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语言因素对口译中无意误译的成因分析
发布时间：2017-02-06 07:35
非语言因素对口译中无意误译的成因分析
Analysis of Unintentional Misinterpretation Caused by Non-Linguistic Factors
第一章 总述
口译中的误译—Misinterpretation, 指译者对原语的不理解、理解有误或者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对原文的错误翻译。谢天振在《翻译研究新视野》中指出，误译既是错译（2003）。误译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几乎不可能消除和避免的。“没有误译的译文是根本不存在的...翻译作品中肯定有误译存在，这如同空气中包含氧气一样。”（1986）
误译也被视为一种跨文化翻译的策略，这是指有意误译。而无意误译，正如吴家荣所说是“因为译者知识、水平等的欠缺，对原文的语言内涵或文化背景缺少足够的了解和把握，将有的内容译错。”（2004,149）
不难想象，误译是令大家深恶痛绝和十分头疼的现象。因此有关误译成因的分析自然也是学术界和译界关注的焦点，而遗憾的是目前对于口译中误译成因的分析是有缺陷的，只是从静态的、孤立的角度去研究分析，忽视了口译的动态性、瞬时性等特点。因此本文将采用释意理论对口译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无意误译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的减少和避免误译的产生。
1.2 口译中的无意误译
由于两种不同文化、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性，要进行准确完整的信息传递，译者需要对原语进行必要的分析处理，并采取一系列的策略，如删减、增改、调整等，才能更好地适应译入语文化并为译入语受众接受。而口译活动是一项压力极大、任务极重、瞬时性很强的活动，译者的多任务协调处理能力很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从听力理解、记笔记、分析信息、产出译语等整个环节中都有很大风险产生误译。而在整个口译活动的，译者产生的无意误译是很有必要进行研究和分析的。
谢天振从将误译划分为“有意误译”和“无意误译”。无意误译指译者由于自身知识储备或能力原因产生的错误的翻译。而有意误译，做为一种翻译策略，则是译者主体性充分发挥的表现。肖凤则把误译进一步细化，分为了三种类型non-alternative,ill-intentioned和well-intentioned。Non-alternative误译指译者本无意想进行误译，但是由于外界干扰、口音、文化差异或信息模糊等因素，不得不进行偏离原文的误译。Ill-intentioned误译指译者由于自身能力的制约，对有些不理解的信息进行了处理，造成了误译。Well-intentioned误译指译者充分理解了原语意图，但为了更好地服务受众、传达翻译效果，采取了积极地误译措施。作者还提出这三种误译中最后一种值得鼓励和支持。
1.3 研究的必要性和目的
口译作为一种文化交际传播行为，译者则充当着原语和受众唯一且重要的桥梁作用，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而口译中的误译一直是翻译界关注的热点，如何避免和消除误译是译者最为关心的。要想最大限度的解决误译问题，就必须深究误译的根源。除了社会文化因素，译者自身贯穿整个口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当译者在充分合理发挥主体性的时候，会产生积极的效果，从而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但是由于自身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产生误译也是很常见的。由于我们无法研究译者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处理信息时的大脑运转情况，所以必须从翻译活动中最后的产出反推译者产生的无意误译的成因。
所以要想最大程度的减少误译现象的产生，必须从产生误译的原因入手。而本文就是在结合前人对口译中误译产生原因的研究基础之上，再深入研究意义对等方面译者产生的错误，从而丰富对误译的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解决方案，以便误译现象在口译中能减少。
1.4 研究方法及文章架构
本文采用释意理论分析译者在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无意误译现象，采取案例分析法展开分析研究。通过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非语言因素是不是口译无意误译产生的原因？2. 外延不对等是不是造成了无意误译？3. 语用不对等是不是造成了无意误译？4. 情绪不对等是不是造成了无意误译？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绍了误译的定义、写本文的初衷、文章的中心思想、相关研究的意义，并讲明文章的组织结构。第二章文献综述介绍了不同角度的口译中无意误译现象的成因并认真做了总结，并找出其不足之处，从而表明本文研究的意义。第三章重点是构成本论文主体的理论框架。该章节主要围绕释意理论展开论述，从该理论提出的特点、口译的应用以及非语言因素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交流目的，从而为该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撑力和后盾。第四章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实例证明，采用观察法找出口译中译者的在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下相应的误译实例并进行详细分析。最后一个章节是全文的总结。
