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理性·行为：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框架研究

发布时间：2021-10-08 21:57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互动方式和频率都在增加,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愈发密切,这使得国家在对外政策选择中的空间更大,不同以往,考虑到国际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的制约力度,当代国家的政策偏好同传统理性主义理论假定也有了一定区别,效益最大化当然是政策选择的重要标准,但不再唯一。因此,如何在国际背景、国际互动现实发生转变的情况下,适应变化建立新的对外政策分析框架就变得十分重要,它既能为一国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有效减少对他者政策的误判,更能够促进不同背景文化国家间的相互理解,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本文就是以此为目的,尝试在梳理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进行修正,从而提出更有适应力的国家对外政策分析框架。本文正文共包括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对核心概念做内涵辨析,以及对相关理论进行总结评价。本文所涉及到的核心概念包括角色、身份、角色身份和理性,前三者在当前研究中常常被混用,但实际上,三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作用也存在差异,相较之下,身份涉及的内容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行为,角色在这一角度上更具优势,角色本身既有结构属性,也有单元属性,全面的考量角色,对理解“角色-行为”的关系十分必要... 

【文章来源】：吉林大学吉林省 211工程院校 985工程院校 教育部直属院校

【文章页数】：135 页

【学位级别】：博士

【部分图文】：

角色理论和外交政策：作为自变量的国家角色概念和规定3根据这一框架，我们能够看到，霍尔斯蒂认为影响外交政策角色扮演的主要受政

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要，所以应该进一步扩大视角，梳理美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贸易政策，将美国发生的贸易战代入到贸易平衡问题，到整个贸易政策发展历程中来，使其作为宏视角下的“一般性”的选择来看，抛开特殊性，更有助于后文结合前面的偏好分析，做政策的选择判断。“今天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34 年的《贸易协定法案》（the TradeAgreements Act of 1934）”1,缘起是彼时为了回应 1930 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Smoot-Hawley Tariff Act）引发的美、加、欧三方贸易冲突，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施加的报复性关税等行为做出的政策上的转变，在对外贸易决策体制上，这一法案还奠定了白宫和国会共同享有贸易政策决策权的基础，法案中规定总统可以“三年之内不通过国会缔结贸易协定，可以在 50%的限度内提高或降低关税”2。以这一法案的签订为标志，美国开始向全球推广自由贸易，提倡降低关税、去除贸易壁垒，而这一倡议对于美国本身来说也意义重大，美国的平均税率从 1934 年开始持续走低（如图 4），贸易额占美国 GDP 的比例也逐年增加：

【参考文献】：
期刊论文
[1]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知识产权异质均衡保护研究[J]. 王守文,宋林洁.  知识产权. 2018(11)
[2]“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J]. 刘雪莲,桑溥.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06)
[3]中美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及应对[J]. 曹刚.  对外经贸实务. 2018(10)
[4]中美贸易战中的国际法[J]. 杨国华.  武大国际法评论. 2018(03)
[5]美国对华贸易战:背景、影响与应对[J]. 刘英.  国际经济合作. 2018(05)
[6]身份与角色: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学阐释[J]. 鹿斌,金太军.  江海学刊. 2018(03)
[7]新型国际合作理论:国家理性二元统一的视角[J]. 刘雪莲,桑溥.  国际观察. 2018(03)
[8]贸易战之危与机:美日贸易战史鉴[J]. 董德志,金佳琦.  金融市场研究. 2018(04)
[9]超越理性假定:情绪、信念与国家决策行为[J]. 余文全.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8(02)
[10]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塑造——以“保护的责任”为例[J]. 阙天舒.  国际观察. 2017(06)



本文编号：3425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