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心性哲学和积极心理学的对话与融通

发布时间：2016-12-19 20:14

1 绪论

 

1.1 选题意义

贡华南教授曾谓：“治病是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时代病理应成为我们哲学的出发点和据以展开哲学之思的道路”。[1]换句话说，哲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案前的经山书海，抑或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于，它首先是一种之于现实的关怀。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痒，而哲学的职能，就是拣择问题，分析病理，最终在理论的层面上化解这种痛痒。无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日益迈进加尔布雷斯所谓的“丰裕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人类梦想成为现实；物质的空前繁荣，使得困扰以往历史的诸种苦厄饥馑成为过眼烟云。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切身体会到我们自己及时代所遭遇的痛痒。一方面，传统的价值体系日渐崩溃，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恰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在传统的废墟面前，现代人苦苦地挣扎，我们该去往何处？我们又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种种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以及拜金主义的盛行，还有弥漫四周的高节奏、高竞争的氛围，使得人类在逐利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无穷无尽的焦虑之中，以至于“当代人首先是‘忙人’，‘忙’构成了当代人的基本存在状况与精神特质”，[2]以至于我们“由‘忙’而‘累’，由‘忙’而‘烦’，由‘忙’而‘怕’”，[3]从而忙、累、烦、怕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哲学的“治病”功能决定了，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同时，它亦须从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资源中去寻找解除痛厄的病方。在这里，一方面，，在古老的传统儒学中，我们发现了以人类精神为其基本关照的心性哲学；另一方面，我们也遇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以建立“欣欣向荣”的生活为其鹄的的“积极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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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论题的研究涉及两个不同的学说，即积极心理学与儒家心性哲学。其中，积极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兴未艾，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儒家思想在学界的研究传统中一直占据基本的主流地位，关于心性思想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如此，将此二者的对比研究却很为鲜见。原因在于，积极心理学是比较晚的时期才传入国内，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式，积极心理学尚不是很成熟，它没有形成统一的流派或共同的规则。因而，即便在心理学界，积极心理学也不属主流。因而，本文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性的探索。对于积极心理学，笔者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来使用。一方面，我们会使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成果，来对比、佐证哲学上的论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不会局限于已有的积极心理学的范畴，而只是采纳其基本的研究原则，即聚焦于精神的积极方面，关注精神的心灵状态对生命的发展、人格的形成等所起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谓的积极心理学是一种“广义的”积极心理学。我们将以这一心理学作为参照，来对比传统的心性哲学，努力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解读。因而，在对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中，我们将从如下两个方面展开：1.2.1 积极心理学研究综述前文已经提及，积极心理学由美国前心理学会会长、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所创。作为这一新的研究方向的奠基者，赛利格曼最大的功绩是，在漫长的心理学研究与实践中，他看到了以往主流的“消极心理学”的不足，并正式将“积极心理学”推上历史舞台。在其代表作《真实的幸福》一书的前言中，塞利格曼总结当前的心理学研究状况说：“过去的 50 年，心理学只关心一件事——心理疾病，而且做得不错……但这种进步的代价很高：为了摆脱问题状态，我们会变得更痛苦，甚至还不如以前。”[1]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否认以往心理学在治疗诸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酗酒等精神疾病方面的价值，但问题在于，人类的本性绝不会只满足于消除痛苦，他还“希望找出自己的优势和生活的意义”，他会“想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越变越幸福”。[2]然而，面对这一合理的诉求，仅仅关注于“疾病”的传统心理学明显束手无策，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塞利格曼教授宣称，心理学“终于走到了解积极情绪，建构优势和美德，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美好人生’提供指引的时候了。”[3]在此，我们不难看出，积极心理学的开辟，是与“幸福”这一古老而永恒的哲学话题紧密相连的。塞利格曼教授断言，“真实的幸福来自找出并培养你最突出的优势，并且在每天的工作、休闲、亲子游戏中运用它”。[4]这就在事实上将积极心理视为通向幸福的必由之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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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新发现自我与“性善”

 

