，国家财政控制全国性市场恐怕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是北宋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所以文章在展开论述时候也是紧紧围绕着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论述的。而大概的过程，则是遵循了军事财政体制下北宋获取实物物资手段及其变化历程这个时间顺序，在这个总的时间脉络之中的不同时期的重点则是：在北宋财政实物化时期是与茶盐专卖紧密相连的入中贸易，论述的实质乃是朝廷与商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货币化时期则是与货币紧密相连的一系列变法措施，论述的实质则是朝廷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至此，本文已接近尾声了，而作为一篇经济史论文，也有必要对以文章所论述的内容‘作为依据，对北宋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一些粗浅的总结性认识。一、对北宋货币经济发展水平再认识及评价

事实上，在本文的第三章结尾，已经对实物化时期朝廷意图利用交引和专卖制度（以及后来的盐炒引）来控制商人这一实质性问题做过充分的总结了，朝廷的这个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而就在榷禁与通商反复之间，北宋财政却已经悄然过渡到货币化时期了，这也是王安石变法能够索性直接绕开商人与农民进行交易的前提。而对全国性市场来说，货币化时期是其发展的高级阶段，因为货币经济在“质”和“量”上都明显是高于实物经济的，这一点恐怕极少有人存在疑问。因此我们对于北宋全国性市场之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评价，就没有把实物化时期的低级阶段也一同放进来的必要，这与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一生”往往直接跳过青少年时期而从成年阶段开始是一样的道理。那么，笔者就从货币化时期谈起，首先谈谈对北宋一代社会经济的浅显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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