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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时线索的北宋时期北方地区农家生产和生活节奏研究

发布时间:2014-09-14 20:57

【摘要】 本文旨在以农时为线索,考察北宋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和生活安排。北宋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下,农业生产安排的主线由粟、麦、豆、稻、黍这五种主要农作物决定,而这五种作物的播种和收获时间即农时也就形成了北方地区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与之相对应的,农家的生活安排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受农时早晚紧疏的影响,在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此外,由于农业立国,社会的各种事务也都打上了农时的烙印。第一部分对北宋北方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具体交待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农业生产状况,论述了五种主要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和种植管理,指出了农家能够选择的作物种植安排时间。大致勾勒出北宋北方地区农家生产的时间安排表,得出结论:农家的生产有农忙和农隙的季节性变化。第二部分具体论述农家每天和四季的生产劳作情况,农家的生产不仅有规律的顺时而作顺时而息,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农时,农家生产是一副秩序井然而错落有致的画卷,在不违背社会大的农业时间表的前提下,自主地安排自家的生产。蚕桑之事作为农家劳作生活的延续,在农家的劳作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时间也要作为农时的重要参考。第三部分从节日入手,探讨农家生活对农时的遵循。节日的时间设置和欢庆程度可以看出农时紧疏对农家生活安排的制约性。民间嫁娶的时间、农村市场的集散时间也反映出农时对农家生活安排的影响。第四部分探讨农时对社会事务的影响,重点考察了农时对教育、赋役制度、劝农的时间、诉讼时间以及战事的影响,凸显了农时在整个社会中的制约作用。结语指出了农时是贯穿农家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线索,这不仅是北宋北方地区的特征,也是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农家对农时的遵循保证了农家的基本生活和社会的稳定,人们能够慢下来享受生活,同时也有其弊端,容易造成农家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状态。

【关键词】 农时; 北宋; 北方; 生产; 生活;

一、北宋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

 

北宋时期的北方地区①与现代意义上的北方地区②不完全相同,行政区划范围大为缩小,本文以神宗元丰八年制定的二十三路行政区划③为标准,对其中属于北方地区的行政区域进行考察。农家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对应中存在着一条以农时为主线的潜在规律,而农时又以农家主要的农业生产为根据,我们首先对影响农业生产的基本因素——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水平等情况做一简单地概括,从中寻找出农时的形成依据。

 

(一) 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决定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环境不仅决定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而且影响农业生产的部门结构、耕作制度、区域分异乃至农业生产技术措施。”④其中,气候、水文、地形和土壤是北方地区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气候条件影响了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太阳辐射量、温度、水量三大因素⑤,进而影响农作物的种植类型和经营管理,是农时的客观依据。气温寒暖波动,“它直接影响到食物生产结构的调整、种植制度的变革、农作时宜的变动”⑥。太阳辐射量主要受纬度和地势高低决定,在北宋这个时间段内,基本上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北方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它的温度和降水分配有极为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在整个北宋也有阶段性的差异,是引起农业变化的主要诱因。在北方地区,冬季的寒暖成为判断气候寒暖的重要标杆,物候的变换显示了寒暖的变化。对北宋气候变迁状况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历史气候学家竺可桢认为中国 11 世纪变冷,12 世纪初寒冷加剧①,但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修正,葛全胜等认为宋代总体上还是暖干气候,11 世纪我国东中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约 0.3~0.4℃,“但其早期也有过几次短暂的寒冷阶段。”西北东部地区气温进一步转暖。直到北宋末期,才有明确的转冷迹象。②在这种气候下,适合的农作物才有生存的条件,气候的寒暖变化也势必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如农区向北扩展、北宋时黄河流域水稻种植的恢复、南方地区熟制的变化、粮食亩产量的增减③。

 