2.1 幸福的追寻

帕斯卡尔有句广为传诵的名言：人是自然界中一根脆弱的芦苇，但也是一根能思考的芦苇。这就是说，人之所以能挺身于世界之中，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最灵秀者”，归根结底，在于他能够积极地思索：一方面，他能够从“好奇”出发，以坚韧的精神，不知疲倦地探索宇宙的奥秘；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能够以“返身而诚”的自我意识，向内探寻活着的意义，并确立人生的终极目标，这正如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所说：“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都把它作为自己全部行动的目标。”在这里，柏拉图所谓的“善”，并不是囿于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之善，而是意指一种理想的“至善”、“完善”或“圆满”状态。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善”的呢？显然，因为对最高的“至善”或“圆满”的理解不同，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的个体，其对理想的“善”的生活也构想不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理想的生活必然是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选择每种事物都是为着某种别的东西，只有幸福除外，因为它就是那个目的。”[1]换句话说，“幸福”是“善”的核心构成要素。当我们将探讨的范围从“善”缩小到“幸福”，却又一次发现，问题的复杂性并未因此而减少。因为，正如关于“至善”的理解各不相同，人们对“幸福”的体验也形形色色。事实上，作为一种终极性价值，“至善”本身就决定了“幸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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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功利主义与快乐

功利主义的起源：伊壁鸠鲁哲学对功利主义系统的考察，势必要洄溯到其发轫的源头，也即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一名更喜欢离群索居、隔世绝俗生活的哲人，伊壁鸠鲁的思想显然与他的生平大相径庭。经由卢克莱修美妙的诗篇，伊氏的哲学越过了他所隐居的“花园”，越过了漫漫时空，至今影响着两千年后的现代人。生活于动荡不安的希腊晚期，与同时期的斯多亚学派、怀疑主义学派一样，伊壁鸠鲁认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幸福，幸福就是最大的“善”。然而，不同于斯多亚学派的禁欲倾向，也不同于怀疑主义对世界的冷漠态度，伊壁鸠鲁明确提出，幸福即是快乐，他说：“我们肯定幸福生活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快乐，因为我们已经认清了这是首善，是我们天生所欲；我们择善避恶，皆以此为依据；我们肯定这点，就像我们以激情为标准来判断众善一样”。[1]现在，问题就在于，伊壁鸠鲁所说的“快乐”是指什么？相对我们的质询，伊壁鸠鲁对快乐的理解则要简单得多，易言之，在他看来，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与灵魂的无纷扰”。在此，伊壁鸠鲁连用两个“无”来定义快乐，这意味着，他所理解的幸福只是否定意义上的，或用英国哲学史家柯普斯登的评论说，“伊氏的快乐其实并不在于积极的满足，而在于痛苦之消除。”[2]不难看出，这种运思模式与现代的“消极心理学”是极为相似的。这一“幸福等于快乐”的公式，最终也导致了伊壁鸠鲁以感觉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说到底，快乐与否都只是我们内在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标准”不仅与以往的哲学大异其趣，也使得后世对伊氏哲学毁誉参半。众所周知，自泰勒斯以来，基于对形而上本体的把握的渴望，古希腊哲学从来都是高扬理性，贬斥感性。然而，对于这一传统，伊壁鸠鲁却嗤之以鼻，在他看来，无论理性、超验的本体，还是希腊人所崇拜的诸神，都不过是梦幻泡影。因为，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只能通过感觉，理性也是建立在感觉的基础上。真实的东西将因感觉而产生心灵的运动，不真实的东西则不会产生心灵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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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礼与乐：中国式的积极心理学........................................................ 22
3.1 “性善论”与“礼乐”文化...................................23
3.1.1 性善论中的“礼乐”.......................................... 24
3.1.2 礼物交换......................................................25
4 积极人格的培养...............................................30
4.1 修身：“不动心”的培养............................................... 30
4.1.1 大小勇之别..........................................................................31
4.1.2 浩然之气.............................................................................33
5 结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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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积极人格的培养

 

