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安全领域内跨国私有行为体的崛起：在全球治理中向基于实践理论的非国家行为体发展

发布时间：2017-12-13 08:29

  本文关键词：海洋安全领域内跨国私有行为体的崛起：在全球治理中向基于实践理论的非国家行为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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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0到2005年间,联合国记录了超过2600起严重的海上人员伤亡事件。海运安全是国际船运的关键,因为超过90%的国际贸易是通过海洋运输的。海运与一国影响国际贸易的能力、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以及促进国内就业和生产的能力息息相关。因此,船运被国际关系学认为是权力的来源之一。国际船运与海洋安全有关,而海洋安全未被主权边界所限制。这一问题的起因是船级社,它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内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样的情形向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理论挑战——需要后实证主义理论来描述这些私人行为体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虽有多种多样的建构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被使用,但是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与这些行为体影响的描述有着日益显著的关联。本研究可回答一个实际问题——大规模的人员伤亡,以及一个理论问题——国际治理领域内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实践理论对于理解船级社在海洋安全领域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何贡献?”第二章将实践理论与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比,探索了实践理论的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根本假设是国家是海洋安全领域的主要行为体,以及国际秩序是无政府的。相反,实践理论声称国际秩序是等级制的,因此国际关系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社会领域,比如经济学中的市场。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但它们没有考虑国家行为体的排他性。从关联的角度看,虽然建构主义学者的理论部分也有实证主义的休谟式的因果假设,但实践理论是解释主义的。因此,实践理论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动态和权力斗争。除了这些不同的理论进步,另一个使用布迪厄社会学的原因是因为它将实践当作研究的原料而不是具象的知识。实践理论为超越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的偏见提供了一个方法。最后,实践理论不再聚焦于理性选择理论或建构主义的限制。因此,实践理论与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研究越来越具有相关性。第三章介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方法论。在实践理论中,这样的方法论应当是批判的、历史的。社会调查遵循以下四个平行的步骤,这四个步骤将会被详细阐明:实践知识的获得,以及通过对场域、和资本的分析重构行为体的逻辑。本研究是一个纵向、定性、批判、多重个案的研究。三个主要数据收集方法是采访、焦点小组和文本分析。数据采集的工作是于2014至2017年间在法国、英国、中国和新加坡进行的。共进行了21次采访,以及时长三年的对于评论、档案、新闻稿、企业档案的分析。实证调查包括对于八种行为体和行为集团的研究,包括国家、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港口、造船厂、船舶经纪人、船级社、后勤公司和船主。第四、五、六章是实证田野调查的发现,每一章都提供了对于实践理论三个概念的分析,分别是权力的场域、资本和惯习。第四章为海洋安全的场域划界,明确了主要的行为体并阐释了它们在该场域内的相对位置。第四章明确了四种行为体:国家、国际海事组织、船主和船级社。没有证据表明海洋安全主要受国家影响。国家需要保证它们的决定符合一国工业的需求,这样工业行为体才会支持政府的决定。船级社和国家有共同利益。传统海洋国家在过去发展它们自己的国内船级社,这些船级社现在国际化运作。一方面,通过支持它们,传统海洋国家可以保证它们的安全标准可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法定义务委托给船级社,一国在不雇佣自己海洋安全劳动力的情况下就可以遵守国际条约。国际海事组织的主要利益是将它们作为唯一决策场所的垄断地位合法化。田野调查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利益冲突,这导致双方在不明晰的、无法操作的规定性文本上达成共识。国际海事组织需要船级社能够将这些文本转化为对整个工业链条的行为体都可行的规定。无法操作的文本仍被保留,这可能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在该领域掌管决策的能力。同时,国际海事组织的垄断地位使得它保证分级系统的延续和发展。确实,部分规定影响了证书的产生,这项活动实际上是由船级社完成的。第五章主要是对资本的分析。四种资本被明确:符号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资本。本研究揭示了国家间资源再分配的不平等。在该领域内国家享有坚实的符号资本,就好像它们是各自领土内的君主,它们有权发展它们自己的结构来统治它们国内的民众。该主权可被用来加强国际条约并运用高安全标准,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吸引外国船主——通过松散的税收制度和有吸引力的税收优势。