第二章 文献综述
毫无疑问，导致误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且每一个层面上的因素又是跟其他层面上的因素相互影响和交错的。然而正如Pochhacker所说的“笔译和口译可以被视为一对双胞胎”（Pochahacker 1995:31），在误译方面的研究，笔译和口译是相互有借鉴之处的，所以本文同时也将采用部分笔译方面关于误译的研究作为文献。以下将对误译成因的分析进行梳理。
在翻译最初始的研究阶段，无疑是被放在语言学的视角之下的。因此很多相关研究是从相应的语言成分逐一进行的。而纵观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把目光集中在词与句这两部分。
2.1 词对词的转换对无意误译成因的分析
词类的转换在翻译研究中是相对来说较小的一个单位，但是却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郭磊认为语言功能的发挥通过不同的层次和级阶。由于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作者特别分析了英汉翻译中词类的转换问题，例如动词转名词、名词转动词、动词转形容词等。作者认为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不能摆脱原语形式的束缚，一味的按照原语的词性去进行转换，必然是不能传递出原语的意义和效果的。因此在进行双语转换过程中，为了传递出原语的真实意图，必要的时候就需要将原语的动词转换成其他词性来适应译入语的需求，这样也就避免了产生误译的现象。
邝隽同时也根据前人的研究进一步归纳了翻译过程中出现误译的原因，作者特别注重分析了如果译者单纯字对字翻译、忽略汉英两种语言表达的差异就会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因此应当充分了解译入语和原语的语法表达习惯上的差别，按照正确的语法要求去避免字对字的翻译，进而避免误译现象的产生。
赵玉璋根据自己的分析，将公共场所英语翻译的谬误进行了归纳和整理，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除了单词的拼写错误，就是机械翻译、用词不当从而造成的语法错误和乱译等现象。作者通过具体的例子一一分析说明了上述现象，认为如果没有进行单词的正确翻译，就会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
王玉萍（2013）对中国特色词汇英译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提到了关于中国特色词汇英译误译的现象。在其论文中，作者认为如果只是字对字、词对词，不对中国特色的词汇做一些必要的解释说明，不采取必要的翻译措施等，就必然会造成翻译后的词汇难于理解、不易于接受，不能正确传递本质的中国特色的词汇术语。因此根据尤金.奈达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作者认为要想正确的翻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就必须采用必要而且合理恰当的翻译策略对术语进行加工，如直译、直译加注、音译、音译加注、意译、回译和多元化翻译等。然而作者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对词汇正确的翻译提出了可行的建议和策略。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从语言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为了实现译文的正确传达，特别是这些文化负载词，我们需要从它们的结构入手进行分析后传译，从而在语言形式上进行语义和语言的选择，传递出一个能实现功能对等的译文。也就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这些词的误译。文章虽然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但是其研究本质上局限在语言层面上。
可以看出，相关学者都提到了词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如何实现更好的翻译，从而减少误译现象的发生。但研究虽然也提到不能死板的进行字对字的强译、硬译，需要根据译入语的语法规则来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归根结底词是句子中，需要放在句子及以上的成分中进行分析和研究。
2.2 句子结构对无意误译成因的分析
