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精神病人健康服务体系探讨及其参考借鉴价值研究

【摘要】 精神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中国的精神健康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中国的精神健康服务由于起步晚,资源少,政策支持力度小、以及社会的偏见等原因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福利国家的瑞典,其完备的福利制度让其成为福利国家的窗口,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瑞典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也相当完备,研究瑞典的精神健康服务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首先对瑞典精神健康服务涉及到的相关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等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分析,然后从纵向上对近几十年来的两次大的政策、法规方面的改革进行分析,对改革的背景以及目标、内容、影响等进行系统、综合的描述,从发展的视角对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政策法规进行整体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对精神健康服务的职责分工、组织管理、财政支持以及执行部门等进行细致的描述；并进一步对住院照顾、社区照顾和特殊群体的照顾等具体服务项目和住房支持、就业支持以及个人支持等正持方式进行层层深入的分析,通过这些描述和分析勾画出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整体图景。最后,在前面探索分析的基础上,对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合理的评析,并在充分考虑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得出对中国建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一些可能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瑞典； 精神健康；

第1章导论

1.1研究缘起

精神健康问题当今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2007年的报告显示，世界各地的精神疾病患者数量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全球约有1.54亿人患有抑郁症，25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有5000万人患有癫痫，2400万人患有痴呆症（广州日报，2007)。而中国的精神健康状况也同样堪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病患者数己逾1600万，而患抑郁症的人数已经达到2600万，患病率达到4% (李研，2011)。而笔者对于精神健康领域的研究兴趣起源于几年前在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做医务社工一年的服务经验，在做具体的实务工作期间，对中国精神健康专科医院的服务模式有了比较深入、具体的了解，出于医务社工工作的需要，期间也对精神健康领域社会服务的一些基本政策和服务体系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发现我们国家从政策上到具体服务上都没有一个正式的专门面向精神疾病患者的服务保障体系，政策法规层面讲，没有具体的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服务的政策法规来规范这种服务，而讨论长达26年之久的《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在2011年9月19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但至今也未能付诸实施；具体服务层面看，只是靠单个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提供单一的服务，没有一个能够与社区等基层组织链接的服务体系。而即使是这种单一的服务组织，也存在严重的供需不平衡，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精神科床位共有13. 2万张。以此算来，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 3张（李妞，2011)。近年来，精神疾病患者伤人的事件，因精神健康问题而犯罪以及自杀等事件等频频在媒体出现，这对中国建立更加完整和规范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提出了要求。而《精神卫生法(征求意见稿)》的通过则再次将精神健康领域的服务体系建设推到大众的视线中，我们如能在改革中借鉴一些福利体系相对成熟的国家的福利模式，必能在改革和完善我们自己的精神健康服务体系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各国在面临R益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时都在积极地建立相应的福利服务体系和应对机制，而作为福利国家典型代表的瑞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便幵始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其福利制度在此后的发展中经历了几次变革，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福利国家之一。高水平的福利体制必然衍生出服务标准较高、服务机制成熟的福利服务体系，精神健康领域作为福利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必然也具有相对完备的服务体系和较高的服务水平。

1.2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是在瑞典福利国家的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系统的探讨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本文对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探讨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对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政策法规通过文献收集法进行资料整理，系统把握其政策法规的诞生：、适用范围等。政策法规的变革对整个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影响深远，因此在探讨政策法规时，对瑞典精神健康领域的两次大的改革也进行了系统的描述。

其次，通过文献收集以及实地的调查，对精神健康服务体系中的具体服务的开展进行探讨。该部分的探讨主要从精神健康服务的组织实施及分工、横向的具体服务项目以及纵向的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支持性服务等几个方面，对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进行系统的阐述。在该部分中，横向服务项目是对精神健康体系的不同的服务范围的具体服务项目进行分类阐释，主要包括住院照顾、社区照顾以及针对特殊目标群体的照顾等方面。而纵向的支持性服务则主要是对精神健服务系统提供给精神疾病患者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进行分析，主要包括居住服务、职业服务以及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个人服务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对瑞典精神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势和不足进行客观评析，最后通过介绍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状况，在充分考虑两国差异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借鉴。