因此,主权是海洋安全的风险。船级社的经济资本主要是它们的证书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从商船的运作、建造、到技术和法律调查的诸多方面。因为证书是强制的,所以船级社在工业链条中似乎变得制度化了。它们较高的符号资本使得船级社在行为体中有较高的地位。这个地位使得它们是近乎豁免的。确实,它们经常参与诉讼,但是船级社很少在法庭上输给船主、船员、或国家的代表。船级社的信息资本是船级社对成员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影响力的一个有力来源,国家和国际海事组织部分依靠船级社的信息来做出决策。因此,信息资本是船级社在这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第六章是对结构复制的分析,在布迪厄的社会学中这叫做惯习。作为国家在国际海事组织代表中的专家,船级社同样对国家有很大影响。国际海事组织是这样一个讨论场所,它将大量商业机会(比如证书颁发),分配给该领域内的某些特定代理人。船级社的制度化不仅仅发生在国家或政府间层面,因为分级证书已融入到了工业行为体的商业流程中。同时,船级社建立了使它们充分利用信息资本的机制,特别是通过国际船级社协会作为信息枢纽的中心地位,以及通过大量的出版物的方式。通过定期举办高层会议,它们保证了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的机制化。在这些会议中,会议记录授权国际船级社协会以及它的成员出版。国际船级社协会将自己看作为国际海事协会合作伙伴。确实,它使用了国家海事组织的话语设计了它的官方使命和价值观。船级社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游说手段以将它们的议题加入到国际海事协会的官方议程中去。总之,一个更多元的权力概念——包括与使得特定行为体进入场域的资本相联系的多种权力类型——是有前途的。国家的符号资本看起来并不能使他们有竞争力地参与到超国家层次的决策中。社会和信息资本越来越缺失,这削弱了国家在无私人行为体的帮助下履行义务的能力。国际组织没有强制成员国家执行规定的能力,这需要船级社的信息和社会资本来产生符合船舶工业现实需要的规定。确实,实证研究表明国家间的协议首先是政治共识的产物。这样的共识经常导致模糊文本的产生,模糊的文本无法被运用到船舶工业,也可能在现实中不会被实施。船级社控制了对于文本修改的建议,从而使这些文本符合船级社的要求。这些修改建议主要是在第一轮谈判中就被成员国接受的。尽管私人行为体的显著地位可能表明“国家的衰落”,它更应该被解释为它们符号资本的变异。实践理论似乎可以让社会科学家通过船级社的系统把握它们的动态。从这一视角,海洋安全领域的主导代理人可以获取恰当的资本以及明确可能的战略行动。这一视野的转换强调了其他理论所不能描述的要素,比如,社会代理人的行为是如何展现政治秩序的组成、存在和影响的。船级社通过将分级系统与整个工业链条紧紧相连,并通过它们在国家和超国家层次的符号资本,获取了它们的决策权威。工业链条和国际海事组织为保障船级社的权威和合法性提供了制度背景。本研究的另一项贡献在于展示实践理论能够为前文所述的所有行为体提供一个综合的框架。除了对于全球治理领域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研究做出了方法论上的和理论上的贡献,实证研究揭示了在海洋安全领域行为体的利益是如何交织的。而且,它暴露了行为体有助于复制社会秩序、有助于加强船级社强大影响力的实践行为。实践理论为理解全球治理主题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架构,因为它包含了环境的复杂和围绕着决策者的多元性。场域的概念为理解全球治理、发生在国际政治特定领域内的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一个提供了有趣的方式。确实,将全球治理视为场域,这使得一个通过多种资本类型精密分析权力斗争的研究成为可能。本文开头提到的以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视角来研究全球治理与本文的视角则恰恰相反。全球化改变了政治的样貌,加快了行为体参与和淘汰的速度。如果在全球治理“私有化”中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正日益吸引政治学者的关注,那么这一领域过去的研究可以说是没有能够指明这一现象之下的本质权力动态。船级社可以说是最发达的私有治理体系,它包含了工业以及在超国家机制层面强有力的存在。它们的出现可被当作是一个揭示该领域社会动态的起点。本研究为工业和国家提供关于全球治理中跨国行为体发展以及它们产生的政治动态的额外的社会学观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实证主义的还是建构主义的,都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工业和政治从业者真实的、日常的行为。案例研究表明,社会实践与真实的操作和国际船运行业的规范是相关的。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理解全球治理领域内权力的转移和持续提供了关键的研究要素。本研究表明,对于船级社的超国家成功的深层次理解,意味着一个根植于非国家行为体贯穿工业链条的实践行为的分析。用还原主义的方法,仅仅关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单独行为,不会产生关于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崛起的敏锐洞察。尽管有争议,但是船级社的实践,以及它们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私人行为体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表明它们在海洋安全中达到了显著地位。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7
【分类号】：D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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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28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