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信息-文本、实物、档案、展览及博物馆转型问题研究

一、本文的学术语境和现实意义

西方的博物馆在近现代百年的发展中突破了传统模式，转入“后历史”的发展阶段，传统博物馆所重视的“物”和原有的“叙事逻辑”受到挑战。博物馆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阐释系统，执着于对“物”的描述往往局限着博物馆的发展形态。近三十年，博物馆文化交流和认知方式发生着巨变，新博物馆学的提倡者们从建筑、馆藏策略、民主、伦理和心理体验等各方面论证博物馆如何成为城市文化交流的开放平台，原本孤立的文本、实物、文献在展览中得以共存，博物馆展览本身也从单纯的陈列变成体验空间，因此从信息交流的角度重新梳理和认识它们在博物馆中的地位，将有利于博物馆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当代咨询社会的文化交流新局面。
博物馆本身是一个知识的宝库，这些知识如何从古至今延绵不绝、启发新知，知识形态发生何种变化；博物馆的知识和信息如何巧妙地通过展览和活动被人接受；博物馆应该秉承怎样的态度巧妙地过度到当代生活中？这些问题原本仅限于零散的讨论，本文借助英国李斯特大学格林海尔教授主编的《博物馆、信息、媒介》的视角，把认识“博物馆信息”当做进入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本质上探寻博物馆的知识和信息由什么构成、如何成为现存的模样；展览提供了怎样的认知渠道；博物馆如何与当代城市和公众保持交流？这几个问题相互交织，既涉及到博物馆所存放的物品、文献、文本等信息源，也考验着博物馆展览的信息处理能力；还涉及到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建筑师与出资人对当下“博物馆理解”的差异。诸多问题汇集到一起，正是当代博物馆重新定义自身的良好契机。
本文通过确立文本、实物与文献的定义，结合历史形态的分析，论证当代博物馆的发展趋势，即博物馆将以“资源整合”为其重任，为观众提供体验的同时，在超越知识、讯息本身的更广阔的背景中传递当代文化理念、提供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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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从信息角度研究博物馆本体（文本、文献、实物）和博物馆展览体验的著作和书籍比较少，其中有几本突出的文集和译作涉及全球新博物馆学的发展理念和当代意识。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就以“从馆舍天地到大千世界”为书名，呼吁扩大博物馆与社会交流的能力和范围，从博物馆社会职能的调整和完善谈到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公民教育、信息互动、机构合作等，阐述了自己对新博物馆学所倡导的理念的回应。此外，丁宁译作《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对比了传统博物馆的叙述及现当代博物馆的展示观念，描述了当代公共艺术博物馆的发展趋势；钱春霞等所译《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从建筑、馆藏策略、博物馆的身份、参观者、机构批评和档案角度构建了一个新博物馆学的探讨框架，确立了当下博物馆在相关方面所面对的问题。
本文研究角度的启示来源于海外最新的博物馆学研究成果，国外研究有两类学术论文与本文相关，其一是对博物馆“诠释系统”的哲学反思。欧美博物馆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建立起与“非西方”世界对话的策展机制，以期打破固有的博物馆认知模式。英国李斯特大学教授格林海尔女士(Eilean Hooper‐Greenhill)的著作《博物馆及其知识的形成》（“museums and the shapingof knowledge”）于 1991 年在英国出版，开篇抛出一个问题：“博物馆着力于知识形成这项工作足足 600 年了，但是他对当今社会的功用体现在哪里呢？另外，她的另外一本著作《博物馆、媒体、信息》（museum、media、message）和海德.H 海茵所著《变迁中的博物馆》（The museum in transition）对我启发较大，它们的研究涉及了博物馆的实物、文献、文本信息的认知误区。后者由美国史密森学会出版，在美国的博物馆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此外，对本文有所启发的是海外的“新博物馆学”潮流，2011 年由加州大学教授萨伦.麦当那主编，布莱克威尔出版社出版的《博物馆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汇集了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著名学者在新博物馆学的语境中讨论当代博物馆的问题。其中第三单元集中讨论了博物馆作为建筑、空间和媒介的问题，这使我看待盖蒂博物馆的当代性有了新的视角。海德.H.海茵所著《变迁中的博物馆——哲学的回顾》The Museum inTransition：A Pholosophical Perspective 一书对本文的框架逻辑有很大的影响，著作从博物馆类型学谈起，涉及物品、博物馆的真实性、公共服务、教育和审美维度，最后落脚点是处于变迁中的当代博物馆。国内译作《新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导论》（作者为 Janet Marstine 钱春霞等译）中对博物馆档案的重要性的分析也启发了本文的探索。
本文的启发来源于这些著作，正是“新博物馆学”的启发和对博物馆“本体”的哲学反思促使我写这篇理论反思性论文，目的在于厘清文本、实物和文献这几个基本概念和博物馆的历史流变之后，对当下博物馆的发展趋势有更清晰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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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博物馆信息：文本、实物、档案与信息的关系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McLuhan）颠覆了“媒介”与“信息”的传统意义，他认为“媒介就是信息”。他通过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历史的纵向考察，把媒介影响下的人类历史分为四大时代：口头传播时代、文字产生时代、印刷媒介时代、电子时代 ，认为从部落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文明表征都证明“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因此，就功能层面来说“传播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与“信息”的广泛流通对社会的影响是相等的，所以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等同于“信息”。1
基于他对信息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媒介的不同形态来定义和认识“信息”的类型，我们可以把古代到现代社会中的信息分为：口头流传和遗留的物品所带来的信息、印刷技术下产生的“文字信息”、摄影技术下产生的“图像信息”、电子技术下的产生的多媒体“影像信息”。而在博物馆语境中，这四种形态的信息同样存在，被转述的口头语言和物品资料、文字、图像和影像都是博物馆留存的对象，他们被统称为文化遗产。当我们把这些静态的文字图像转化为传播的对象时，他们即成为文化的“媒介”又被看做“文化信息”。因此，认识博物馆的文本、实物和所保存的文献，就是认识博物馆的信息。一件古巴比伦的“汉莫拉比法典石碑”既可以被看做是一份信息的原始文本，也可以被单独作为作品来欣赏，还能作为一份文献来佐证历史，因此博物馆保存的文本、实物与档案既是可被了解的信息，又是文化表达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