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很多学者将翻译中误译的研究视角由字对字转移到句子结构上。在西方语言学界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句子的转换生成，即认为一个句子是由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及一些转换规则构成的，而任何一个句子或短语都可以被视为是某种转换的结果。而这种转换生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奈达的翻译理论,奈达在阐释自己的理论时借用了人脑的固有结构的概念、转换“生成”规则以及将表层符号认做一种次要的表象的观点。也正是基于此，奈达的提出了自己很具有代表性的“动态对等”思想。奈达使用其中的核心概念--“核心句”、“深层结构”等专业术语来描绘翻译的过程。奈达的翻译策略是考虑“读者反映”，强调深层结构中的“动态对等”而非表层结构中的“形式对等”。“译文读者应能像原文读者理解原文那样，对译文做出正确的理解”。（Nida，1991,p.196）。这也就是为翻译活动中进行句子结构的转换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同时也很明确的指出转换就是为了更好的适用译入语语法规则等，让译入语文化者能更好的接受翻译。相反，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进行这样的转换，也就会造成误译，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
孙媛和徐科（2010）基于转换生成分析了翻译中句子的“歧义”现象，并进而提出如何消除误译现象。每个句子都有“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和“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前者指句子的抽象表达，也就是结构组织的底层平面，它是短语结构规则的产物；后者指句法表达的最后阶段，相当于实际中的深层的句子结构。换而言之，表层结构是表面的东西，而深层结构是句子底部隐藏的更为深刻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必须要靠精细的分析才能抓住其本质核心的内容。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由转换规则联系起来，把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的规则包括省略、插入、移位等规则。正如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若干》（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中提出：生成语法应该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句法部分、语音部分和语义部分。句法部分是主要部分，形成句子的深层结构。因此生成语法侧重句子结构的分析。在遇到英汉两种语言中句子的结构不一致的时候，“歧义”现象就很有可能发生。
陈丹（2012）同样把视角关注到了英语和汉语句法结构的差异。作者将英语和汉语中翻译过程中的语序调整、长短调整、逻辑顺序调整等做了论述和分析，旨在分析如何实现更好的句子层面的转换，从而减少误译现象的产生。如果在转换两种语言过程中，译者不能很好的根据目标语的语言习惯进行适当的语序调整就会造成误译、错译，使得翻译活动失败。所以在实际翻译实践活动中需要去转换不适合译入语语法规则或习惯的句子成分，才能更好地实现翻译活动，也就是避免了误译现象的产生。
事实上，翻译“转换”涉及语法结构的转换、词类的转换、分层次的语言单位的转换等等。正如卡特福德在其论著《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所说，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SL)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Catford,1964)。在此基础上，温可（2013，p.236）分析了翻译转换理论在同声传译中的应用。同声传译是指用一种语言（译入语）把另外一种语言（原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以与原语发言人几乎相同的速度，用口头形式准确表达出来的一种翻译方式（仲伟合，2001）。因此作者根据卡特福德的翻译中唯一的层次转换--语法到词汇的转换分析认为，同声传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结构转换、词类抓换、单位转换和内部体系转换都是必要的。如果不去进行必要的转换，或者转换出现偏差，自然译文是不能够被译入语文化所接受的，也就产生了误译的现象。然而作者只是单纯的从字、词、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认为如果这几个方面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会产生误译，但是显然作者忽略了在同声传译时，绝不单纯是几个语法没有错误的句子相叠加就能产生出与原文相同效果的译文的。相反如果翻译只是简单的句子的罗列，没有逻辑、没有上下文，误译现象产生的可能会更多。
