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子”与“荒芜英雄”——张承志论

第一章 “人民之子”的文学生成及其创作原则

第一节 新生·蜕变：人民的启示与“人民之子”的文学生成

1976 年到 1978 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当代社会在转折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展开的国家政治、经济方向的重大调整，反映在文学、文化领域，不仅是新的思想内容、创作原则的诞生和右派知识分子的“归来”，时代转折所开辟的社会空间里，新一代作家也迅速崭露头角。当代文学的新时期与历史的新时期同步拉开帷幕。

张承志正是在这个转折期涌现出的青年作家，他的初作是一首蒙文小诗，以“做人民之子”为题发表，诗歌的结尾写道：“在冬天的白毛风里/懂得了宝贝样的道理/在这一生要把它记住/永远做人民的儿子”。后来作家回忆：“这首模仿蒙古民歌《诺加》的蒙文诗，是……压抑不住心里的感情乱写下来的”。尽管最初的诗行带着冲动和稚嫩，一旦译为汉语又失了蒙文的韵律，然而在文字之外，“做人民之子”却成为一个重要的创作宗旨被保留并延续下来。广为人知的获奖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是对这一宗旨更加庄严的表达。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十九岁的插队知青来到草原，一句蒙语也不会讲，面对新奇的生活世界，仿佛重新经历了牙牙学语、蹒跚起步的孩童时代。蒙古包里的嫂子善意地嘲笑他：“这北京孩子简直和三岁的巴特尔一样，什么时候，才能成个象样的牧人呢？”额吉做了这个北京孩子的蒙古母亲，夏天教他认识牧草的种类，冬天为他掖紧被窝，大风雪里脱下羊皮外套怕他冻伤，自己却为此残废了双腿。额吉的瘫痪让主人公褪去了孩童般无拘无束的恣情，开始承担起一个牧人的劳作和一个成人的感念。但“母亲”所涵有的提升性意义并不只在额吉对主人公的呵护，重要的是“她对所有知识青年都象对巴特尔、达莫琳和我一样心疼”。得知牧场火灾中有两个知青烧伤，，拖着病体的额吉执意前往医院探望，归途的静默中，“一种崭新的意识在我心里萌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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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学的区分与知青历史的难题：“为人民”创作原则的多重内涵（一）

当张承志赋予“人民”以原则性和理论意义时，“为人民”的写作便区分于纯艺术的田园诗，进入政治的、现实的层面，有自身的坚持和拒绝。支撑起“人民”概念的生动面孔和丰满的情感体验，又为这一创作原则注入了内在活力，避免流于空洞或概念说教。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系列小说中，张承志的人物告别了前一个时代的工农兵文艺中被一整套革命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人民。以额吉为代表的牧民作为人民的主体形象，并未披挂政治化了的革命色彩，她们是边地文化环境里遵循普通人生活逻辑默默耕耘的劳动者。同时，草原也并未作为具备明确政治属性的地域空间存在。这就使张承志的人民性与社会主义文艺所强调的具有阶级意识的人民性鲜明地区分开来，“为人民”成为新的文学原则，以此替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历史转折在其文学实践中的一个具体呈现。谈及《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时，张承志说：

希望能把她（额吉）写成一个那样的人：首先是个母亲的形象，然后是个最普通的人民一员的形象，第三，是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蒙古人。我希望读者能读到她以后，比较强烈地感觉到一个普通的，比比皆是的劳动人民是多么可亲可敬；感觉到人民是多么地酷似养育我们的母亲，同时也感到蒙古族人民的美。

从这段表述来看，张承志在为处女作立意时，便着力于以新的人物形象对工农兵文艺的空洞化叙述进行改写，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小说的阶级调查部分。大队书记班达拉钦由于牧主养子的身份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撤职查办。额吉却感叹，班达拉钦八岁起就为牧主放羊，草原上祖祖辈辈都有作为家奴受尽欺压的养子，有吃儿子血的父亲。她告诉主人公：“一顶蒙古包下面，有穷人和富人两种”。最终，通过主人公的努力，错误被纠正，大队书记得以平反，人民的利益受到了保护。这样的情节，一方面反拨了以往文学写作中僵化的阶级成分标签，指出了唯出身论对人民生活世界的破坏；另方面对错划成分的提示让善良、正义的“人民—母亲”形象进一步饱满起来，同时，来自革命理论生产中心的北京知青，也感受到生活的教育和人民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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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民之子”的思想源头与文学选择