第2章文献回顾

2.1关于瑞典福利服务的研究

国内关于瑞典福利服务的文献并不多，大多是泛泛介绍瑞典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有些文章介绍并分析了瑞典福利制度及其特点（张谦、李执一，1980;孟庆中，1990;阎安，2006;蒋一鸣，2007;王三秀，2008)并对其进行评述（徐思远，范建华）；有的文章对瑞典福利模式的理念做出评析（赵永清，1992)；也有的从改革和发展的视角介绍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演进及未来走向（柯世锋，1995;赵泳，1998;房连泉，2009;张琳娜‘2007)，及其改革发展对中国的启示（李讳，2009)；也有的文章探讨了瑞典的福利政策模式同时也谈到了对我们的启示（徐恒秋，2007)。有些文章则从比较的视角入手，分析瑞典的福利制度演变和发展（沃尔特科佩，刘玉安译，1993)有的则从改革的角度分析比较瑞典和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向文华、李雪梅，2002;杨倩，2007)也有文章从瑞典福利制度出发来探析北欧的福利模式。（高振立，2002)。而丁建定编写的一本教材，则系统介绍了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丁建定，2004)。总体来说国内的文献关于瑞典福利制度的研究较少，多从整体着眼，比较泛化，不够细致。

2.2泛化的精神健康服务研究

目前国内精神健康服务角度的文献很少，主要集中于对于目前生物医学模式下的一些医学治疗方面的探讨，但也有一些是关于精神健康领域服务的，例如王文菁、林海程等做了一些关于社区精神疾病照顾者的心理状况的调研，主要通过抑郁自评量表、社会支持量表以及家庭负担量表等进行量化的统计，发现有47.2%的人有明显抑郁症状（王文菁、林海程，2009)。荣立、杨肖婦等做过一个住院精神疾病患者家庭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住院精神疾病患者的家人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损害，而这些与照料时间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呈显著相关（P〈0.01)(荣立、杨肖婦等，2010)。这些研究表明我们的照顾责任主要还是由家庭成员承担，而且他们自己的生活受到严重的不良影响。

关于服务模式探索方面，彭琪、李亚敏对西方精神疾病康复治疗模式与中国的康复模式做了一些比较研究，提到了应为这类人群提供平等的就业、住房、教育等的机会，而且社区也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服务（彭琪、李亚敏，2009)。虽然介绍比较笼统，但是提到了新的模式，会有一些借鉴意义，但与中国模式比较时，对家庭治疗的概念没有澄清，有所误用但就具体治疗而言，在比较基础上所提出的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而喻瑶也对精神卫生服务的新模式的研究做了一些探讨，介绍了当今的背景下精神健康治疗和照顾的国际趋势，例如将精神卫生服务纳入到一般卫生服务系统当中（喻瑶，200.5)。童敏老师的两篇关于西方精神健康服务模式探索的文章则质量很高，一篇是介绍西方精神健康服务发展中的复原模式的演变和争论，虽然复原模式已经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模式，且已经流行20多年，但在中国介绍和使用的却很少，文章主要基于美国的经验，对复原模式的发展和争论等做了非常详尽的介绍（童敏，2008)。另一篇文章则从社工的自助及同伴支持的理念出发来谈西方精祌健康服务模式的发展轨迹，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精神健康服务模式的发展，文章提到六七十年代的服务使用者运动以及90年代复原模式的使用等，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童敏，2009)。而周勇的一篇文章则介绍了美国精神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并从中得出了对中国的启示（周勇，2010)。中国经济周刊在2011年的7月18円的一篇特别报道则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中国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现状，对于了解中国的精神健康照顾情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李研，2011)。

本文编号：8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