综上可以看出不少学者运用从不同语言成分的转换来论述误译现象，其实本质是集中在语言的研究上，把翻译视角与语法的分析紧紧联系在一起，旨在说明如何从词汇和句法结构上来进行相应的转换，更好的适应译入语的规则与需求。也就是说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对产生误译现象的语言本身，而最大的研究单位是句子。换而言之，相关研究只是孤立单独的研究一个语言现象。最大的问题在单词和句子真正的意义依赖于说话的环境和情景，而不是简单地不同语际之间的语码转换。否则最终的语言语法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与实际意义严重不符。
2.3 语篇对无意误译成因的分析
毫无疑问，语篇是由句子组成的。正如敏雅尔-别洛鲁切夫所说，从语言构建功能来看，翻译的总体取向应该是一个不能分割，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单独处理的连贯言语片段--语篇。而在词对词、句对句的对等翻译研究的基础之上，很多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实现语篇功能的主位和述位理论。
主述位最早是由马泰休斯从句子的交际功能出发，研究句子是如何表达信息的。他将句子分为两部分--表述出发点和表述核心，即主位和述位。在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和充实，韩礼德认为语篇功能都要通过主述位结构实现。主位即为小句的第一个句法成分，其余部分为述位。主位和述位一起组成了一个主述结构。语篇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信息相互作用的结果，新旧信息相互作用也就是主位-述位在语篇组织中的排列组合。主位-述位的正确使用有助于语篇的连贯。
邓森（2003）较为系统详尽地论述了主述位与语篇翻译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提出在主述位翻译的过程中，由于每个语篇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主位的序列，也就是说主位的选择决定了语篇的发展方向，因此主位的翻译尤为重要。但是由于汉语和英语在句法与语义上存在巨大差异：英语是主语突出性语言，而汉语是话题/主题突出性语言。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一味的进行主述位的互译，并没有注意到英汉两种不同特点的主位转换，就会造成误译。作者同时还借鉴徐盛桓对语篇主位模式的划分--平行型、集中型、延续型和交叉型，对主述位不同的结构特点在语篇中的推进模式进行了逐一的分析。作者认为如果没有能够很好地判断出主述位的不同特点，无疑也会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
陶源（2012）基于前人的研究，同样将目光抛向了不同主位推进模式的汉英翻译。他提出汉语中常常会省略主语，但是其意义是暗含其中、不言自明的，而英语中没有主语会缺乏连贯性，因此如果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没有区分这两个特点是一定会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同样对于一些省略句等特殊句型在不断的进行翻译过程中是要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是译文符合译入语语法规则的需求，否则就会造成误译。
邓兰利用主述位理论研究在语篇中如何切分句子，实现信息的传达。作者认同主位为信息的起点，而述位为信息的核心。在他看来，汉语和英语之间存在着语法结构的不同，因此译者在主述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翻译活动的时候，应该尽量实现语篇上的对等，而不是词语上的对等，否则就会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但是作者的研究点还是落在了句子上，并没有从语篇的角度去研究误译现象。
而朱琳玲和孙丽萍把主位转换视角投向汉英口译。他们认为在汉英口译中，译者必须对汉语句式结构进行相应的转换，使译语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从而减少误译现象的产生。同时作者还提到口译中的时间紧迫性，译者要在译语表达环节采取正确的策略从而保证信息的传递。作者通过实例分析，汉语中的“主语+谓语”的结构和英语中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是存在差异的，因为汉语其实大多是“主题+评论”的结构。因此口译译员要想在完成原语信息听辨、信息意义的表征与理解、信息暂时贮存、译语组织与计划、译语表达与监控等等一系列彼此影响、重叠进行的加工任务完成最终的信息传递活动，必须在主位结构转换过程中采用诸如添加主语和重复主语的方式，来使译语语义更加明确，也能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去加紧对原语信息的处理，尽量地避免误译现象的产生。
