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
发布时间：2022-01-24 11:36
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
【文章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 211工程院校
【文章页数】：239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运动、变化、发展”关系图
需要与欲望的结构关系图
可以说,如果不联系农民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乡村就无法获得真正发展,明确“什么是农民美好生活”就等于获得了认识农民美好生活“客观性”的可靠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能解决“如何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乡村真正发展问题。乡村真正发展的过程即农民美好生活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方式至关重要。就长期处于发展主义和经济增长主义支配下的乡村社会来说,除了听命于“发展”和“增长”之外并没有其它的选择,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民美好生活规定乡村发展是对以往乡村发展主义的矫正,它强调了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以外以社会尊重和实质自由看待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代表乡村发展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方式就是按照“最大限度满足生存、尊重与自由”的先后次序,塑造以农民财富不断增加为基础、培育尊重与维护自由依次递进的“金字塔式”结构(见图3.1)。现实中,这种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实践的结果却是物质繁荣越来越被广泛地承认为社会发展的试金石,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与物质成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即尊重越来越归于那些掌握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人们,归于那些拥有“发展”的农民,而在物质上“不发达”的农民则很难受到尊重——不仅仅是社会地位上的尊重,还包括发展意愿与价值观上的认同。如此一来,即便农民普遍承认维持生存、获得尊重以及尽可能地使自己享受自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核心内容,但面对尊重的享有更多地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寡,更大的自由也来自于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和发展的权利,他们难免会将实现美好生活的决定性要素归结为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过程最终变成了在相互“冲突”的发展目标之间进行符合乡村发展主义的“理性”选择。相比以往以经济增长为发展唯一向度的乡村发展主义而言,这是一种新的乡村发展主义困境。所谓新乡村发展主义,即承认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财富积累、培育尊重和实现自由“联合”作用的结果,却没有放弃“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财富快速积累比缓慢积累好”的发展主义根本信念。它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财富积累看作培育尊重和实现自由的必要基础和底层目标,并进行了“底层目标获得实现后,较高一层目标才能发挥实践作用”的次序安排。即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首先要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过上富裕生活,然后通过财富积累消除贫富差异使其获得社会认同和尊重,最后在摆脱物的依赖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由。这种线性思维的优势在于历史并乐观地看待发展,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感受当然要比改革初期更优越,这就为“高质量生活”比“富裕生活”更趋向“美好生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说服力。但是,它将不同时期、不同生存条件下农民实际经验的美好生活固化为某一特定形象,忽略了诸多实际选择层次目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和综合实践性,极容易产生“较少人道”的乡村发展:在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压缩共存”的乡村社会,“富裕生活”固然是大部分农民都渴望的发展愿景,但是,如果没有“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引导,未来实现的“高质量生活”或许只是建立在阶层分化和休闲异化基础上的另一种物质主义形式而已。易言之,当社会为了争取底层的最能稳固立足的基础性目标的实现,暂时性的违背甚至破坏其它上层目标的伦理价值都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么,所谓新乡村发展主义就是一种虚假的“以人为本”,与以往的经济增长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现代性·正义性·主体性——乡村发展伦理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J]. 杨伟荣,王露璐. 哲学动态. 2020(06)
[2]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及实现路径[J]. 赵趁. 农业经济. 2019(11)
[3]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融合及协调推进[J]. 丁静. 社会主义研究. 2019(05)
[4]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破除论城乡融合发展[J]. 乔科豪,史卫民.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05)
[5]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J]. 张高军,易小力. 中国农村观察. 2019(05)
[6]农村消费 沉睡的市场——基于对安徽岳西县农村的调研[J]. 颜岸青. 农村工作通讯. 2019(18)
[7]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Y村的案例考察[J]. 张玉强,张雷.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8]新时代我国“三农”政策中的十对辩证关系——乡村发展的战略与策略[J]. 桂华.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9]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J]. 梁伟军,谢若扬.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10]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J]. 陆益龙,陈小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博士论文
[1]城乡关系演进下的中国城乡关联-共生发展研究[D]. 范昊.山西财经大学 2018
[2]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问题研究[D]. 刘昂.南京师范大学 2018
[3]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南京农业大学 2015