4.1 修身：“不动心”的培养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传统儒学中人性与“天”具有内在的同构性。“天”是万物之始，具备无形的“完满”力量，人先天地继承了“天”的丰盛屹立于万物之中，书写着人性的伟大。所谓：“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尚书·泰誓中》)在这里，孟子是第一个将“善”——“完满”赋予人性之中，并认为人性秉承了天性所具备的良能的“善”。这种善不是道德的善，而是对生命存在的积极肯定。进而，孟子将人性中伟大的“善”付诸于积极的修炼之中，提出了“不动心”的重要论述。公孙丑有言：“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1](《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回答曰：“我四十不动心。”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动心”，不惑乃不动心的根源之一。除此之外再加上无所畏难的君子情操以及无所畏惧的君子情怀，不动心犹运于掌上。因此朱熹将“不动心”解释为“无畏难、无畏惧，无所疑”。[2]（《四书章句集注》）但何以无畏难、无畏惧、无所疑。若内心空虚茫然，神识散乱无所落定则往往困难重重，畏惧不已，疑惑不堪。反之，“梨虽无主，吾心有主”，则可修炼“不动心”的君子情怀。那么，“吾心有主”的“主”指的是什么？孟子认为万物皆有性，山有山之性，水有水之性，而人所以异于禽兽之处在于人有其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孟子·公孙丑上》)齐宣王坐于名堂之上，有牵牛以衅钟者，宣王见牛恐惧发抖不堪觳觫而不忍杀之，命以羊替换。这种怜悯的不忍之心即所谓恻隐之心。恻乃伤之切也，隐乃痛之深也。怜悯他人伤之切痛之深而生不忍人之心就是孟子所说的四端之一“仁”。仁者必与利者相异，仁者宽宏恻袒，不计较大小强弱之私。利者左右张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仁乃最尊贵的爵位，最安稳的居所。纵家财万贯不若天爵之仁。因此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2](《公孙丑·下》)再者，“羞恶之心，义之端也。”[3](《孟子公孙丑上》)羞，指因自己不善而耻，恶指因他人不善而耻。除此之外，君子还需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朱熹解释“辞，解使去己也。让，推以与人也。”“是，知其善而以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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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物质文明空前繁荣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价值匮乏、精神失落的时代。一方面，传统的价值体系观被消除，由此而来的，则是一种绝望而无奈的虚无感；另一方面，甚嚣尘上的种种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以及高节奏的竞争环境，使得人类在苦苦逐利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无穷无尽的烦恼与焦虑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不出意料地在我们身边蓬勃兴起。多的心理学流派中，由美国塞利格曼教授所创立的“积极心理学”以其全新的理念而在本质上迥异于一切传统的“消极心理学”关注人自身具有的“积极”心理并着手于将其加以培养和扩充，从而建立一种更为健全、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更为主动、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正是在这一点上，由西方发起的积极心理学与中国古老的心性哲学有了相通之处。本文意从中西两个致思路径出发，从中国传统儒学中寻求形而上的理论支持，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中挖掘形而下的积极心理体验，研究人类自身固有之潜在力量，及如何使这种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不仅避免中国哲学“陈义过高”（牟宗三）的缺陷，也为传统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方法，并最终回应现代人的精神诉求。诚然，传统心学与积极心理学的丰富内涵非一篇论文可以尽括，而笔者浅陋的学识也很难曲尽其妙。再者，依解释学来看，任何理论的解说难免掺入作者自身的观点，因此，本文也只是一孔之言。于此，笔者将此篇论文的结论概括如下：
（1）本文将中国传统心性哲学定位为一种广义的积极心理学，旨在关乎人之积极方面培养的哲学。因为，无论是孟子仁、义、礼、智的“四端”之说，还是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克己之学，我们发现传统哲学都是以丰盛伟大的人的形象挺立于天地之间，以人类精神为其基本关照，将人生的价值理解为不断认识、展现自我完满的本性。
（2）对心性学的反思必然集中在对其理论发端之处的“善”的反思。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理解为宇宙生生不已，衅衅无穷的丰盈之道。而人性与“天”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人性秉承了天性具备良能的善，这种善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而是超越了善恶二元对立的藩盛，这种善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人生命存在的积极肯定。
（3）对“性善”的研究，除了揭露其丰盈本质外，还须进一步挖掘天人之间、人人之间如何实现“善”的交流与转换。本文考察“礼乐”交往的文化渊源，将“礼”的最初形式——祭祀交换理解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交换”。在“礼物交换”中人们将生命的意义依附在交换物的身上，将“丰盈”式的伟大人格通过“礼乐”的方式昭示出来。

（4）在幸福人生的追寻之中，传统心性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的积极体系，但是这套玄而又玄的理论对于社会中具体的，被功利、高压困扰的人来说缺少了可实施的经验方法。本文以积极心理学全新的视角结合现代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采取形而下的实践途径，从积极主观体验、积极人格培养和积极行为支持三个方面展望快乐哲学的现实方法，体验积极人格的快乐人生。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号：22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