因此可以看出，上述学者虽然把目光从原来的词对词、句对句的单纯的语码转换转移到了语篇层次上，并利用系统功能语法的主述位理论来分析语篇层面上误译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1. 学者们关注的所谓的语篇是基于句子为研究视角的，这与从语篇角度研究翻译中误译的现象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从句子入手进行的语篇研究还是基于语言层面，拘泥于语法、句与句内在的逻辑等等。但众所周知，口译传递的是意义，而不是句子的叠加。也就是说上述学者是在研究不同句子之间的逻辑与语篇的关系，但是作为口译活动，一系列的符合译入语语法规则、前后具有逻辑关系的句子组成的语篇并不能保证原语语者真正意图的传达。
2. 口译是交际行为，语言只是载体，如果只从单纯的语言角度去分析语篇层面上的误译现象，无疑是远远不够的。交际情景中的非语言因素占据着很重要的作用。语言的意义在于社会交往，因此只关注语言在理想的语境和没有主体价值与情感介入的纯净状态是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需求和发展的。
2.4 总结
综上可以分析得出，目前学界对于翻译活动中误译现象的研究是有不足之处的。尤其是对口译活动中产生的误译，相关文献是少之又少。
关于误译的研究是从语言层面开始深入语言本身，包括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随后又转移到语义层面上，主要探讨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来分析误译的成因。虽然翻译是由不同的信息载体--字词句构成的，但绝不是说单纯的句子堆砌就能保证真正实现原语语者的交际意图，传达出真正的原语的意图，从而避免误译现象的产生。
同时，研究虽然提到了翻译的跨文化特性--英汉双语之间的巨大差异，但是翻译依赖于说话人所处的具体的情景和环境、说话的态度和目的等等，所以对无意误译成因的研究不能使简简单单的语言层面上的双语转换，而要很好的结合社会文化因素--交际中的非语言的因素。所以相关研究的缺陷就是将误译的成因局限于语言本身，而忽略了交际活动中的非语言因素。
3.1 释意理论
一般来说，翻译有三个层次：词义层次、句子层次及篇章层次。“这三个层次可以分别解释为：逐字翻译、脱离语境和交际环境的句子翻译、以及语言知识同认知知识相结合的篇章翻译。释意理论将逐字翻译和句子翻译成为语言对译（traduction lingusitique/ linguistic translation），而将篇章层次的翻译称为篇章翻译或翻译。”（许钧、袁筱一 1998:193）3.1.1 释意理论的语言翻译观
生成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传统的语言学把研究视角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都是旨在研究语言涵义和语法分析之间的关系。譬如乔姆斯基的生成主义语言学观念，他把翻译研究的问题归结到了心理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出了语法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以及转换，但是他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对产生对话环境的问题上。
因此不难看出，20世纪60年代受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影响，人们认为翻译就是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翻译研究只需要进行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双语对比。
而很多学者在进行翻译的误译研究时，把研究视角投向到了单纯的词汇转换和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结构。他们认为误译现象的产生源于词汇层面，例如词汇根据不同语法规则的词性转换、词对词的生硬对应等等。毫无疑问，这样去研究翻译中的误译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正如奈达（1997，p.67）所说，传统的语言学家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即从语言结构开始入手。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中，翻译就被视为是一种语码转换，而在这种语码转换中，词或句的对等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这就会导致译者过分的贴近原文，从而忽略了整个语篇的交际情景。
在释意理论看来，词语对应建立于语言间，即字词、音义段、固定的语法或表达形式间字词的对等。释意理论不否认字词的对等。两种语言的不对等所造成翻译的不可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在整体意义是对等翻译的篇章中数字、专用词、列举成分、特选字则是在语言层次建立的对应词。这些词汇有相对固定的翻译。但是某些含义甚至概念在翻译篇章时才出现因为语境使其明朗化。比如英语的you无法对应汉语的“你” 还是“您”而只能根据篇章内容来确定。因此基于相关学者从词对词的转换研究翻译中的误译现象，问题很明显：词语对应应当放在篇章中进行分析，因为在篇章中词语所承载的真正的意思才会根据交际的情景体现和传达出来。