第一节 红卫兵运动与张承志

在分析了“人民之子”的文学生成过程和“为人民”创作原则的多重内涵之后，要进一步探究张承志的这种身份感及其相关思想脉络的根源，还需回到 1960年代，回到作家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红卫兵运动当中。

1948 年秋，张承志生于北京，父母建国前是济南地下党员，父亲早逝，家境贫寒，母亲以微薄收入抚养张承志和他的两个姐姐。1964 年，十六岁的张承志考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文革前的清华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升学率约为80%，大部分学生来自高知高干家庭，学校直属于清华大学，在拥有自主教育权的条件下推行了预科制度，由清华大学教师任教，提前学习大学课程，鼓励自学和创新，注重能力的培养。但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倡导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念培养接班人，清华附中的办学方式显然和毛思想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一定程度地体现为校方摇摆于精英教育理念下对高知子女的偏爱与政治风向中对高干子弟的娇惯之间。

有趣的是清华附中活跃的思想氛围又同校领导在教育改革上的开明、开放相关，对此红卫兵运动的亲历者之一，曾就读于清华附中的卜伟华有以下回忆：

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学习，有的人提出要在年内学完所有高中课程，有的人提前开始自学高等数学……我和我们班上一个同学向学校领导提出：数学课以自学为主，以老师辅导为辅，学校竟然也同意了，让我们在上数学课时自己到图书阅览室去自学……当时，《光明日报》上正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进行学习”的讨论。预 651 班在这个讨论中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本班教室后面的报栏里。1965 年 10 月 28 日，预 651 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半年多以前，清华附中预 651 班的这些中学生就已经在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讲话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并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张承志后来这样总结 1965 年学生中论争的焦点问题：“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革命的未来是否只能等于考试得到满分，预科制度是否为修正主义，以及学生本身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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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路的匡正：“为人民”与红卫兵理想的内在关联

在张承志的文学世界中，最完整地反映了从红卫兵运动到知青插队的小说是《金牧场》。这是迄今为止作家写下的最为纷乱、复杂的一部作品，张承志甚至不惜笔墨，为它写下了详尽的说明：

《金牧场》一书的结构是，用七十年代初的口吻描写一次知识青年和牧民的反抗的大迁徙，同时描写知识青年的种种。在这个部分里插入对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思考。全书的这一半，用表示蒙古草原的 M 为标号。另一半，是用八十年代的在国外求学的青年的口吻，描写了一个解读古文献的研究过程以及异国感受；同时插入对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的思考和对中国边疆的心情。书的这一半用表示日本的 J 为标号。书的两半两条线，始终并行着。

这样，两条线和其中的回忆独白，概括了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种种最重大的事件及其思考。内容涉及知识青年的插队、红卫兵运动的内省、青年走进社会底层的长征与历史上由工农红军实现的长征、信仰和边疆山河给人的教育、世界的不义和世界的正义、国家与革命、艺术与变形、理想主义与青春精神……。

的确，《金牧场》企图包涵的东西太过庞杂，近乎容纳了张承志当时全部的人生思索。但综观作家的创作历程却不难发现，写草原的知青岁月，《金牧场》的相关主题并未超越此前的《黑骏马》等篇章，写边疆、回族及宗教精神则没有超越此后的《心灵史》。相形之下，这部小说最值得引起重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写到了红卫兵串联途中的见闻，并与六十年代日本左翼学生运动形成呼应，尤其是多次呈现出群众革命中的暴力及作家对此的困惑与反思。在杨婷的概括中，《金牧场》对红卫兵串联和混乱的派系斗争的描写“充满了艰难、危险、武力、脏话、监狱、暴力和粘稠的复杂情感，既有骄傲、激动、兴奋，更多的却是真实的社会状况所带来的震惊、茫然与怀疑。与《红卫兵时代》对照起来看，这部分楷体字的内容（《金牧场》里所有关于红卫兵的内容全部以楷体出现）几乎就是一部张承志个人的红卫兵回忆录，虽然它毫不讲究时间顺序随思维跳跃而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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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张承志的规避与“荒芜英雄”的诞生........... 103