(二) 北方诸路的农业生产水平

到了宋代,此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在数千年历史的积淀下仍保持着雄厚的基础。北方地区属于旱作农业区,除个别地方适合种植水稻,大部分以粟、麦、豆、黍的种植为主。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北方诸路的平原和谷地大都采用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一些山居还存在着粗放经营。一般来说,两种经营方式之下的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度不同,造成他们的日常农事活动就不同,进而影响了不同的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却是对农时的遵守。为行文方便,以“路”作为研究单位,大致描述一下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环境。 开封府:开封府是北宋都城,水陆交通方便,有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流经,地势起伏不平,岗地众多④,但土层薄,还有大量盐碱地,不宜种植业的发展,“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湿”①。 京东路:大致是今山东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土地沃饶”②,其中中部地区条件最好,沂州(今山东临沂)“其民杂有桑麻之业,其田兼备鱼稻之饶。”③潍州、密州和齐州(今山东济南)也多沃土,桑麻披野,苏轼有诗云:“昔年罢东武,曾过北海县(潍州首县)。白河翻雪浪,黄土如烝面。桑麻冠东方,一熟天下贱!”④“自从舍舟入东武,沃野便到桑麻川。”⑤徐州则适合稻菱,还有麦的生产,“土膏地润,足蒲鱼,宜稻麦”,⑥“地宜宿麦,一熟而饱终岁”⑦东部地区的登、莱二州(今山东蓬莱、莱阳),土地质量差,农作物种植的条件不佳,苏轼知登州时言:“臣所领州,下临涨海,人淳事简,地瘠民贫”⑧。

 

二、    北方地区农家的劳作 

 

(一) 顺时而作

农事为先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水平和主要农作物基本决定了农家生产生活的活动主线,对处于这个大环境下的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①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从中可以更加细致具体的看出农家是怎样围绕农时进行生产生活的。劳作生活可以作为生产来讲,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也可以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来讲。农家的生活节奏是有规律可循的,对农时的遵循就是一条十分典型的线索,对农事的重视是非常明显的特征。同时,农家的生产生活不仅是有规律的,而且还是十分灵活的,农家在恪守农时的同时有着较大的调节空间,这个空间看似没有章程,实际上是在农时可行范围内的。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中国文明就是农耕文明,古人的“三才”理论中,“天时”是重要的一环,顺应天时具体来说就是不违农时。农时,就是适宜作物耕种﹑收获的时节。萧放在《中国人的时间观》中说,“从时间意识的角度看,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时间知觉。农业生计方式是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的基础,因此中国人的时间体系以农时为中心。”②古人的计时方式非常多样,有太阳历、月亮时间和以众多物象为指示的物候时间。其中,以太阳历为基础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农业计时方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写照。传统社会人们日常的时间生活追随太阳起落。③同时,月亮历即阴历也是人们安排日常生活的标准,这样年月计时方式相结合,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安排相结合,是古代中国特有的计时方式。顺时而作、农事为先几乎是中国古代社会一贯遵循的原则,统治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教化臣民不违农时,安心于农业。事实上,民众本身才是最直接的执行者,土地是他们最为珍视的财富,从土地中汲取粮食是他们生存的主要来源,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关注和重视劳作的效率和结果。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自发的天然的怀有一种对农时和农事重视的情怀。

 

(二) 农桑结合 衣食自给

前文说到,农家的生产主线是围绕麦、粟、豆、稻、黍这五种主要农作物进行的,这构成了农民劳作生活的基本内容,对它们的管理构成农家劳作生活的主要旋律。较之于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桑蚕之事是比较静态的,桑树可以自由生长,蚕有固定的生长周期,它的存在不占据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甚至主要是妇女们的主业,它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内部进行着,不需要社会大范围的合作。不必考虑田地的质量及水利灌溉,也不用担心农具和技术的更新束缚,是一种细活计。漆侠先生指出,宋代已有独立的蚕桑业者存在,他们“以商品粮为生,是脱离种植业为生而成为农业一个分支或其他行业的一个明显的标志。这样,蚕桑业便脱离了种植业而独立发展,成为农业的一个分支。”③它是农家劳作生活的延伸,并不影响整个农业社会依然按照农时作息的主线运行下去,与农业生产方式并不冲突。虽说蚕桑之事不直接反映农时,不直接与土地打交道,但衣食大计,男耕女织,蚕桑之事也是农家劳作生活中必须要安排好的重要事务。“原上种良桑,桑下种茂麦。雉雊麦秀时,蚕眠叶休摘。”农民是精明的群体,他们合理的安排着自己的劳作生活,原上种桑,桑间植麦,互不影响,且正当麦子长成时,蚕也进入了即将休眠的阶段,可以错开农忙的时间差,将粮食的生产和桑蚕之事根据各自的习性安排的紧凑有序,高效合理。蚕桑之事二月已起,“二月起蚕事”④,但由于桑叶未发,三月育蚕子,“三月将扫蚕,蚕妾具其器。”⑤意思是三月间蚕子脱壳成为幼苗,但因北方有些地区此时桑树还未发芽,只能采取人工措施控制蚕子的萌发。“河间老卒云:‘蚕子最耐寒热。



本文编号: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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