长期的口译实践使Seleskovitch等人认识到口译不是一个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而是一种交际活动、一个以意义的理解与表达为核心的动态心理过程，与口译活动的主体译员有关。释意派学者通过对口译过程各个阶段程序的分析，把口译研究从语言结构的静态分析转为对意义传递过程的动态考察。口译研究开始摆脱了笔译研究重客体、轻主体的传统走上了以译员为核心的研究道路开启了口译动态心理研究之先河。
3.1.2释意理论释意翻译观
3.1.2.1 句子结构VS 意义
很多学者在词对词的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把研究视角关注到了句子结构的层面上。他们认为基于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进行翻译过程中如果未能很好的进行句子结构的调整，如句子的逻辑调整、语序调整，就会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因此应当基于译入语的语法规则进行适当而准确的句子结构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减少误译现象的产生。但是这样的研究其实还是将视角拘泥于语言的语法层面，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话语篇章毋庸置疑是释意理论关注的中心。因为词、句的语言含义和它在篇章中的所指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在语言层次词有独立的含义不一定指外部事实在篇章层次词的所指是语言外的所指物。所以如果只是将研究视角归纳于单纯的词、句的语言层面上，是根本无法保证译文产出的准确性的。换而言之，相关研究如果只把研究视角投向单纯的词、句层面上，认为正确的词语、语法准确的句子是减少误译现象产生的出发点是有很大的缺陷的。一个孤立的、脱离交际环境、整体语篇情景的句子其实才真正是产生误译现象的根源。
正如司徒罗宾（1999，p.120）所说，所有的语言产物都是伴随着交际意图的，即便是很小的语言单位，都是有语篇或语用意义的。在涉及到不同语言间的句子结构转换时，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有规律的形式的。有时候需要省略或添加成分，有时候需要把从句位置改变，有时候需要把主语变成谓语等等。这种情形是在翻译活动中必要且不可或缺的。而这也只是纯粹的句法层面上原语和译语的对等。但是在翻译界达成的共识就是句子和语篇信息是相互制约，且句子信息是在这种制约下才能提取出来（1999，p78）。
毫无疑问，语法规则决定了介词、名词等词如何在句子中指代相同或不同的东西，但是非语言信息才是让人们能够跟这些词指代的东西与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所对应起来的因素。一个孤立的句子如果只是很好的符合了语法规则，是远远不足以描述和体现交际的意图的。
很显然，语言学对句子结构的描述当然是局限于简单的语言体系内。而对任何一个译员来说都面对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如果只是把一个语言体系中的内容转述出去，也许会使对方明白原语语者的所指，但是在没有情景和大环境的背景之下，往往是达不到交际的意图的。在释意翻译理论的视阈下，词和句子的语言含义与其在篇章中的所指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勒代雷认为：在语言层次，词有独自的含义，不一定指外部事实；在篇章层次，词的所指是语言外的所指物。（2001, p.77）
因此从语用角度来看，一个句子的体现必须有交际情景，如对话环境、演讲环境等，才能使译者或者听众明白其真正的意义。只有单纯的句子结构是传递不出原语语者想表达的意义的。
3.1.2.2 释意理论“意义对等”
在释意理论看来，成功的翻译是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的总体意义对等，词语对应、句子结构的对应只能满足临时需要。因此，一味使用词语对应、句子结构的对应不可能帮助完成意义对等翻译。而是要进行话语篇章层面的意义对等。理解对等决不能仅仅从词义和句义的层面而应从话语篇章的层面。对翻译工作者来讲话语篇章的正确理解必须注意讲话人的表达方式和听讲人以及讲话人讲话时的环境。即席翻译中意义不仅是译员理解和翻译的内容而且是唯一能在话语消失后留存在记忆中的内容。意义随语言符号和语链的消失而产生。意义单位是翻译中帮助建立等值的最小成分。释意论从符号学的角度阐述意义是口译的最小单位。它认为从讲话的有声符号出发经过语义和认知知识融合的非言语过程构成篇章的片断意义从而开始重新表达。因此意义才是翻译中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根据释意论的理论口译中翻译的准确性方面需要考虑的意义的对等。
塞莱斯科维奇曾经这样说过：进行口译，永远不要忘记其目的是传达意思，永远不要过分迁就原文短语结构和断句字词，不要按照原文字词和结构去翻译，因为字词句结构只是些符号，这些符号指明了道路，却不是道路本身。这句名言很好的阐释了释意理论的核心思想，也证明了相关研究不能只局限于词、句本身。而是要去实现译文和原文总体上的意义对等，在释意理论看来意义的对等不仅是内容上的形式对等，而是外延、语用、情绪等方面的对等。
外延对等 Denotation equivalence指译文应传递原文有关语言外事实的信息。在遇到具有某种特定文化内涵的表示方法时，是绝对不可局限于字面进行词对词的简单转换，如果那样是根本无法让译入语受众明白原语语者所要传达的根本的意思和意图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为了实现成功的翻译活动，就需要做出必要的解释使其外延得以充分表述，从而让译入语受众能得到与原语语者传达的相同的信息。
