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福利约束与市民化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08 02:00

  本文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福利约束与市民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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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镇化历经30多年的长足发展,现阶段面临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其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即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更加注重居民福利的平等,尤其是庞大农业转移人口的福利平等和市民化转型。本文以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福利要素作为研究视角,在福利要素约束下对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本文遵循“新型城镇化内涵——福利约束(宏观、微观)——旧城镇化模式导致的困境——新型城镇化的市民化发展方向”的总体研究逻辑和思路,沿着“文献总结——理论回顾和构建——城镇化发展现状和水平测算——宏、微观实证分析与解释——提出市民化转化对策”的行文线路,综合运用理论机理分析、数理经济学模型以及前沿的计量实证模型等手段展开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作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本文回顾了经典的城镇化理论,阐明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构建包含福利要素的市民化理论模型。理论分析表明,鉴于我国特有的国情、制度和城镇化发展历史,“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包括农业转移人口的福利状况,现阶段福利因素既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约束,同时也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着力点。通过对外生和内生变量的比较静态分析得出,城市收入和综合福利水平的提升均有助于市民化水平的提升,而农村福利水平的提升则不利于市民化水平提升,城市生产技术水平对市民化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基于理论分析,本文在后续的四个章节分别从现状和水平测算、宏观福利视角、中观福利视角以及微观福利视角等四个层面展开实证研究。第二,本文从定性理论和定量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城镇化发展现状和面临的困境,主要结论如下:(1)理论分析表明,自改革开放起,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开始持续上升,但是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形成了制约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为市民化水平偏低、发展不均衡、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不同步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和福利供给不足等等。(2)基于因子分析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定量测度结果显示,1996-2013年,受人口、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创新与研发等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持续稳步提升。但同时资源与环境指数不断下降,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和质量提高的主要因素。(3)基于多层次分析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水平测算结果表明,2015年中国市民化水平为53.7%,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但高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而市民化水平在不同的分项指标和不同农业转移人口个体之间均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性。第三,基于宏观福利视角,本文在定性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建立TVP_VAR模型研究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影响的时变特征,得出如下的结论:(1)无论在短期还是中长期,我国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升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自2005年以后,其促进作用不断减弱,这一结果与经典的城镇化发展“S”型理论不符。(2)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对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发展仍可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其带动效果不仅弱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而且弱于经济危机时期,特别从长期来看,如果其他经济指标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其正向促进作用明显减弱。第四,基于中观福利视角,在定性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以及城乡消费水平的影响机理基础上,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综合运用TVP_VAR、PVAR和PSTR模型展开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城镇化推进在短期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在长期有助于持续缩小城乡差距;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差距的作用效果相对较弱,经济衰退时期,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差距的作用效果十分明显;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导致消费差距的重要原因,现阶段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相对稳定。(2)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城镇化发展对城市消费的带动作用远远高于农村。(3)PSTR模型的分析显示,城镇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效果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较为平坦的“S”型特征,居民收入水平是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消费同步增长造成“扭曲”作用的重要途径。第五,基于微观福利视角,本文运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和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福利对市民化和逆城镇化倾向的影响。基于有序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等主要福利指标的改善均可以有效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同时降低逆城镇化倾向。(2)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诉求倾向”和“群体效应”,从“诉求倾向”来看,子女上学、政治参与以及职业培训等福利变量对市民化和逆城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从“群体效应”来看,收入和福利水平对市民化的促进效应对于高收入和低龄群体更为明显。(3)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福利诉求已经从早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和社会保障,转变为社会参与机会和政治参与。第六,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在全文的最后一章,本文依据我国城镇化现状,将农业转移人口分为四类,分别对其市民化特征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研判其所处的不同的市民化阶段,提出破解我国市民化转化困境的关键在于分类市民化,在逻辑上要求按次序分类实现“经济市民化”和“人的市民化”,并据此提出分类市民化的对策建议。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趋势,市民化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本文从福利视角出发展开理论探索和系列实证研究,为理解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补充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本文认为,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应当更加重视多维度、多主体和区域间的福利平等,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F299.21;F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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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264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