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研究

发布时间：2016-11-22 16:56

导论

从劳动力需求分析,因为"新常态"经济体包含了"新发展模式"和"长期的经济常态"两层意思,所其需要生产要素投入模式、经济增长动力等发生全面、持续的改变。"新常态"下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是创新,不仅需要依靠市场发现创新点,而且需要落实到具体产业将创新点转变为生产力。创新的经济体系伴随的是精细化劳动力需求,对具备持续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存在大量需求。高技术含量与创新驱动的劳动力就业需求大大增加了劳动者职业转换的难度,对于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者的再就业吸收会造成严重的障碍。如何应对"新常态"下的劳动力需求市场转变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投生问题,不仅需要健全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更需要灵活的财政政策全方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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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我国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实践历程

第一节1978-1993年财政包干制下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措施与效果

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步从文革的政治斗争中走出,转向经济的发展建设。在当时从统收统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阶段,最严峻的考验之一就是就业。伴随着从1965年开始的"上山下乡"政策调整,数百万知青返城,加上城镇新成长的大量中专与技校劳动力,城镇己经累计了1500万待业人员需要国家安排,这对就业造成了空前的压力。鉴于计划经济下的就业体制己经无法吸纳如此大量的劳动力,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0年8月组织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三结合"就业方针,即"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就业方针"。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广开口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强化了"三结合"的方针,在此基础上中国才开始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当时设置了劳动服务公司来提供最早的就业服务,充当待业青年的"蓄水池"。截至1985年末,我国共有劳动服务公司45659所 ,街道、县、镇建立了7648所,而企业、机关团体和学校等事业单位建立了34963所。国家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带动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这些多元化主体共同促进就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截至1985年末,共实现614.57万人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员177.16万人,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促进就业的市场模式雄形。

第二节1994-2007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措施与效果

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累计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己经超过五十万亿元,投资政策的重点不仅放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创新产业项目上,还加大了对劳动密集型投资项目的供应、政府资本和信贷支持力度,以充分发挥固定资产在经济增长和拉动就业方面的作用。鉴于这期间城乡的投资环境还存在较大差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在城镇就业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实现了年均4%的增长速度。除了政府直接投资支出,我国的政府采购政策也在促进就业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政府采购政策主要通过保障市场需求来保护本国的产业和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以促进就业。1994年以来,我国的政府采购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06年政府采购支出规模达%82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4.9%,其主要用于对就业有较强吸纳能力的工程类和服务类行业采购,扶持保护了物业管理、绿化养护和卫生保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行业,该阶段城镇就业人员量累计増长6226万人,就业总量被迅速扩大。

第三章"新常态"下的经济、就业与财政政策.........25

第一节"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条件......25
第二节"新常态"下的就业需求与未来发展趋势.....28
第四章"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问题评析.....44
第一节"新常态"下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44
第二节"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在促进就业中存在的问题........47
第五章"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案例分析........55
第一节"新常态"下福州市与深圳市就业环境分析........55
第二节"新常态"下深圳市与福州市的就业影响因素.........56

第五章"新常态"下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案例分析——从福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第一节"新常态"下福州市与深圳市就业环境分析��

从上图可看出福建省人均增速与福州市的人均增速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并且福建省增速略高于福州市的。从人均GDP绝对规模看,根据万德宏观数据,过去十年间福建省人均GDP为%858元,而福州市的人均GDP规模为41615元,二者绝对规模之差仅为4700元。福州市在一定程度上既能够从时间维度代替福建省的经济环境变化,又能够在节点数据上代替福建省具体经济指标,因而选取了福州市作为全国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环境的一般水平案例做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在我国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经济环境中处于上等水平,综合指数为0.95,远高于全国其他城市 ,远低于全国平均的3.62%水平。深圳市作为东省的先进产业区与创新模范区,其亦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我国未来经济和就业模式发展的方向,同时其对于研巧我国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隐形不均衡具有重要参照价值。从直观的人均GDP看,深圳市也确实处于广东省的前沿水平。如图5.2:

第二节"新常态"下深圳市与福州市的就业影响因素

根据上表可知,深圳市第二产业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电子设备制造业结构偏离度一直为正,虽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基数依然较大。这说明该行业的就业比重一直高于增加值比重,劳动生产率相对底下,存在大量劳动力需要转出。此外,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的结构偏离度也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过程,说明深圳市的建筑业高峰已经过去,行业劳动生产率在下滑,存在劳动力转出的可能性。再来看第王产业,金融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结构偏离一直为负数,并且绝对值较大,说明其存在大量的潜在劳动力需求,是深圳市未来就业的重点领域,能够吸纳大量第二产业转出的劳动力。此外,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也存在部分的劳动力需求,但是其需求呈现逐步缩小的态势,说明送两个行业的传统模式劳动容纳度己经接近饱和,需要技术创新来带动其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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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常态"下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建议

通过对"新常态"下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宏观分析与微观案例研究,发现其在产业结构引导就业稳定性维持和就业公平性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政策率不均衡,碎片化严重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作为一个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大国,如何在保障政策一致性前提下努力实现各地区的协调发展,均衡财政政策在各地的传导效率十分重要。必须在保证政策大方向一致性的条件下,根据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构建适应全国的统一财政政策与差异化财政政策相结合的中央财政政策调控体系,努力兼顾区域发展效率与区域间公平,保证财政政策调控就业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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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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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号：186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