语用对等Pragmatics equivalence指译文应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以便理解。口译是一种直接的、面对面的跨文化交际，由于语境交际双方话语意图等方面的差异，双方的话语的理解都可能不同。口译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译出语和译入不合适的话语是否了解。语用的不对等常常是是涉外活动中引起交际歧义的主要原因。因此译者为了保证翻译活动的顺利和交际的意图，需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译入语的语言、社会文化等知识，避免所传递的信息不被译入语受众明白，造成误译现象的产生。
情绪对等Emotion equivalence是翻译者启用所有相关知识用另一种语言对对方思想的重新表达和再现。在口译实践中情绪的对等是应该考虑的重要方面在庄重、正规的会谈现场讲话人语气平缓措辞严谨弛张有度少有情感的流露。但是在私下或者娱乐场合讲话人喜形于色用词夸张语言结构松散准确传递话语时必须考虑讲话人的情绪状态。释意论认为情绪的对等不仅是合理的方法也是一种本能表达感受到的东西。因此译者应当准确把握原语语者的语气、所使用字词的感情色彩，从而选择最佳的策略进行传达，是译入语受众能得到与原语语者传递的等同的信息。
3.1.3 翻译是文化交际行为
3.1.3.1 句子叠加的语篇
很多学者在经历了字对字、句子结构的研究，认识到不能把单纯的去分析孤立的词、句，而是要把它们放在语篇中去进行分析。然而他们很多人虽然采用的视角是语篇，但是却是在分析构成语篇的句子之间的关系，换而言之也就是说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语法正确、逻辑通顺的句子相互串起来就是完整的语篇，这样可以避免误译现象的产生、保证译文的准确和翻译目的的实现。这种研究方法其实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即从句子的研究上升至语篇的研究。与语篇到句到词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不一样的。释意理论认为翻译是篇章层面上的释意，因此翻译应当是从篇章开始。这就证明相关学者进行的所谓的语篇层面上的研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其次，翻译所传达的是原语语者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和交际的意图，而不是语言本身。相关学者所认为的语法正确的句子相互叠加构成的语篇就能实现翻译活动的目的是站不住脚的。语言只是信息的载体，在真正的交际活动中，原语语者所传递的信息不仅仅受语言因素的影响，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受非语言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在构成语篇时，我们需要处理不同的句子。虽然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表层形式，但是构成语篇时绝不仅仅是语法表面层次的正确就可以实现整体的连贯和一致。相反是要去分析语篇是如何发展的，然后根据语篇的发展来进行调整句子，避免出现与语篇完全不相同的意思的句子。因此要想实现翻译的交际意图，避免误译的产生，尽量实现对等，就需要放在交际环境的语篇中。正如Basil Hatin & Ian Mason所说：语篇的连贯必须放在比句更高的情景中去。
因此不难看出，句子的叠加构成的语篇是无法保证翻译交际意图的实现的，因为紧靠句子的逻辑通顺去构建语篇的意思，很有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所以从语篇的视角看翻译，就是把承载信息的语言成分放在语篇大的视阈下去分析具体的意义。
3.1.3.2 翻译的交际性
在传统的翻译界研究的视角中，翻译仅仅是被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的，特别是词汇、语法之类的语言结构。然而对于语言使用的环境是鲜有涉及的。而在梳理相关研究时，勒代雷同时发现:大多数的翻译研究者都将翻译归属于交际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是言语相互作用研究。相互作用近似的主要思想是言语研究的对象不能是抽象的句子，而应是特定交际环境中已现实化的陈述。勒代雷认为：言语的这种现象与翻译理论家观察到的现象开始接近：言语涵义在篇章中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它们受到语境（环境）非言语和临近语言改变的制约。正如卡特琳娜.凯布拉-奥莱克奥尼（Catherine Kerbrat-Orechioni）1990年在Les interactions verbales中写的那样：
如果否认交际交流前存在相对稳定的语言整体规则是荒谬的。
但这些规则是模糊的，变化的，取决于语境：它们本身不可能
是现实化陈述意义的唯一决定因素......。
