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前后浙江的文化氛围与新文学

第一章新思潮的传播与互动

第一节留日运动与名人讲演

当我们谈及文化输入的形式,"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思维发展大体上都'默认’了这样的一个模式——由中国留学生将'先进'的外来文化搬运、输送到国内的少数中私城市,又由少数中也城市再渐次向'下一级'中国城市传输,渐次传输的过程便是'先进文化'的信息逐渐减少的过程,于是对于北京、上海之外的'外省中国人'而言,重要的就是不断向中屯、城市的再靠拢与再学习,不断自觉接受中心城市的文化引领"。运种单向输入/输出模式,的合理性在于承认"文化势能"这一前提,尽管反映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发生、发展背后所依靠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将"文化交流"该一现象简单等同于异域文化因素的"输入"与"移植"的过程,无疑遮蔽了人这一主体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人们(无论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的现实生存体验密切相关的。这是比任何思想活动远为根本而重要的层次。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

对浙江而言,从19世纪中叶起,江南地区城市中也等级重新调整,杭州在一系列负面影响下,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处于不利的地位。上海得益于对外通商和杭州的衰落,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今人苏精编的《近代藏书三十家》,所录江苏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郑振锋生于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浙江在文化输出的资格上丧失了领先的地位。如前所述,作为甲午战败一方的中国,因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革新富强的迫切诉求,认清培养留学人才对于国家强盛尤为重要:"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擾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详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这段话之所以被研究者多次引用,缘自它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头脑清醒、开明的知识分子的日本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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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木瓜之役"到"渐一师风潮"

一、新知识界与学生运动

桑兵在《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中对20世纪初期组建的各种会社组织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庚子事变后,中国"积贫积弱"的民族危机更为深重,面对东西方各国列强的"争强斗旌",清政府又开始实施新政,对文化社团政策有所调整,各地以新知识界进步人士为主的社团纷纷建立。从成立的新式社团的区域分布来看,江苏、浙江及上海位居前三甲。运不仅与江浙一带经济文化教育较为发达有关,还得益于上海与外部世界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转型时代的浙江省教育会是杭州新知识界近代转型的中竖,新旧之间的冲突弥漫于新知识界尤其是"浙一师"内部,而这一特征从"木瓜之役"到"浙一师风潮"中逐渐清晰。

新式社团在开启民智与提倡合群的两大宗旨下,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对浙江而言,官方和民间首先对兴办学堂、发展新式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感达成了共识。此后,在政府、官吏、民间三方的共同参与、推动下,各地兴建、改造学堂的热潮兴盛起来。仅以小学堂为例,1904年全省共有(包括官立、公立、私立在内)初等小学、两等小学、高等小学165所,而1906年至1909年的4年间,小学堂的数量逐年増加,分别达到710所、1141所、1197所和1870所。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就是在此热潮中由浙江巡抚张曾歇奏请设立、以省城贡院旧址改建而成。辛亥革命前浙江兴学之所以出现热潮,除了上文所述的教育团体的宣传与官方行政部门的积极引导外,也与民间的主动发起和备地绅商的积极介入有关。当然也缘于文风鼎盛的浙江一直以来深厚的地域文化、尊师重教的传统及邮邻沿海得风气之先的开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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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区域文化背景中的新文学与新文化

第一节传媒与区域文化的开拓

从文学的生成机制来看,浙江自明清以来就凭借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地理优势在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中独得风气之先,近代化赖以处萌发与增长的质素一直保持着发展态势,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法与变革推动了浙江启蒙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当然西方传教±在浙江沿海登陆所造成的中西方文化碰瘡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中国与现代西方接触以前,经济的性质是农业的和前工业化的","自从19世纪西方势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以来,送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伴随着宁波、温州、杭州等渐次成为通商口岸正式开璋,浙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日益发生变化,表现为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与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新的文化思潮尤其是区域文化的开拓便成了题中应有之义,这些因素共同为浙江新文学的发生奠定了竖实的物质文化基础。