第一节 “快跑啊受伤的小黑马”：张承志的规避与转折...........103

第二节 “我背离了你但是我属于你”：“为人民”原则的内在分裂..........114

第四章 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心灵史》解读............ 136

第五章“荒芜英雄”的“抗战”：九十年代中期的毁誉褒贬.....................163

第一节“抗战文学”：张承志与“人文精神”讨论....................163

第六章 “文明内部的发言”：张承志后期创作的几个主题

自 1994 年初回国，张承志一面不断发表批判性极强的檄文，一面再次出发，迈出了游历与实践的脚步，翻阅从那时累积至今的十余册散文集寻踪索迹，不难发现，几乎每一年里他都有大半时间离开北京都市，或置身于三块大陆的黄土与青草之间，或踏足中国乃至世界广阔的水陆山川，与底层人民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并更深地阑入多种文明交叠的地带，在渐入暮年的人生阶段，为自己开辟出新的思想参照。因此，不同于许多同代作家的萎顿，自九十年代中期以降，张承志始以旺盛的创作力将游历、实践和阅读、学习的思考与心得辑入一本本散文和学术随笔当中，在喧嚣的出版市场为自己赢得生计来源和思想表达的空间。这部分文章历经十多年的积累，篇什繁多，种目驳杂，涉及到的诸领域早已超出文学研究所能把握的范畴，但条分缕析、追根溯源之后，却可见其中基本的原则与方法——立足于底层、弱者、第三世界的“文明内部的发言”。

第一节 水陆文章：边疆与中国

对张承志来说，内蒙草原是他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可以说，草原是养育了他一切特征的母亲，在游历四方的脚步中，草原始终是他的一个归宿地，也是散文创作中多次着墨关情的一方水土。如果能够幸运地早几年寻回散落的书稿，也许《牧人笔记》会在八十年代出版面世，这本篇幅上并不厚重的小册子缘于张承志 1983 年留日进修期间的学术见闻，他发现“当年在内蒙草原当牧人时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都被视为学问，而日本学者的专业研究又显得苍白可笑时，决定“随意地写一写培育了我的青春的牧人生活，显示一点生活教益和学院学究的对峙”。写作是在同日本友人轻松的闲谈、笔记中完成的，成书后便是日文版的《蒙古大草原游牧志》。1995 年，过去不被在意的中文原稿失而复得准备出版时，张承志对其中的年轻和单纯不乏自省，但斟酌再三他还是放弃了修改，决意保留当年放松、随意的笔触。对作家来说，重拾旧作所承载的更厚重的愿望是“强调哺育过我的文化的意义”，“对教育和改造过我的蒙古草原牧民们，宣布一个不变的感激，并缴上一份我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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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张承志：一个作为历史参照的时代人物

2012 年 9 月，当代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喧嚣一时，给寂静的文学界和紧盯商机的出版市场打了一剂让人亢奋的强心针，纠结几十年的诺奖情结终于得到纾解后，茶余饭后的话题变成了高额奖金要怎么花。张承志则再次显示了取道的不同，9 月 9 日，带着《心灵史》改定版收藏纪念本义卖所得的十万美元，他和同行的战友们踏上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将善款用“手递手”的方式送到加沙难民的手中。年底，由哲合忍耶教派出资印刷的十万册平装本《心灵史》改定版，以免费赠阅的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分发给读者。这部无缘于正规出版、也无缘于大小各类评奖的扛鼎之作，用这样的方式求得了同这个世界的结合。

在书的前言中，张承志写道：“我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这段饱含深情、创痛与不懈追寻的自述或可总结六十年代至今张承志所践行的人生与创作道路。1978 年初登文坛以来，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更迭变迁，张承志在每一个时代转折的延展中，都留下了内在于历史又极具个体独特性的足迹。他是“红卫兵”这一称谓的命名者和那场备受争议的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却拒绝以单纯的忏悔对此一带而过，而是背负着历史的重量，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坚守理想并匡正错误；他是新时期初崛起的第一代青年作家，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却从未以哀伤怨怼的笔调记叙无可挽回的青春，而是坚守“为人民”的创作原则，书写边疆底层生活带来的启示；他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率先踏足精英学府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新一代学者，却从未将知识困于书斋，而是让双脚迈入广袤贫瘠的西北大地深处，更及至东西方接壤的阿拉伯地域；他是早早疏离主流文学圈、毅然放弃公职的自由文人，却从未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标尺来丈量中国，而是对新帝国主义霸权在全球的蔓延有超前的警觉和疾呼；他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旗帜，却从未在理想溃散后的商业主义浪潮中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标举“抗战文学”；他是虚无主义全面降临时刻的信仰者，阑入伊斯兰教却从未画地为牢，将宗教版图视为终极，而是更深地描写中国，将批判的矛头和情感的归宿一并指向中国。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张承志是当之无愧的标志性人物，他用一支笔宣示着边疆底层的文化意义、被压迫者的人道正义和知识分子永不妥协的良知。

参考文献（略）