不同于他们的是，释意理论认为成功的翻译应该是在篇章的层次上进行的，即对篇章进行释意，因为句子是语法上的单位，篇章才是语义的单位；翻译所要译出来的是意义，而不是语法，更不是单个的字词句。原文和译文的等值表现为整体交际意义上的等值，即译文能在其读者或者听众那里产生与原文一致的效果。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目的并达到如此的效果，正如柯平所说：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应以交际意义为翻译的最基本单位，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以词句为单位显然是不恰当的。（柯平，2005,p32）
正如释意理论所倡导的翻译时去语言外壳，就是意在明确翻译的对象是信息的内容，而不是信息的载体--语言本身。在实际交往活动中，意义的产生或者交际意义的产生只能是以交际双方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为前提。也就是说，双方除了具备必要的语言知识外，若想让译者理解的意义同作者的愿意一致，译者就应有理解意义的愿望，并且具备相应的知识。意义是指作者想表达的内容，他想通过所讲的话让对方明白自己真正的意图和目的。而受众的知识，无论是只能满足理解这一意义还是拥有对其内容进行纠正、反对或者补充的能力，只要意义理解正确，所有受众都会迅速抓准其本质的核心内容，从而理解原语的意图。正如塞莱斯科维奇所说：无论是口语还是笔语，交际者都会借助潜在的知识表达意愿或理解意义。（塞莱斯科维奇，1992,p.26）在释意理论的观点中，要利用完整的语境理解意义，不仅需要确认作者使用字词所含的概念（事实和实物、论点），同时还要确定作者想传递的情感。换而言之，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出了自身具备的语言知识，还必须兼备足够的语言外知识，使其能明白字词所含意义和作者意图。想要成功的实现翻译的目的，译者必须具备特殊题材或背景所需要的知识，这就要求句子的语义和认知成分的相结合。我们将译者脑中源于文章的语言外知识和脱离语言形式的信息称为“认知环境”。（塞莱斯科维奇，1992，p31）译者在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自身具备的语言知识和认知知识来获取原语者的“意义”，只有理解和提取了原语语者所传达出来的“意义”，才能很好地进行传译，最终实现“意义对等”，也就是准确无误的翻译。
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释意理论的主要思想是提倡在翻译中进行“文化转换”，而不是“语言转换”。塞莱斯科维奇的观点是在交际中，人们不是对语言本身感兴趣，而是想了解对方试图表达的信息和思想，这才是交流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正如其在书中所举的例子：
译员把法文译成英文的过程就好像是把一件
法国式样的毛衣拆开，把毛线都洗净理好，
然后再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织成一件新的毛衣。
这个例子很好的阐释了释意理论的精髓所在和交际的特性，体现出来译员所要做的工作不是纯粹的去介绍信息的载体，，而是要对信息进行加工，能够使目的语受众清晰明了的知道原语的意图和目的。在释意理论看来，语言的是存在于意义中的，而语篇中的文本、话语、情景、思想、甚至感情等等都是需要翻译出来，以满足交际的目的。
而作为交际活动的口译，则是一项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的实践活动，在有限的时间内，译者必须调动自己所有的知识储备和精力，根据其对原语者所表达的信息的理解，进行准确、流利的口译传译。口译的瞬时性和特殊场合性决定了它的翻译过程是解释性的，也就是“释意”。（李长栓，2006，p73）换而言之，就是说口译活动的各种综合性特点决定了在进行口译活动的时候，译员是不能，也不可能逐字逐句的进行翻译，而是根据自己所储备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以及对现场环境的把握对所听到的信息内容进行分析理解，最终传递给目的语受众。正如上述提到的口译的独特性，译员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对特殊场合进行正确的把握，才能保证口译活动的圆满完成。释意理论认为译者的中心工作和任务是去对原语语者的信息进行意义的提取和转述，而原语语者在现场的发言和现场的互动以及具体的环境走向是完全未知的，因此译者不能仅仅依靠语言因素。释意理论为口译活动的交际特性、实现意义对等时对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的不可或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第四章 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马来西亚召开的MH370航班记者招待会的现场同声传译作为语料，试图分析和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非语言因素是不是导致口译无意误译产生的原因？外延不对等是不是造成了无意误译？
语用不对等是不是造成了无意误译？
情绪不对等是不是造成了无意误译？
本文编号：24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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