[4]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D]. 王露璐.南京师范大学 2007
本文编号：3606502
【文章来源】：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 211工程院校
【文章页数】：239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运动、变化、发展”关系图
需要与欲望的结构关系图
可以说,如果不联系农民美好生活的具体内涵,乡村就无法获得真正发展,明确“什么是农民美好生活”就等于获得了认识农民美好生活“客观性”的可靠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能解决“如何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乡村真正发展问题。乡村真正发展的过程即农民美好生活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选择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方式至关重要。就长期处于发展主义和经济增长主义支配下的乡村社会来说,除了听命于“发展”和“增长”之外并没有其它的选择,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农民美好生活规定乡村发展是对以往乡村发展主义的矫正,它强调了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以外以社会尊重和实质自由看待乡村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代表乡村发展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方式就是按照“最大限度满足生存、尊重与自由”的先后次序,塑造以农民财富不断增加为基础、培育尊重与维护自由依次递进的“金字塔式”结构(见图3.1)。现实中,这种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实现农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实践的结果却是物质繁荣越来越被广泛地承认为社会发展的试金石,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与物质成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即尊重越来越归于那些掌握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人们,归于那些拥有“发展”的农民,而在物质上“不发达”的农民则很难受到尊重——不仅仅是社会地位上的尊重,还包括发展意愿与价值观上的认同。如此一来,即便农民普遍承认维持生存、获得尊重以及尽可能地使自己享受自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核心内容,但面对尊重的享有更多地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寡,更大的自由也来自于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和发展的权利,他们难免会将实现美好生活的决定性要素归结为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过程最终变成了在相互“冲突”的发展目标之间进行符合乡村发展主义的“理性”选择。相比以往以经济增长为发展唯一向度的乡村发展主义而言,这是一种新的乡村发展主义困境。所谓新乡村发展主义,即承认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财富积累、培育尊重和实现自由“联合”作用的结果,却没有放弃“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财富快速积累比缓慢积累好”的发展主义根本信念。它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财富积累看作培育尊重和实现自由的必要基础和底层目标,并进行了“底层目标获得实现后,较高一层目标才能发挥实践作用”的次序安排。即实现农民的美好生活,首先要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过上富裕生活,然后通过财富积累消除贫富差异使其获得社会认同和尊重,最后在摆脱物的依赖实现自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自由。这种线性思维的优势在于历史并乐观地看待发展,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感受当然要比改革初期更优越,这就为“高质量生活”比“富裕生活”更趋向“美好生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说服力。但是,它将不同时期、不同生存条件下农民实际经验的美好生活固化为某一特定形象,忽略了诸多实际选择层次目标之间的整体相关性和综合实践性,极容易产生“较少人道”的乡村发展:在现代性、前现代性、后现代性“压缩共存”的乡村社会,“富裕生活”固然是大部分农民都渴望的发展愿景,但是,如果没有“一切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引导,未来实现的“高质量生活”或许只是建立在阶层分化和休闲异化基础上的另一种物质主义形式而已。易言之,当社会为了争取底层的最能稳固立足的基础性目标的实现,暂时性的违背甚至破坏其它上层目标的伦理价值都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么,所谓新乡村发展主义就是一种虚假的“以人为本”,与以往的经济增长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现代性·正义性·主体性——乡村发展伦理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J]. 杨伟荣,王露璐. 哲学动态. 2020(06)
[2]城乡融合背景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及实现路径[J]. 赵趁. 农业经济. 2019(11)
[3]新时代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融合及协调推进[J]. 丁静. 社会主义研究. 2019(05)
[4]从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破除论城乡融合发展[J]. 乔科豪,史卫民.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9(05)
[5]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政府行为研究[J]. 张高军,易小力. 中国农村观察. 2019(05)
[6]农村消费 沉睡的市场——基于对安徽岳西县农村的调研[J]. 颜岸青. 农村工作通讯. 2019(18)
[7]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Y村的案例考察[J]. 张玉强,张雷.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5)
[8]新时代我国“三农”政策中的十对辩证关系——乡村发展的战略与策略[J]. 桂华.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9]能力贫困视阈下的扶贫移民可持续脱贫能力建设研究[J]. 梁伟军,谢若扬.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4)
[10]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J]. 陆益龙,陈小锋.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博士论文
[1]城乡关系演进下的中国城乡关联-共生发展研究[D]. 范昊.山西财经大学 2018
[2]转型期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问题研究[D]. 刘昂.南京师范大学 2018
[3]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南京农业大学 2015
[4]乡村经济伦理的苏南图像[D]. 王露璐.南京师范大学 2007
本文编号：360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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