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丹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模式分析

发布时间：2020-08-20 11:29

【摘要】：每一次大的危机都会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并使其劳动力市场及其劳动就业政策发生深刻的变革。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经济滞涨危机，最终使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在劳动力就业方面，西方国家从奉行单一的凯恩斯主义劳动就业政策，转向了多样的劳动就业政策，即以英美等国家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劳动就业政策、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合作主义劳动就业政策、以法国与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劳动就业政策和以丹麦等国家为代表的灵活安全性劳动就业政策。在这其中，由于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有效地将灵活性与安全性结合在了一起，并创造了“就业奇迹”，使得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在西方国家的劳动就业政策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最终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成为了欧盟等其它国家劳动就业政策的目标选择。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同样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政治领域，最明显的就是近两年来爆发的中东危机；在经济领域，则是以美国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涉及金融、经济结构调整、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无疑，这些变革将会对世界各国的劳动力市场及其劳动就业政策，特别是对作为其原来目标选择的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此为背景，本文以丹麦为例，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二是金融危机下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模式的运行情况，以及影响此模式正常运行的主要因素；三是金融危机下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调整。本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主要特征。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主要特征是灵活性与安全性的有机结合。在这里，灵活性主要表现为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灵活适应性、较低的就业立法保护和明显的外部数量灵活性；安全性主要表现为慷慨的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激活性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丹麦将灵活性与安全性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它与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外部灵活性构成了丹麦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模式的“金三角”。第二部分，金融危机下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因素。金融危机对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失业率的快速增加、就业的大幅下降和难以为继的社会安全网。这与德国等实施较严厉的就业立法保护和内部灵活化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国家在危机中的变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概括起来讲，影响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有效运行的主要因素包括：结构性失业向需求不足型失业的转变、灵活化下雇主逆向选择的扩大效应、外部数量灵活性下内部稳定器的缺失、慷慨失业救济的负面影响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作用的局限性等。第三部分，应对金融危机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调整。为了更好地应对金融危机和解决其在金融危机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丹麦对其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进行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这其中主要包括：强化灵活安全性模式新工作的创造能力、加大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力度、实施工作分享计划和完善失业救济制度等。最后在结语中，结合欧盟委员会2020年新议程和相关文献研究，特别是其现实表现，对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命运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金融危机下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此次危机对丹麦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对于我国的启示是，要深入研究经济危机与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与经济周期变化、内部灵活性与内在稳定器、不稳就业与就业能力提高等之间的关系，以此准确把握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目标取向与政策选择。
【学位授予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2
【分类号】：F249.534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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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度的灵活性1. 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适应性。从广义上来讲，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主动适应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快速变化的能力。劳动力市场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市场，由其调节对象劳动力的特殊本性所决定，劳动力市场自身有着与产品市场和其它生产要素市场不同的独特运行规律与调节机制。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劳动就业及劳动力的供求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连，劳动就业不能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劳动就业的规模与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与需求结构。因此，劳动力市场应主动适应外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不能成为企业、行业与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的障碍。这就要求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设计应以不断提高本国企业、行业和国家整体竞争力为其目标之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从这一角度来讲，正是由于丹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主动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生产的高度灵活化，才使得丹麦成为了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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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就业立法对解雇雇员的保护程度。这种便利程度与就业保护程度三个方面来进行衡量，即解雇成本、提前通知期限和解雇程序的繁简程度。在丹麦业裁减员工是比较容易的。不仅解雇的通知期限和解雇赔偿是有限的，而且相对来解雇程度的繁琐程度也是有限的。丹麦较低就业保护根源其独特的经济结构与产业方式。小企业众多是丹麦经济结构与产业组织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些小企业不承受因严厉的就业立法保护所引起的较高的解雇成本，也需要较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图 2 显示的是 2008 年丹麦与经合组织国家就业保护立法的严厉程度指数的国较。该严厉程度指数根据的是经合组织国家对解雇赔偿、解雇的提前通知、与不公关的法律程度及相关议题的法律评判等指标。严厉程度指数从零（也就是没有就业保护）到 6（即高水平的就业立法保护）依次分布。在这当中，丹麦（1.6）与英语国家（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相似，是就业保护立法程度较低的国家，而葡萄牙（3.6）、德国（3.0）、西班牙（2.9）、瑞典（2.9）等就业保护立法比较严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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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功能灵活性，即企业在保持原有员工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缩减工时、变革工作组织方式与加强对原有员工新技能培训等方式来适应外需求变化与生产方式变革的要求；（3）工资灵活性或财政灵活性，即根据外部总需求的变化情况对员工薪资进行灵活的调整；（4）时间灵活性，主要是通过实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来获得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丹麦，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主要是通过外部数量灵活性，即对企业员工的新聘任与解雇获得的。这是与丹麦较低的就业保护立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较低的就业保护立法鼓励企业能够在遇到外部需求降低时以较低的成本裁减工人，从而使企业最大程度地将企业所受到的不利外部冲击转嫁出去，降低亏损额度。这与德国、日本等国家所实行的内部功能灵活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外部数量灵活性保证了企业的高效率，但同时也使得工人就业具有较高的不稳定性。任期时间长短与工作流动性的高低是衡量就业稳定程度的两个关键指标。图 3 显示，丹麦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工作变化数量最多的国家；图 3 显示，丹麦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工作任期最短的国家之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