阿英在谈及晚清小说空前黎荣的原因时指出:"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泣,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禅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麻败,大家知道不足有为,遂写作小说,事拌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置于当时政治社会要求的因素之上,也反映了阿英对近''‘代传播媒介变革引发文学变革关系的敏锐感悟。如前所述,与清末立宪运动相配合,康、梁为首的原俱皇会系统的报刊,各省市立宪团体和个别立宪派分子主办的报刊,其他拥护立宪的地主资产阶级报刊揭开了立宪派政治改良运动宣传的序幕。辛亥革命以后,据统计,在1912年前半年里,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一百多种,陡增至近五百种,总销数这四千二百万份。从地区分布看,新创办的报纸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地,而浙江也以二十余种名列前茅;从种类上,有新建立的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新成立的各个资产阶级政党所办的机关报、为个人造舆论作鼓吹的报纸、专门办给妇女看的报纸、研究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性报刊、文艺报刊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创办的、以推销产品为目的的商业报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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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辛亥前后的女性教育及其文学.............119

第一节舆论、行动及男性"启蒙姿态"...............120

第二节新女界、女报与民族主义话语................135

第四章浙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152

第一节城市公共空间与革命传统............153

第二节辛亥革命的一页.............170

第四章渐省革命的流布与新文学空间

第一节城市公共空间与革命传统

事实上,从清末戊戌维新开始,到辛亥革命在南方地区的爆发,甚至于上世纪20年代末的大革命,各派趋新势力一直都把上海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的主要基地。近现代浙江作为革命风潮的酝酿中也之一,在政治与革命的角逐中,也把崛起的商业中心城市——上海作为革命总部的设置地。他们办报刊、开学堂、设书局、立学会、集会、演说、宣讲、演剧,在官方政治权力架构之外,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社会姐织、机构,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极大地彰显了民间社会的力量。至辛亥革命前夕,上海的"社会中心点"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与北京的政治中心形成了双峰并時的局面,并对清政府的国家威权构成了强有为的挑战。如前所述,杭州作为咖邻上海的城市之一,难免不受到迄种革命思潮的影响。

同时,作为一场危亡时机王朝自我搔救的本能所采取的社会变革活动,清末新政从整体而言,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等诸多方面凸显了国家在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与这种从深度、广度上远远要超越戊戌维新的近代化变革活动相适应的,便是社会的自主性发展变化。如前所述,在内外危机的刺激下,晚清以新知识界人立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起地方自治,以办学堂、立学会、开学堂等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新的活动空间,远些组织化、制度化的结构空间和自治领域显示出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很均衡,在不同地区所体现出的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对比强弱关系也不完全同一,相反呈现出某种非一体化的地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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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区域文化视角探讨新文学,应该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兴起密切相关。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在《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一文中就以"现代化"为基本立场,谈及了"文化角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巧的意义,认为"'文化角度'包含了'政治角度',但又不止于'政治角度',文化的内涵要更宽阔,更丰富",他们强谓"作品中强烈的地方味与'文化味'",梳理了"文学中'文化味'、'地方味'比较强的作家群"。到20世纪90年代,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陆续出版,一时间掀起了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热潮。与此同时,区域性、专题性的文学史著作或者论文渐庭兴盛,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开始走向整体研究及理论建构层面。换一种角度考量,区域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不仅指向关涉时间、传统的历时维度,也指向一种关涉空间、文化的共时维度。既有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前者因为同一性的叙述规范遮蔽了文学现象的差异性和丰富性,而后者则在共时的维度把文学的范围尽可能拓宽,能展现更为丰富的文学现象,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因同一性的叙述规范造成的文学现象的"遮蔽"。因此,重识区域文化这一研究视角,注重区域文化研究的空间维度及考辨历史、文化等诸多人文因素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文"关系,便可以推动和促进整个新文学研究的发展向着更为深层、更为广泛的方向前进,从而呈现新文学本身鉤丽多彩的面相,凸显中国文学或者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