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压迫与鲁迅的散文创作

　　文学创造的发生阶段，包括材料储备、艺术发现和创作动机三个部分，其中创作动机驱使着作家笔耕不辍将一生的心血与精力都放在文学创作上，在每一个具体的作品创作的发生阶段，创作动机大部分是靠着外界的机缘来触发的，这种触发了创作动机的外部因素，是作家进行写作的主要创作动力之一，这种机缘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外在的刺激，它给创作者以宣泄心中所有奔涌的热情和蕴蓄的情感的途径，原本存在于创作主体脑海中的盲目的意图和躁动的驱力变成明朗和确定的动机，并能在其驱使下将外部信息跟已获得的材料进行合理的安排与贯穿。鲁迅散文创作是在强大的创作动力的推动下得以不朽的，这种创作动力来源于很多方面，而鲁迅生存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影响其特殊而重要因素，在那一时节社会动荡、文网大张、文人之间党同伐异，都使得鲁迅处于严酷的社会压迫中，在这种压迫中形成了雄浑深沉的内在创作动力，那么集中表现作者主观情志的散文作品，就成了凝结这种动力的主要体现。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鲁迅散文不仅有散文集《朝花夕拾》，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散文的体裁，其实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惭以本文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散见在杂文集中的那些偏于抒情和叙事的篇章，像《纪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及类似于《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等晚年怀人散文，都可以列入其中。本文所要进行探讨的，就是鲁迅遭遇的社会压迫对这些散文创作的影响。

　　早期回忆散文创作中的社会压迫推动力《朝花夕拾》是鲁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散文集，中间包含十篇回忆散文及小引和后记，笔致温婉、情感舒徐的温润表皮下涌动着犀利的批判与诛伐，更兼对现实的不满，而这种多层次内蕴的形成，正恰恰源自于鲁迅所遭遇的社会压迫。这本散文集于1928年9月以《朝花夕拾》的名字由北京《未名社》结集出版，在此之前，从1926年2月开始的写作，写作过程几经辗转，在战斗与迫害中颠沛流离，所以文集中的前五篇作于北京，而后五篇则作于厦门，一直以《旧事重提》为名在《莽原》半月刊上陆续发表，根据鲁迅自己的说法，里面的文章是对往昔时光的回顾，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字，而写作的当时，鲁迅在现实中所经历的正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威逼，所以不得不将笔触转向童年时光，呼唤旧时的美好，映照现实的黑暗。

　　(一)动荡时局里的颠沛流离鲁迅创作《朝花夕拾》的过程，贯穿了整个1926年的中国，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如乌云笼罩北平，国共合作刚刚达成，面对愈见浓烈的反帝烽烟，世态人心起伏动荡，而致力于为人民觉醒而奔走呼号的鲁迅，难免于与反动统治的战斗，更注定了命途的浮沉。因着对“帮闲”和“走狗”文人及黑暗统治的批驳和抨击，鲁迅写下《猫·狗·鼠》一文进行讽喻，因此拉开了《朝花夕拾》的创作之幕。3月18日，鲁迅刚完成《阿长与山海经》的创作未及发表，记忆中人情世态的温婉单纯，就与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三一八”惨案爆发，鲁迅面对段祺瑞政府对北京人民的爱国斗争的血腥镇压，出离愤怒，当即写下文章给予激烈的攻击和讨伐，在其中对英帝国主义开始在中国策动大规模的“反赤运动”也有所揭露，因而被诬陷罪名，写在了反动政府的第二批通缉名单里，“这种计划，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圜于是，鲁迅不得已暂时避居西城莽原社。在这里继续战斗，写作与揭露，又因仍不安全于29日转移至山本医院装作病人继续避难，以求得更加持久地战斗。这期间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开始实施，鲁迅在整个四月间创作了六篇作品继续揭露反动军阀和走狗文人的“阴毒与凶残”，因为时局进一步恶化，直奉两系军阀进入北京，鲁迅只得在友人的帮助下由山本医院转人德国医院“一件破旧的什物堆积房”中，“夜晚在水门汀地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然而，由于医院不同意非病人在医院的常住，鲁迅又再次转移至法国医院的地下室，在此期间持续创作，战笔未有停滞与畏缩。生活条件极致恶劣，处境险恶的避难生活一直持续到5月才落下旬点。

　　回到家里的鲁迅，不久便写下《二十四孝图》，持续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更对儿童教育提出追思，之后的《五猖会》也是这一主题。也许正是现实的粗粝，使得鲁迅对回忆的内容都怀有难得的怀恋，所以鲁迅在打压和围剿中，一直撰写战斗檄文的空隙中，也能将温情的笔触伸向久违的故乡，更兼与现实的强烈对比中，有所希冀和讽喻，此间的三个月里，奉系军阀血腥残暴地镇压北京的文化界人士，动辄获罪，甚者被杀，鲁迅应厦门大学之邀，从北京转入厦门任教，“临去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为另一个战役做更好的准备”。然而，那里也并不是鲁迅想象中的一片净土，甚至压迫和打击来得更甚，斗争也越加激烈残酷。l1月18日鲁迅完成了《范爱农》的写作，其中那个热情于革命却遭到不平，被排挤和迫害的人物，一方面是鲁迅为旧友的怀念与义愤，另一方面更有对自己处境的折射和不平，强调了对反动势力的打击要彻底而坚决。在之后的不久，鲁迅便辞去厦门的一切职务，赴中山大学，开辟新的战场，在这样的辗转流离中，只是将鲁迅的战笔磨得更利，对人心的观察更加透彻见血，在战斗中没有一点畏惧和懈怠。

　　迫害与打压未有一丝减少的情况下，鲁迅将情感更多地沉潜到回忆里去，在厦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朝花夕拾中的后五篇文章全部写就，留下了于血痕与硝烟中的缱绻温情。

　　(--)狭小怪圈里的党同伐异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惯有党同伐异的癖好，苦于过早清醒的鲁迅，在狭小逼仄的文化圈里俨然成了异类，因为惯于犀利的“说真话”而被动地站在了各种笔战的风口浪尖。1926年，章士钊控制学界，陈西滢一伙为其走狗和帮凶，鲁迅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  2月，徐志摩与陈西滢分别发表文章专门攻击和污蔑鲁迅，鲁迅遂写文章进行批驳，进一步揭露其丑恶灵魂及肮脏无耻的手段，之后，陈西滢作为“流言家”的面目彻底暴露，一度陷入狼狈之境，而徐志摩之流又花样频出要为同伙涂脂擦粉以图粉饰不堪，鲁迅仍然不畏各种暗箭持续揭露与针砭，21日写下《猫·狗·鼠》写明自己对猫的仇视，对那种在主子面前尽显“媚态”的帮闲文人给予辛辣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