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知识与课程：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教育的建构

发布时间：2017-12-06 21:29

  本文关键词：观念、知识与课程：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学教育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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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对中小学生实施的国家课程的重要内容,文学教育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在特定时代对世界的认知与把握,也代表了课程制定者对现实世界的审美想象,因而当文学被镶嵌在制度性框架之内时,它就具有了一种有形的疆界。人们在这种现实与想象交错的教育场域中对其进行知识的再生产,而其“制度性媒介”则成为生产和表现文学教育想象的最主要载体。本文旨在探究新文学在晚清民国时期观念与内涵的不断建构所带来的对国文教育知识体系的具体影响。从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着眼,本文研究的起止时间设定为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分为五个历史时段,力图在具体详细的历史语境中展现一幅相对完整的新文学知识体系在国文教育中逐渐建构与不断变革的历史图景。自1901年清末至1911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国文教育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为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随着传统教育体制的整体性嬗变,“实学”开始成为培养国家“有用之才”的重要课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清末实用主义对中国传统教育带来的重要冲击外,社会结构的变动所导致的文学与语言的现代转型,成为左右语文教育历史进程的更为有力的因素,也是我们审视语文教育如何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两个内在动因。在“新文学”进入教育改革者视野之前,传统文学内部已然开启了一段由“雅”向“俗”的演绎进程,这不仅得力于西方文学的外部影响,更是社会时代变迁在文学领域中的具体折射。国文教育从开始的拒“俗”,到有条件地接受“俗”,最终“雅俗共赏”的发展进程,折射出其背后“俗语”以及“俗文学”一步步由边缘进入社会文化中心的多方努力。1912年民国建立至1922年新学制颁布期间,国文教育经历了“国文”到“国语”,实用性向文学性的历史性变革。文学中被国家意识所遮蔽的“人”的觉醒,在这一时期成为文学的中心话语。在“科学”与“进化”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小学文学教育体系焕然一新,包括新的文学标准下阅读系统的建构,写实主义文学理论下观察与描写等文学技术的强调,以及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培养。而最终的文学教育的目标,在于使学生养成适应于时代的“健全之人格”。1922年新学制颁布至1929年暂行课程标准的实行,新文学经历了最为繁盛的二十年代,在这一阶段,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呈现出并驾齐驱的局面,共同推动了新文学教育的轨迹与方向。“真实”与“情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与文学争论的中心话语,在极大地丰富了新文学内涵的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教育知识体系的初步形成。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的国文课程标准中开始使用美学话语来表述学生文学素养的标准,同时对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提出文学性的要求,比如“欣赏”与“试作”以及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要求。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新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夹缝中继续前行,阶级性与民族性取代二十年代“情感”与“真实”的文学标准,“浪漫”精神在新文学中逐渐淡出,现实主义的内涵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典型性与大众性。在阶级观念与民族观念的共同作用下,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学生及民众的语言培养力度,以期提高国民民族意识,促进全国团结统一,同时从社会科学修养的角度提出注重学生科学世界观的树立以及创造“新语”“新文学”能力的养成的新要求。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民族情绪与民族意识高涨的特殊时期,新文学的中心话语由阶级性转移到了民族性问题,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在历史使命的感召下开始“批判地接受”传统文学；第二则是以“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为契机,侧重文学形式的探讨以逐步构建完善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弥补新文学运动以来偏重精神与实质的不足。以“抗战”与“建国”为主题的文学教育改革,加深了对固有文化的了解以增强民族自信,通过形式的训练以提高学生国文水平,凸显实用文的训练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力。
【学位授予单位】：浙江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6
【分类号】：G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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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26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